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今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大政府時代。隨著提供收入維持、醫療保健和住房的這種保障項目在二戰后的大量擴張，福利國家變成了所有發達工業民主國家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但是，盡管現代化福利國家的發展改良了市場的運作方式，70年代西方國家的滯漲現象和社會動蕩更加深刻的印證了一點，即私營經濟的健康發展與社會保障項目的政治地位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聯。因此自1970年代以來，在政治經濟的實踐和思考上隨處可見朝向新自由主義的急劇轉變。各國通過松綁、私有化、國家從社會供給領域中退出等手段進行了一系列以重新界定國家與個人責任、提高福利供給效率、收縮政府財政支出等為目的的社會福利緊縮改革。本文將以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對里根的改革進行分析。

　　關鍵詞：論文發表,新自由主義,福利國家,里根經濟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福利國家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制度在主要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迅速發展，并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二十世紀60、70年代，曾經是“守夜人型”、“法律和次序型”、甚至是“集權統治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似乎都轉而專注于社會福利生產和分配的制度，福利國家一時間成為了最流行的標簽。但是，從二十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西方主要福利國家相繼都陷入了困境。龐大的財政支出、官僚政治在福利供給的低效率以及公共權利對市場和個人選擇的干預使福利國家成為了一條“通往奴役之路”，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機，福利國家不得不根據新的形勢進行改革。與此同時，隨著凱恩斯主義破產，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復蘇形式，逐漸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主流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理論。以推崇市場原教旨主義，反對國家干預為特征的新自由主義對福利國家改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整個福利資本主義世界掀起了以新自由主義為特征的福利緊縮改革浪潮，一時間“拆散福利國家”成為了最流行的政治口號。

　　一、理論上的新自由主義國家

　　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中的地位是“力圖調動市場而非中央計劃來保護并促進國家利益”新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即認為通過一個以穩固的個人財產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為特點的制度框架，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能夠最大程度的促進人的幸福。國家的角色是創造并維持一種適合于此類實踐的制度框架，例如，國家確保貨幣的質量和信譽，建立國防維護內部治安。此外，在不存在市場的領域中(環境污染、醫療保健、技術研發等)如有必要，國家也要著手建立市場。政府在市場中干預程度必須被控制在最小限度。理論是，政府不可能獲得足夠的信息以預期市場信號，并且龐大的利益集團終也將為自己的利潤而扭曲和妨礙政府干預(特別是在民主制國家)。

　　然而，新自由主義化的進程帶來了巨大的“創造性毀滅”，不僅摧毀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戰了傳統的國家主權形式)，而且摧毀了勞動分工、福利供給、技術混合、再生產活動。新自由主義賦予市場交換的地位是：市場交換“本質上具有理性，能夠指導一切人類行為，代替所有先前的倫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中契約關系的重要性。新自由主義認為通過將市場交易的達成率和頻率最大化，社會公益就會隨之最大化，因此新自由主義者試圖把一切人類行為納入市場領域。個人企業與創業精神被看成是創新和財富創造的關鍵，不斷增長的生產力也會促進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據“所有船只都會隨潮起而高漲的”或“擴散效應”的假設，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國內和世界范圍)貧窮問題能夠通過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得到最好的解決。

　　二、新自由主義與里根經濟學

　　如同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孕育了“新政”，里根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停滯膨脹的產物。大危機決定了“新政”的主題，滯漲決定了里根經濟學的主題。從大危機到滯漲，“經濟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從新政到里根經濟學，一個新的美利堅即將起航。”里根提出的“80年代經濟增長與穩定戰略”其中包括五個互相聯系的部分：第一是把政府支出的增長控制在一個合理和審慎的水平上;第二是有秩序、有系統的減低個人所得稅，加速并簡化企業折舊，以消除對工作、儲蓄、投資和生產積極性的不利因素;第三是徹底檢查政府有關經濟的規章制度，并迅速加以改革，以鼓勵經濟增長;第四是建立穩定和健全貨幣政策;第五是推行一以貫之的國民經濟政策，絕不時常改變，以重建信心。里根強調凱恩斯主義用通貨膨脹去打擊失業，又用失業去打擊通貨膨脹，結果是這兩個敵人都不能被打倒，而一起向美國壓來。所以里根提出美國經濟到了轉折的關口，必須以新自由主義的辦法即減稅和提高生產率的辦法，打倒兩個敵人，徹底擺脫滯脹，讓美國經濟在新的基礎上重新運轉，使美國人恢復活力，從而實現“美國的重建”。因此里根提出了四個基本方面的經濟政策。

