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在國際比較視野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威脅著經濟的持續(xù)增長，中國還沒有建立持續(xù)經濟增長的產權結構和社會結構。借鑒國際經驗教訓，中國經濟社會必須進行巨大的經濟利益調整。

　　關鍵詞：cn號的刊物發(fā)表論文,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國際比較

　　中國經濟增長績效

　　著名經濟史學家?guī)炱澞��?Simon Kuznets，1966)曾經指出，經濟增長是一種相對“現代”的現象，在人類社會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顯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只是例外而不是常 規(guī)，持續(xù)的經濟增長只是在英國工業(yè)革命之后才出現的。同樣的概括也適用于中國的歷史。自秦漢以來，中國一直是一個以農業(yè)為主的集權官僚制社會。集權官僚社 會是處于封建社會之后、資本主義之前的獨特社會形態(tài)，西歐社會在封建農奴制度解體以后有短暫的表現形態(tài)，但是這種社會形態(tài)主要存在于中國，從秦漢到滿清長 達2000多年。國內主流歷史學家將秦漢到滿清歷史稱為“封建社會”，這種界定是不準確的，“封建”即“封國土，建諸侯”，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廢諸侯、立郡 縣的時候，“封建”社會已經結束。在集權官僚制度下，中國很早就達到了農業(yè)社會的極點，在一千多年的時間里領先于世界。但是集權官僚制度是一種結構僵化的 制度，不能實現經濟的持續(xù)增長，中國古代社會經濟以大概300年為周期在繁榮與毀滅之間反復輪回，從長期來看整個社會是處于停滯狀態(tài)的。從鴉片戰(zhàn)爭到新中 國成立的100年中，中國遭受了大大小小的資本主義強國的侵略，戰(zhàn)爭不斷，社會動蕩不息，完全沒有經濟增長所必需的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和獨立自主的政治條件， 中國經濟處于持續(xù)的衰退之中，人民生活在死亡的邊緣。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取得政治和經濟的獨立，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道路。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 國經濟高速增長，社會事業(yè)蓬勃發(fā)展，中國成功實現了“起飛”進入了高速發(fā)展時期，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進。

　　1978年以來中國不斷深化市場化改革，積極引進外資，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國民經濟取得了高速增長。按照可比價格計算，2013年中國的國內生 產總值總量是1978年的26 倍，年均增長9.8%;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1978年的18倍，年均增長8.7%。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的資料顯示：1978-2013年，美國的GDP增 長率是2.8%、日本是2.3%、英國為2.3%。即使是以高速增長而聞名于世的新興工業(yè)化國家與中國相比也相形見絀，它們的GDP年增長率分別是：巴西 為2.9%、菲律賓3.4%、韓國6.0%、泰國5.6%、馬來西亞6.1%、新加坡6.9%、印度尼西亞5.1%。與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印度相 比，1980年印度人均GDP是中國的1.4倍，而到了2013年中國人均GDP是印度的4.2倍。

　　也許有些人認為這些數據很枯燥，沒有什么意義，但是如果我們理解了經濟“倍增規(guī)律”之后，我們可以對經濟增長速度的現實意義擁有更真切的認識。 不同國家之間經濟增長率差別也許很小，但是經過很長一段時期以后，就可能造成停滯與繁榮之間的巨大差別。按照“倍增時間”(doubling time)計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3%的國家，其經濟增長一倍需要24年的時間，一代人的時間(25年)兒子的生活水平可能比父親高一倍;但是 對于經濟增長只有2%的國家來說，收入翻一番則需要36年，即一代半的時間，兒子的收入水平僅比父親高64%。如果中國的人均GDP可以保持8%的增長速 度，那么人均GDP在9年之內就可以翻一番，兒子的收入就可以達到父親的6.8倍。可見，在過去的35年中，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僅遠遠高于發(fā)達國家，也高 于新型工業(yè)化國家，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之快，持續(xù)時間之長，在世界經濟史上恐怕只有新加坡與之媲美。

　　中國經濟增長的同時，居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改革前中國經濟以國民福利為代價，實行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雖然取得了一定的增長速度，但是居民 收入卻沒有相應提高，居民生活沒有得到相應的改善。 1957-1977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3.6%，但是，城鎮(zhèn)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年均增長率只有0.5%，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 2.3%。從生活水平來看，城鎮(zhèn)居民維持在溫飽水平，而農村居民則處于半饑餓的邊緣。改革后隨著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斷提高，城 鄉(xiāng)居民收入也快速增長。雖然目前中國農民收入較低，城鄉(xiāng)居民之間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城鄉(xiāng)居民收入還是有了較高的增長速度。

