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緊張論析》(《求實》2012年第5期)一文中，筆者從社會屬性、出身和地位三個方面論述了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緊張及這種緊張對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狀態和發展趨勢的影響。文章發表一年多以來，筆者繼續深入思考，認為基本經濟制度所規定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在意識形態屬性、價值目標和國家治理要求上的緊張同樣存在，且與前文所論述的兩者在社會屬性、出身和地位上的緊張有著必然的聯系。

　　內容摘要：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意識形態屬性、價值關系和國家治理的要求上存在內在的緊張。意識形態屬性上，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所有制形式，非公有制經濟則是非社會主義性質的所有制形式;價值關系上，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非公有制主要是實現個體的經濟私利;國家治理上，公有制經濟偏好固化甚至強化現行狀態的行政權力，非公有制經濟要求弱化現行狀態的行政權力。

　　關鍵詞：論文表,緊張,意識形態,價值目標,國家治理

　　意識形態屬性上的緊張：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

　　何謂意識形態?“社會意識形態的本質是人們的社會價值觀念體系，即由人們的社會地位、主要是經濟地位及利益所決定的反映人們的社會價值取向和歷史選擇特征的思想體系”，“在有階級的情況下，社會意識形態總是有階級性的，總是一定階級、階層的意識形態或思想體系”。作為對無產階級社會地位、經濟地位及利益的直接反映，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在社會價值取向的多個層面顛覆了人類幾千年的傳統價值。表現在所有制上，就是明確規定公有制是資本主義替代社會的不二選擇。之所以如此，其基本理據在于私有制是階級剝削和階級斗爭的根源。當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宣布“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時，所蘊涵的另一個論題就是至今一切社會都是私有制的社會。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中，階級斗爭的歷史作用被肯定為積極性的、推動歷史前進的，但并沒有對此絕對化(前述歷史作用只限于階級社會)。因為，人類社會最后一次階級斗爭將消滅一切私有制，“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階級斗爭帶來的社會災難和社會停滯不過是陣痛而已。之后，在公有制的條件下，通過奴役一部分人、犧牲一部分人的自由發展去滿足另一部分人自由發展的社會將不再出現。可見，公有制一開始即作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存在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家的大腦及其經典著作當中。無產階級作為社會歷史的主體，一直被社會主義思想家賦予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一思想體系的實踐者角色。對無產階級而言，其社會價值觀念體系在它們的階級意識本身被意識到之前，似已先驗地存在。經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公有制終被物化為活生生的經濟生活現實并被制度化，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制度。前蘇聯如此，三大改造后的中國亦如此。1978年至今，我國現實經濟生活發生了與社會主義經典思想家預設藍圖不一樣的變化，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仍然強調“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并多次強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將它與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直接等同。

　　從社會屬性上看，非公有制經濟屬于社會存在的范疇。這已為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所論證。根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盡管非公有制的觀念是物質生產自然發展的客觀結果，卻還是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及其繼承人賦予非馬克思主義和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標簽。而且這種標簽完全可以脫離其經濟基礎，似無根幽靈般漂浮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空間中。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經驗證明，運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機器，在短短的時間內變私有制為公有制，不是一個艱難的任務。但所有制形式的改變易，觀念的脫胎換骨難。尤其是所有制的改變并沒有帶來預期的社會效果，針對觀念的改造、強化或固化就是必然。這就可以解釋前蘇聯在農業集體化后，我國在1956年三大改造后，為什么政治運動還會此伏彼起。所有運用物質武器的運動根子上都是為了改造或滌除精神上的非社會主義成分。如果精神上的改造無法成功，甚至可以給予肉體的消滅。其簡單的邏輯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但歷史的吊詭是，“兩個必然”被證明還只能是一個遙遠的夢。激情之后，茫然之中，人們發掘出了“兩個決不會”。在馬克思寫于100多年前的幾十個字面前，人們終于冷靜下來，對公有制的極端迷信終于降溫，在意識上也承認了非公有制經濟作為一種社會存在還有相當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可是，意識上的承認只是對客觀的無可奈何甚或屈從，絕非意識形態上的接受或認可。“把非公有制經濟納入到基本經濟制度之中，是因為他們同作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一樣，也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因此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容，而不是因為他們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非公有制經濟非社會主義性質的緊箍咒并沒有解除。