　　(一)減稅

　　首先全面降低個人所得稅率稅率。從1981年10月1日起開始減5%，1982和83年的7月1日再各減10%，3個月共減23%。全面降低所得稅率使高收入納稅人得到益處遠多于低收入納稅人。其次是減免企業稅，第一縮短固定資產折舊年限并簡化分類，由于折舊費計入生產成本，不屬于利潤，免繳利潤稅，所以加速折舊實際減輕了企業負擔。第二對企業投資給予納稅優惠，這種投資優惠可直接減少企業稅賦，大大降低企業固定資產成本。第三降低小公司的利潤稅率。1982年(財年)83、84年分別計劃減免372億、927億、1499億美元。

　　(二)削減預算支出

　　削減預算案包括：1982、83、84年分別削減352、460、514億美元。削減的內容主要是社會計劃支出，包括200個項目，觸及幾千萬美國人。里根更大膽的觸動社會安全網(Social Safety Net)，即包括退伍軍人福利、老年殘疾救濟等社會福利計劃。提出新聯邦主義(New Federalism)計劃把聯邦政府主辦的社會福利計劃交給州和地方政府管理。但是國防預算不削減，反而大大增加。

　　(三)撤銷、放寬管理企業的法令規章

　　里根向國會提出“經濟復興計劃”主張撤銷、放寬管理企業。美國政府管理企業生產經營的法令規章主要包括生產安全、就業平等、保護消費者等方面。里根對于每一項法令進行“成本―效益”比較分析，修改或廢除那些效益不抵成本的規章條例，同時還要求達到管理目標所需要的成本必須是最低的。 　　(四)控制貨幣供應量

　　由于美國貨幣主管機構擁有獨立制定政策的權力，里根只能要求聯邦儲備委員會實施與他的計劃協調一致的貨幣政策。以控制貨幣供應量代替控制利息率。實行以貨幣供給量為中間目標的新的貨幣政策后，美國貨幣供給量的增長率逐漸降低。

　　里根通過控制政府開支和貨幣供給量的增長，降低通貨膨脹率，為企業創造良好的投資和經營環境;通過削減個人所得稅和加速企業折舊為企業和個人提供改善經營和努力工作的動力;通過減少、調整和改革一系列有礙生產的規章條例，為企業和經營單位“松綁”，提供寬松和自由的市場活動和市場競爭的政策空間。里根經濟學反對國家干預，因為在它看來，國家在許多領域對市場經濟和私人企業的干預是如此之多、之細，以至于非但沒有促進經濟的發展呢，反而妨害甚至削弱了市場經濟和私人企業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應有的地位和作用。里根經濟學反對過分的國家干預，是為了從根本上、即從質和量兩方面調整國家干預的方向、內容、規模、范圍和形式，使之更有利于市場經濟和私人企業的發展。里根經濟學要以它認為行之有效的國家干預，來取代在它看來已經被實踐證明是無效甚至有害的國家干預。總之，里根經濟學是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基礎上的，能夠增強企業活力，擺脫停滯膨脹。里根經濟學反對國家干預的實質，不在于要不要國家干預而是要怎樣干預。

　　因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里根經濟學并未拋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而倒退到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時代。但是盡管里根經濟學保留或沿用了“新政”和凱恩斯主義的某些未過時的理論，但是，里根經濟學是對“新政”和凱恩斯主義的根本否定。這標志著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轉折。主要表現在以下十個方面。

　　第一，從刺激需求轉向刺激供給，即從刺激消費轉向刺激生產，從抑制儲蓄轉向鼓勵儲蓄;第二，從以充分就業為主要戰略轉向以消除通貨膨脹為主要戰略目標;第三，從鼓吹“大政府”轉向倡導“小政府”調整和減少政府干預;第四，從謀求平等轉向追求效率，即從追求“收入平等”(處境平等)轉向追求“機會平等”;第五，從強調平均稅率轉向強調邊際稅率。前者認為稅收是通過改變可支配收入進而改變總需求來影響經濟。后者認為稅收是通過改變對工作、儲蓄、投資和承擔風險的刺激，進而改變總供給來影響經濟的;第六，從以利息率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轉向以貨幣供應量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第七，從單向型的運用宏觀經濟政策(表現為倚重財政政策)轉向宏觀經濟政策的復合搭配(表現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松緊搭配);第八，從赤字財政政策轉向預算平衡政策;第九，從更多強調政府的宏觀管理轉向更多強調企業的微觀活力;第十，從主要依靠聯邦財政赤字轉換為通貨膨脹和內債來刺激經濟。轉向更多依靠吸引和利用外資(外債)來刺激經濟，即：通過外資來彌補緊縮貨幣供應量而引起的國內資金不足，以及防止經濟萎縮而急劇膨脹起來的聯邦赤字，從而不使之轉換為通貨膨脹以及過多的內債。

