摘要：宋江是北宋時期真實的歷史人物。施耐庵在民間傳說的基礎上寫成《水滸傳》，把宋江演繹成“忠義”兩全、講“孝道”的英雄人物，一個理想式的道德楷模，但其結局卻是悲劇性的。《水滸傳》續書——俞萬春的《蕩寇志》則一反原著，把宋江刻畫成不忠不義的賊寇，自私自利的虛偽小人，給宋江安排被蕩除的結局。本文通過《水滸傳》和《蕩寇志》的比較，力圖從統觀歷史的角度和發展的觀點看待宋江性格變化，并從成書過程、時代背景、作者的文化觀念等方面，探索宋江性格的演變的原因。指出宋江形象無論在傳播過程還是讀者的接受上《水滸傳》都比《蕩寇志》都有著更強的廣泛性。

       關鍵詞：水滸傳；蕩寇志；宋江性格；演變
　　
　　黑格爾說:“每種藝術作品都屬于它的時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的環境,依存于特殊的歷史和其它的觀念和目的。”①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環境必然會對宋江這一文學形象造成不同的影響，所以在不同文學作品中的宋江個性也是迥然不同的。在《水滸》續書《蕩寇志》中，宋江性格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宋江性格發生變化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從成書過程來看
　　《水滸傳》的成書首先經歷了民間的集體創作，從北宋宣和年間宋江起事到《水滸傳》成書的元末明初，歷經宋、元、明三個朝代200余年。這段時間中，在民間已經出現了大量“水滸”的故事。在宋、元之間，僅僅通過各種文藝形式傳播水滸故事的，就有說話藝人的話本、文人的繪畫和詩歌等。到了元代，水滸故事不僅被說話藝人搬上講臺，而且也被劇作家和演員搬上舞臺。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水滸故事不斷豐富發展，英雄人物形象也更加鮮明突出。
　　特別是元代水滸戲，它對《水滸傳》的表現主題和塑造人物方面有著極大的貢獻。首先，第一次大規地把水滸故事搬上舞臺。元代水滸戲作品繁多，大約有三十余種，流傳至今的有六種。故事情節十分豐富。旨在頌揚水滸英雄的義氣和壯舉。其次，發展了人物形象。例如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康進之的《梁山泊黑旋風負荊》講的就是李逵的故事；李文蔚的《同樂院燕青博魚》講的是燕青；《魯智深喜賞黃花峪》寫的是魯智深；還有以武松為主要人物的，如《武松大報仇》、《折擔兒武松》等等。現存的六種元代水滸戲，共有十多個英雄人物出場，他們是宋江、吳用、李逵、燕青、魯智深、劉唐、史進、阮小五、關勝、徐寧、花榮、楊雄等。這些人物中李逵、魯智深、楊雄等形象比較有特色，尤其李逵最為突出。李逵不僅魯莽粗直、智勇雙全，而且蔑視封建社會秩序，敢于向不合的黑暗現實挑戰；魯智深被描寫的快人快語富有風趣；楊雄則是一個肝膽照人的英雄。宋江形象雖然不及李逵鮮明，但也對《水滸傳》的成書產生深遠影響。
　　這樣水滸故事不斷豐富起來。施耐庵吸收了民間口頭傳說、說書藝人和戲劇藝人的創造成果,根據他個人的生活體驗與感受,創作了《水滸傳》。所以經由施耐庵創作后的《水滸傳》不再是簡單現實生活材料復制，而是一種在集體創作的基礎上進行加工改造后的文學藝術上的真實。這種真實更具有感染力，更加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也最能夠體現作者對水滸英雄的贊揚之情。
　　而《蕩寇志》則是封建正統文人仿照《水滸傳》獨立創作成書。體現的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和作者俞萬春自己價值觀和封建道德標準。
　　二、從成書時代背景來看
　　《水滸傳》成書于元末明初。元朝施行的是不平等的種族制度。在科舉、社會地位上對漢族人、特別是南宋統治地區的漢族人“南人”實施歧視性政策。這種高壓得民族政策引起了漢民族的極大仇視，并最終引起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在各路義軍中，朱元璋最后推翻了元朝的統治，建立大明王朝。而《水滸傳》也正成書于這一時期，元末農民斗爭風起云涌，漢民族的民族情緒極其高漲。因此像宋江這種報效朝廷、抵御外敵、為君主分憂的忠君思想被廣為接受。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中所載龔圣與“宋江三十六贊”中云“不假稱王，而呼保義”。又《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一》說“忠訓、忠翊、成忠、保義郎，……為正九品”。保義乃是宋朝正九品的一個官位。我們且不論這官位大小，但以不稱王而呼“保義”，即使自己落草為寇作了山中的大王，也念念不忘過去朝廷對自己的恩澤——保義郎。從中我們便不難看出宋江的忠君思想。宋朝一直倍受外夷所擾，與遼、金、西夏小國戰爭的失敗，最終被蒙古所滅。這種欺辱史又使得一向自大的大漢民族在心里受到極大的打擊，漢民族希望擺脫這樣一個受外族統治和壓迫的一個局面。在當時候的社會背景下，這種帶有民族主義的忠君思想備受士大夫階層追捧，同時也為廣大勞動人民所認可。所以在這種集體意識之下創造的呼保義宋江，也必然會與生俱來的帶有一種忠于君主思想。