　　公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與非公有制經濟的非社會主義性質的截然二分共存于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當中，并被寫入憲法和黨章。究其中因緣，卻大相徑庭。公有制經濟在所有制形式上的社會主義性質是社會主義成為制度現實之前的先驗式存在，社會主義成為現實后，先驗式的理論變成了經濟層面的社會現實。這是觀念上層建筑通過政治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直接操作。非公有制經濟非社會主義性質的被定位表面看是基于其所有制形式，其實更在于其分配的實質內容和結果。歷史上，我們對公有制只追求形式，忽視其分配的結果和效果;對非公有制，我們因看到其分配的結果和內容，從而否定其形式。如此定性顯然出于思維上的意識形態慣性。從理論上而言，定性不同的兩種所有制共存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本身就還是一個帶有濃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色彩的范疇，在這個范疇內，如何有效控制非公有制經濟的負能量和反作用力，決定著基本經濟制度本身的社會主義性質，并最終拷問國家和政權的性質。但在政策措施的實際操作層面，卻存在與理論推演不一樣的、諸多難以預測的因素和變化。這些年來沸沸揚揚的所謂“國退民進”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與民爭利，因為從理論上講，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恰恰是國企，而不是民企。關鍵的問題是，在基本經濟制度的框架內，對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性質上給予不同定性，無疑為公有制經濟的進退提供了最可靠的制度保障和理論依據。而對非公有制經濟而言，具體經營活動的弱勢還不是它們心底深處的憂慮，真正的憂慮恐怕是來自意識形態上的“非我族類”的歧視和排斥。 　　價值關系上的緊張：制度根基與個體的經濟私利

　　價值關系也稱意義關系，是指現實的人同滿足其某種需要的客體的屬性之間的一種關系。在此意義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作為價值客體，其價值主體在理論上皆可推演為現實的人。但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語境中，盡管現實的人的哲學性沒有被公開否定，卻已被隱藏起來。哲學性被現實化為、凸顯為政治性，現實性的人也被“人民”所替代。此后，在馬克思主義的文本中，“人民”與階級、國家、政黨等一起組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話語體系。無數個具體的現實人的需要最終被人民的集體需要替代，一個嶄新的價值主體產生了。當私有制被論證為一切剝削和壓迫的根源，被釘上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標簽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及其理論家和領袖以一種不言而喻的邏輯選擇了公有制作為人民滿足自身需要的制度客體。如果說私有制被貼上剝削根源的標簽，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資本主義生產實際情況進行理論上的邏輯論證得出的結果，表征的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那么公有制則僅是這個邏輯終點上的一個驚險的跳躍，落下來，就奠定了一種迥異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新制度的根基。以這個根基為根，在其上生長出整個社會制度和體制體系，反映和服務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于是，一種新型的價值關系確立了。究其緣由，作出如此選擇的邏輯并不復雜。一是私有制被否定后，只能選擇公有制，因為歷史和現實都無法給出第三種選擇，如果不選擇，理論也就失去了歸宿，沒有歸宿的理論自然也就沒有信仰者。二是經典理論的直接目的是消滅人對人的剝削，這是典型的意識形態命題和任務，蘊涵的另一層含義是，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首先在道義上天然勝過存在剝削和壓迫的社會，而且也是人民能夠接受和認同的社會。三是物質生產方面，整個社會將變成巨大的“辛迪加”。人民中的每一個分子將會積極發揮自己的國家主人翁精神，把自己主觀上的積極性和體力、智力都發揮到淋漓盡致。這是國家和政權對人民道德素質的高度信賴。這一在理論上完美無缺的價值關系是否能變成真實的實踐關系，實踐已給出了回答。