　　綜合以上十點，可以得出里根經濟學是依靠供給學派、貨幣學派等新自由主義理論對“新政”和凱恩斯主義的最主要和最根本性的革命。

　　三、新自由主義和拆散福利國家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復蘇形式，逐漸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主流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理論。整個福利資本主義世界掀起了以新自由主義為特征的福利緊縮改革浪潮，一時間“拆散福利國家”成為了最流行的政治口號。里根總統上臺之后面臨著經濟、政治、社會壓力的相互交融，這些壓力對戰后的凱恩斯策略構成了挑戰。因此，在立志于改革政府和維持既定的制度、組織和政策模式之間出現了混亂，使得美國國內出現了達十年的混亂。但是在這種混亂當中福利國家依然是一個相對平靜的領域。

　　大多數研究聚焦與保守黨任何福利國家支持者之間的在個別社會項目問題的政治斗爭上。但是，里根經濟學中項目緊縮的動力機制揭示了制度設置、利益群體的影響、更寬泛的預算和政治氣候的重要性。本文認為，評價保守主義政府對福利國家的影響需要采取更加寬泛的參考架構，即制度緊縮一般不會對福利國家所具有的相對彈性構成挑戰。要對這些結果做出詳細的解釋，需要對美國政府進行更為切近的分析：里根政府在財政收入政策的和里根政府在實現制度改革方面的總體無能。這兩個結果對評價福利國家當前環境具有特別的啟示。

　　(一)停止資助策略的政治基礎

　　里根政府的稅收政策是其最主要的政策成就，根本的改變了聯邦政府長遠的財政地位。在社會政策的大多數領域中，美國政府盡可能的尋求支出縮減，力圖通過限制政府干預和恢復市場中的動力機制來加強私營經濟。 “供應方”經濟顧問把稅收削減而非貨幣穩定性或者預算平衡視為經濟成功的關鍵。真正的“供應方”指出稅收削減不需要增加赤字。他們認為消除沉重的稅收負擔將會釋放國庫收入實際增加的企業能量。這些政策的實際結果出現了收入和支出之間的過分懸殊，而這些懸殊會限制政府在可見未來的政策選擇。里根政府的收入政策應該與其經濟優先秩序聯系在一起考慮。正如彼得・霍爾指出要獲得政治實效，經濟觀念必須經受住經濟、政治和行政生存能力的考驗。所以，我們又回到了政府運作的具體環境當中來了。在停止資助福利國家這個策略當中，里根政府明顯受益于美國政治所特有的責任分散化。只要赤字不過低或過高，減少赤字的責任就被分散到整個聯邦政府。里根在分散責任、把巨大的赤字歸咎于國會方面大獲成功。

　　(二)保守主義改革議程的矛盾

　　里根政府缺乏停止資助福利國家的努力，也缺少更為全面的制度型緊縮的廣泛實例，突顯了80年代保守主義復蘇的一個重要的和極少被提及的方面：決策者面臨在競爭性改革優先事項中進行的壓力。里根政府大刀闊斧的重新塑造政治格局的改革努力對福利國家產生了一種令人驚訝的復雜影響。在有些情況下，其他的政策與緊縮目標良好契合。但是，政府常常被迫確立優先秩序。福利國家緊縮不如通常設想的那樣匹配的切合在寬泛的保守主義議程之中。結果是，里根讓福利國家處于一個比人們原先預想得更健康的環境中。 　　對保守主義治理的論述來說，福利國家緊縮的目標是在一種更偏向市場經濟導向的形式重新塑造混合經濟的總體戰略的一個內在部分。從某些方面來看，這的確存在良好的契合。

　　盡管如此，里根的政治歷程還是展現了推進福利國家緊縮與保守主義的關鍵目標相互沖突的幾個事例。其中最重要的事例，就是稅收問題。里根政府通過減少國家收入，本來可以給福利國家的發展施加沉重的壓力。然而急劇的稅收削減與里根議程的其他方面相互沖突，即為了抵御通貨膨脹和減少工會力量而推行緊縮的貨幣政策。當政府被迫削減稅收和降低公共部門借貸之間選擇時，政府選擇了后者。政府確實試圖轉移公眾對稅收政策的抗議，主要是通過把明顯的稅收轉向不太明顯的稅收來源。這種轉變是通過政治上的可持續稅收等級來實現的，從長遠上看有助于福利國家的發展。