　　《蕩寇志》成書之前，士人對《水滸傳》及其核心人物宋江的非議就一直存在。明代嘉靖時的田汝成在《西湖游覽志余•卷二十五》中說:“……《水滸傳》宋江等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壞之報如此!”后來陳繼儒在《晚香堂小品》中也說:“《水滸》亂行肆中,故衣冠竊有猖狂之念。”大滌余人《刻忠義水滸傳緣起》中提到“人亂則盜賊繁興，文亂則邪說橫恣，識者有憂之。”
　　到了清代，思想文化統治都有強化。清統治者實行民族矛盾緩和政策，提倡滿漢一家。對封建文人一方面以科舉加以籠絡，另方面又實行“文字獄”禁錮他們的思想。曾經極度排斥外族統治的漢族人，也認可了滿清的統治地位，封建的忠君思想再次得到升。按照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犯上作亂者即為不忠不義。清金圣嘆評《水滸傳》中的宋江說“既是忠義，必不作強盜，既是強盜，必不是忠義。”清朝統治者還依靠文人宣傳封建忠君思想，鞏固自己的統治，實行精神奴化，以文助政，一些有利維護清朝統治者封建統治地位的文學作品便得到了認可，《蕩寇志》便在其列。經歷了康乾盛世，清朝的封建統治達到了頂峰，而《蕩寇志》成書于清道光年間，又正值清朝由全盛轉為敗落，各地匪患不斷。因此在俞萬春的《蕩寇志》中，宋江的這一人物從形象到性格都被進行了大量的翻改。
　　三、從作者文化觀念來看
　　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有這樣的記載“施耐庵生于元貞丙申，為至順辛未進士。曾官錢塘二載”在楊新的《故處士施工墓志銘》中也有同樣的記載。施耐庵曾幻想通過仕途來實現自己的價值。他參加科考試并中了進士，在錢塘為官。但元末統治階層嚴重腐化，元又實行民族歧視制度，施耐庵空有一腔為民為政的政治抱負卻難以實現，只能“以不合當道權貴，遺官歸里，閉門著述。”也有傳說說他曾參加過元朝末年的張士誠起義軍，和張士誠的部將卞元亨是好朋友。張士誠失敗后，他逃回興化，隱居著書。但不管怎么說，仕途曾經確實是施耐庵為自己人生設計的一條出路。但隨著自己理想抱負的破滅，施耐庵對世事的看法也產生了巨大的改變。他不再妄圖通過政治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志士不能展其所負，……遂閉門著書”。施耐庵的“不能展其所負”，與水滸中的宋江何其相似。梁山上聚集一百單八之眾，……皆非等閑之輩。眾人不但擁護愛戴這位宋江哥哥，甚至可以為其犧牲自己的生命。如說宋江無用人之能，必然不對。再看宋江帶領梁山好漢打的一番基業，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的故事。其軍事才能足可以彰顯。如此治國安邦的良將，居然最后仍為奸臣所害，實在叫人惋惜悲憤。可以說從宋江身上隨處可以見到施耐庵的影子。我們很難要求施耐庵能超越幾百年的歷史具有現代的思維方法，因此在宋江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愚忠以及宋江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命運就是必然的。但這其中我們仍能夠看到不畏強暴，不斷追尋自己人生價值的的反抗精神。
　　俞萬春出身于一個地方官吏的家庭，一生并沒有正式任官，科舉功名也不過是秀才，但卻長期追隨其父在廣東的任所，親身參與了對人民武裝反抗的鎮壓或者說對亂匪的平叛。因此俞萬春對匪患有著最直接的認識。加之受清朝的文化專制影響，“宋江為盜”這一類觀點被當時的知識分子廣為接受。在外受西方殖民侵略，內有匪患橫行的情形下，士大夫階層想要的是回到過去天朝上國的歷史狀態，懷念的是曾經的“康乾盛世”。而在對外無力斗爭的情況下，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內部矛盾的緩和上。宋江在這個時候便被不滿的文人提了出來。他們視農民的起義造反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本原因，把希望單純的寄托于統治者。因此一個具有反抗意識，具有“忠義”雙全形象的宋江是不被認可的。
　　正是這些原因造成了《蕩寇志》中宋江性格的變化。但人物形象的魅力與作品的傳播，不依作家的主觀意愿為轉移，《水滸傳》和《蕩寇志》，孰優孰劣，讀者自有評判。
　　注釋：
　　①黑格爾•美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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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俞萬春.《蕩寇志》[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3.朱一玄,劉毓忱.《水滸資料匯編》[M].北京：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
　　4.李修生,李真渝.《元雜劇論集》（下）[C]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
　　5.龔維英.簡析《水滸》兩種續書——《水滸后傳》和《蕩寇志》比較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
　　6.楊文勝.《蕩寇志》作者的道教思想[J].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