　　“文革”結束，面對現實社會主義與理想社會主義的巨大落差，執政黨領導人的痛感神經受到了劇烈的刺激，這樣的刺激不是來自抽象理論的蒼白或非難，而是來自一個個具體生命的悲涼和苦難。小崗村民為擺脫苦難的冒天下之大不韙，與黨的領導人“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思考上下結合，使社會主義首先在農村立于堅實的物質基礎之上，而擺脫了虛無的理想化。從小崗村的經驗被上升到國家的體制層面，到非公經濟由公有制經濟的補充被認可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再到修憲明確規定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承認了人的逐利性及人作為經濟動物優先于政治動物的亙古定律;承認了市場是人們竟相逐利的合理場所，市場交換是迄今為止人們實現其經濟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并且從上層建筑的層面給予非公經濟以制度承認和法律保護。對人首先是經濟人的社會屬性的意識形態認同，以及為人的這種社會屬性的實現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使黨的執政獲得了新的合法性。我們甚至認為，中國能避免類似于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那樣的悲劇，正是“因為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特別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對改革開放，人民是擁護的，人民看到中國是大有希望的”。“人民現在為什么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由此可見，得益于30多年來非公有制經濟對個體價值的實現，從而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低潮時期，中國最終確保了自身制度價值的穩定。

　　但一定時期內個體價值的總和對制度價值的確保不是一勞永逸的。這既在于個體的需要是變動不居的，使一定程度個體價值的實現對制度價值的正能量在邊際效用上只能逐漸遞減;也在于我們的改革還遠未完成，諸多體制本身存在問題，不同程度地阻擾個體價值的進一步實現。所以，個體價值與制度價值的良性互動，依賴于體制的完善性、完善后的穩定性、僵化后的自我修補性。觀照基本經濟制度所規定的兩種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確立，其終極價值是確保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其旨歸則為確保個體價值的實現。可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有制經濟對個體價值的實現有何能直接感受到的作用呢?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公有制經濟無法避免“公地悲劇”的出現，也就使個體價值消弭于無形之中。而今，公有制經濟憑借獨一無二的優勢，不但避免了悲劇重演，而且成就了一幕又一幕的喜劇。問題的關鍵是，這一幕又一幕的喜劇如何去關懷個體價值的實現?如果“公地喜劇”不但無法促進個體價值的實現，反而使人們在個體價值的實現上存在被壓制感、被剝奪感，這樣的“公地喜劇”對制度價值實現的作用又該如何去回答?不能否認，一切制度價值的實現，最后都必須歸依于公民個體價值的實現。當“公地喜劇”背離了公民個體價值的方向，其實現制度價值的初衷又焉能保證?