　　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的沖突為相互矛盾的政策提供了第二個案例。緊縮將要求權力的分散化，以便促進地方司法部門之間的財政競爭，這會對支出施加強有力的向下壓力。里根政府在許多社會政策提案當中直接選擇了這種過程。

　　強調這些目標的相互沖突，因為人們普遍認為，緊縮是一個邏輯連貫的保守主義工程的一部分。雖然除了再選這個明顯目標以外，保守黨人已經清晰闡明了他們的政策目標――更多依靠市場的力量，減少政府支出，削弱“再分配聯盟”，保守主義議程的許多方面只能通過其他方面的代價來實現。這些目標中的交替換位壓力使得福利國家不像原來那樣容易受到損害。

　　四、里根經濟學啟示錄

　　(一)國家干預適應于市場

　　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國家干預似乎都不再是一個好詞。西方的保守派亦或是東方的改革派，都主張重新擴大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作用，讓競爭這只無形之手來導致繁榮。實際上，當代經濟發展根本不可能離開宏觀調控，而宏觀調控又不能不意味著國家干預，因而當代的問題不是也不可能是取消國家干預，而是國家怎么干預、干預到什么程度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里根經濟學從一定意義上說是對國家干預和市場競爭的作用機制的一種調整和重新選擇――既不是過度干預，也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而是適度的國家干預與充分的市場競爭在當代形態下的組合或融合。

　　在變革時期，矯枉總是必須過正的，但“過”了之后總還是要退回來的。對于席卷全球的非國有化問題，應該說這是對長期以來國家干預過多、過細的一種直接的和過分的反動;但是非國有化之后，人們清醒意識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做到完全非國有化，即國有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是難以逆轉的事實。無疑，解決經濟的發展活力問題不僅是靠非國有化所能實現的;問題的根本還是在于國家干預的方向、內容、規模、范圍、手段和程度。

　　(二)改革是一種踉蹌學步的事物

　　與其說改革是一門科學毋寧說其多半是一門藝術。要求改革等什么條件都準備好，不允許“摸著石頭過河”這實際是取消改革。“任何一種文明的試金石都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運用聰明才智來解決它本身的發展所造的問題”因此，在主觀自然可以而且應當要求改革者慎而又慎的選擇和捕捉改革的每一個方案和時機，但在客觀上改革不可能絕對不出一點紕漏，即不要驚慌失措也不要怨天尤人。

　　(三)經濟體制改革

　　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都在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革。事實證明，任何經濟改革，一靠政策，二靠經濟機制;而不解決經濟機制的問題，改革必將走不遠，或者走出了會再退回來。里根經濟學成功之處，不僅在于一整套的經濟政策;更為重要的，在于里根經濟學所形成的以高利率作為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與緊縮的貨幣政策同步策應的支撐點和平衡點的新的經濟機制。顯然，改革不能主要依賴政策，政策總是會變的，政策多少年不變反而是不正常的，因為制定政策所依據的客觀現實總是會變的。退一步講，即使政策不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在所難免、順理成章;因而長期的說，政策在改革中的作用總是有限的，關鍵要形成新的經濟機制――這才是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和長遠性的工作。

　　(四)改革不是全盤否定過去

　　改革總是意味著對現有體制的一種程度不同的否定，因而改革不得不重新面臨新體制模式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本文認為，不應讓人們形成這樣一種印象：凡改革，就是創新，拋棄舊的，尋找新的，即“革故鼎新”。改革應該是兩個層次：一是創新，二是繼承。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改革固然要創新，但改革不能“喜新厭舊”。改革既要創造新的、原來沒有的東西，也要保留、繼承或者重新回到過去的好的體制和做法上去。有時候，走錯了路，退回去才是真正的前進。這并不簡單的是倒退的問題，而是一種新條件下的否定之否定。總之，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該進則進，該退則退;有時候，以退為進可能是更有效和更明智的改革策略。作為改革的設計者和決策者，領導者能夠抵御學者和理論家們經常標新立異的誘惑;不要怕被說成是“保守者”――有時候，保守一些比激進主義和浪漫主義可能更有益于改革健康和穩定的發展。在這方面，里根及里根經濟學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參考文獻：

　　[1][日]教育社編著.里根政權[M].新華出版社，1981

　　[2][美]德懷特・L.杜蒙德.現代美國：1896-1946[j].商務印書館，1984年

　　[3]章嘉琳.供給學派[M].經濟科學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