　　國家治理要求上的緊張：行政權力的固化、強化與弱化

　　公有制經濟是行政理性自覺設計的結果。它因行政權力而生，也因行政權力而存、而榮。計劃經濟時代，公有制經濟是行政權力的附屬物，盡管是經濟資源的生產者，但有限的經濟資源也不是由自己支配。而由于信息的封閉、不暢通和激勵的缺失導致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低，更使公有制經濟成為行政權力的沉重包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與其他市場主體相比，它繼續享有其他市場主體所沒有的行政支持優勢或由行政權力衍生的其他優勢，并將這種獨一無二的優勢在廣闊的市場上兌換成巨大的經濟利益。通過壟斷資源和經營，公有制經濟不僅實現了自身的“公地喜劇”，而且為行政權力的運行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經濟支撐。行政權力和公有制經濟實現了相互間政治、經濟利益的互惠和互換。這種雙贏的局面，使公有制經濟對行政權力有著現實性的喜愛和依戀。加上與行政權力與生俱來的特殊關系，在國家治理層面，公有制經濟對目前自身與行政權力的關系有著固化的特殊要求，即行政權力保證其在資源、能源、信息、經營等方面的特許權或獨占權。可見，固化或強化行政權力不僅來自公有制經濟誕生以來的慣性，也是巨大的經濟利益使然。另一方面，公有制經濟通過稅收、利潤等形式為行政權力提供巨量的財政收入，使行政權力固化、強化公有制經濟現行狀態的愿望也十分強烈。這種自產型的財政體制使行政權力能夠不完全倚賴或不用過多倚賴公民稅收就能正常運行，“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國家還是人民都容易形成一種自產國家獨有的‘財政幻覺’，即‘國家養人民’”。從而弱化了行政權力對納稅人意見、要求和權利的重視與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民意識的養成和公民社會的培育，延緩而不是促進了國家治理尤其是市場經濟治理走向法治、善治的歷史進程。 　　非公有制經濟是市場自發發展的結果。非公有制經濟與生俱來的逐利性決定了市場經濟的本質必然是法治經濟。缺乏法治，市場必將陷入無序，其表征就是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盛行，人人陷入自危境地，最終窒息社會發展的生機和活力。市場失序，不僅是市場的災難，而且是涵蓋政治、經濟、文化在內的全面性社會災難。只有法治才能營造一個普遍范圍的良好市場環境，它不僅約束微觀市場行為主體的經濟行為，而且對來自市場外的無理干預進行排斥和限制。法治經濟，是市場經濟形成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用以約束彼此和限制市場外行政力量干預市場的唯一有效武器。市場發育的程度與法治程度成正相關關系。因此，在國家治理層面，非公有制經濟宏觀上要求國家權力能供給良性的法制環境和治理環境，微觀上要求國家權力對具體行政行為能施以有效的約束。這樣的要求，一是來自對國家責任的認識;二是來自非公有制經濟自身的納稅人意識。納稅人意識一旦形成，納稅人權利也必然蘇醒。納稅人意識、權利與國家權力良性互動，才能催生真正的法治。兩者的良性互動不能僅依靠國家權力對納稅人在法制、政策、方針層面的認可、保證和尊重，更依賴于納稅人對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務的知情、參與與決策介入，也就是納稅人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的覺醒和民主習慣的養成。由其切身的經濟利益所決定，由小及大，漸進地推動和實現國家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非公有制經濟力量的壯大，納稅人權利意識也已經逐步蘇醒，理性的權利主張也開始通過各種途徑提出，這股來自以非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權利主張潮流在推動國家治理走向法治化的進程中已經發揮了矚目的作用，并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國家治理層面的相異要求，正是我國現階段進一步深化改革的焦點、難點。受益于行政權力，公有制經濟在市場上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受損于行政權力，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空間、發展能力、發展資源無端受限。一益一損，決定了兩種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對行政權力的態度迥異，及對國家治理要求中民主與法治的走向、程度也有所不同，從而產生國家治理層面的緊張。但嚴格說來，這種緊張不會發展到使整個基本經濟制度受到制度層面的質疑或否定。在制度層面，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制度成果，否定公有制，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正當性蕩然無存。非公有制經濟是1978年以來30多年改革開放積淀下來的寶貴成果，否定非公有制，當代中國改革開放有可能回到原點，甚至有可能從原點倒退回去，重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老路。因此，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根本道路上是一致的。兩者在國家治理層面的緊張集中凸現于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和行政權力與市場的關系界定。對天然具有自我膨脹欲望的行政權力而言，能有效界定其與市場關系、規范其行為的只能是法治，而民主又是法治的前提。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國家治理層面的緊張最后歸結為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的的完善程度，具體表現為公共決策過程中公民的角色、作用及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的角色、作用的法制規范和執行。

　　結論

　　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意識形態屬性上、價值目標上、國家治理要求上內在緊張的產生和形成，在認識論的層面，相互間有著嚴密的邏輯關系。由于意識形態屬性的定位不同，基于意識形態之上的價值判斷必然有所不同，從而致使以價值目標為導向的具體治理要求出現差異。對認識上邏輯關系的變化或中斷，無法預先設定一個必然性的邏輯進程或歷史進程。邏輯鏈條上任何一個環節的變化，都有可能導致認識上邏輯關系的變化、中斷、甚至顛覆。意識形態層面的思想解放，價值目標上的重新判斷，國家治理要求上的此消彼長，皆有可能使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整體性、結構性的內在緊張緩解或逐漸解構。

　　1.肖前，李秀林，汪水祥.歷史唯物主義原理[M].人民出版社，1991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鄧小平文選(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