　　經濟改革以后，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另一個重大轉變是經濟開放。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改變了以前的進口替代工業(yè)化模式，走上了出口導向的工 業(yè)化道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lián)系越來越密切，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在貿易方面，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到了2013 年41600億美元，增長了202倍，年均增長16%，占世界貿易額的比例從不足1%，提高到了12%，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2005年中國出口額 22096億美元，進口額19504億美元，貿易盈余2592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成為東亞地區(qū)經濟增長、貿易增長的重要來源，這有力地促進了該地區(qū)的經 濟增長。據統(tǒng)計，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和中國臺灣，從1990―2002年對中國的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其中日本提高了7.5個百分點、 韓國提高了13.7 個百分點、泰國提高了4個百分點、馬來西亞提高了3.5個百分點、中國臺灣提高了7.6個百分點。中國市場已經成為本地區(qū)增長最快、最活躍的市場，中國的 迅速崛起對中亞地區(qū)產生了正的外部效應，拉動了其他相關國家和地區(qū)經濟增長。在資本流動方面，隨著中國市場容量的擴張和投資環(huán)境改善，中國成為外商直接投 資的首選目的地。2013年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176億美元，連續(xù)幾年居世界首位。1983-2013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3919億美元。 雖然這些外資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qū)，沿海地區(qū)得益多于內陸地區(qū)，但是FDI對提升了中國整體的經濟增長績效仍然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中國的貧困人口大規(guī)模地減少，這是改革以來中國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居民收入大幅度 提高，居民生活不斷改善，貧困人口大幅度下降。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中國廣袤的農村地區(qū)分布著2.5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極端貧困人口，占當時農村 總人口的30.7%。但到2003年底，中國農村極端貧困人口已減至2900萬人，農村貧困發(fā)生率下降到了3.1%。即使根據世行每人每日消費支出不足1 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中國貧困人口數量也已從1990年的4.9億人，下降到2000年的2.04億人，貧困人口比例從1980年的51%大幅下降為 2000年的16%。按照中國最新貧苦標準即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計算，2013年農村貧困人口為8249萬人。如果不包括中國減 少貧困人口數的話，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發(fā)展中國家貧困人口絕對數量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據世界銀行估計，在1987-1998年全世界的貧困人口數減 少了800萬，而中國以外的貧困人口數目卻增加了8200萬。 中國這樣快速大規(guī)模地減少貧困人口在世界經濟史上是十分罕見的。雖然中國西部農村居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艱難，但是大批農民擺脫貧困實現了溫飽，這也是不爭的 事實。

　　隨著經濟的發(fā)展，中國對社會發(fā)展投入的資源不斷增加，中國各項社會事業(yè)有了長足的進步。在教育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文盲人口的減少以及高等教育 人口的增加，文盲率從1982年的22.81%下降到了2010年的4.08%。醫(yī)療條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嬰兒死亡率有所下降，平均預期壽命從 1981年的67.77歲提高到了2010年的74.83歲。從1990年，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UNDP)開始公布一份全球187個國家和地區(qū)的人類發(fā)展 指數報告。該項報告選用收入水平、期望壽命指標和教育這三個指標按照一定計算方法進行綜合評比得出人類發(fā)展指數(HDI)，從而來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qū)的綜 合發(fā)展實力。根據聯(lián)合國計劃開發(fā)署的數據，1980-2012中國的人文發(fā)展指數從0.407提高到0.699，在一代人的時間里提高了72%，是世界上 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雖說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經濟增長是在低水平的起點上開始的，雖然增長速度快但是經濟發(fā)展水平還很低。從經濟發(fā)展水平 看，1952年中國人均GDP 只有119元人民幣，按照當期匯率計算只有36美元，屬于最不發(fā)達國家之列;從增長速度看，1952-1978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只有4%，增長速 度并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220美元，城鎮(zhèn)居民收入202美元，農村居民收入78美元，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30年多 來，雖然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是中國經濟在世界范圍內仍然是屬于欠發(fā)達國家之列。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3年中國人均GDP為6629美元，在170 多個國家和地區(qū)中只能位列86位。社會事業(yè)發(fā)展相對更落后，2012年中國人文發(fā)展指數在189個國家中的排名只有101位，排名比較靠后。

　　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不平等問題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引起了全世界經濟學家的關注，有人開始把中國的經濟成就稱為“經濟奇跡”，與經濟史上的“日本奇跡”、“西德奇跡”、“巴西 奇跡”和 “東亞奇跡”相提并論。人們在感嘆中國的經濟成就之余也不免引發(fā)了無數的聯(lián)想：中國經濟已經高速增長了30多年，那么，中國還能再增長30年嗎?中國有句 古話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經濟發(fā)展?jié)摿θ绾危�發(fā)展前景如何?中國第三步發(fā)展戰(zhàn)略―在21世紀中葉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的時候進入中 等發(fā)達國家的行列―能否實現?2005年中國人均GDP大概在1300美元，而目前中等發(fā)達國家的人均GDP都在25000美元左右，如果中國要在 2050年達到中等國家的水平，那么中國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必須保持在6.15%，未來中國人口增長速率即使保持在1%的水平上，則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的增長速度必須保持在年均7.2%的水平，這是否可能?要實現這樣的增長速度，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哪里?中國原來的發(fā)展模式能否推動經濟持續(xù)增長?如果原 有模式潛力已經用盡，中國可供選擇的增長模式是什么?如果經濟不能實現持續(xù)的增長，那么，阻礙增長的因素是什么?這些是否可以通過政策調整得以消除?這些 都是國內外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話題。正如我們看到一個兒童比同齡的孩子明顯長得更高、長得更胖、生得更聰明的時候，父母總是在欣喜之余不免有幾分擔心：這 樣的成長是健康的嗎?會不會是病態(tài)?他是個與眾不同的天才，或者僅僅是早熟而已?在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關鍵時期，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明察秋毫，未雨綢繆。

　　當前中國經濟最大隱患在于分配不公、分配秩序混亂、居民收入差距懸殊。長期以來，中國政府推行“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體制改革政策，在促進高 速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導致了利益分配機制的畸變，其結果，中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差距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中國從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迅速變成了世 界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城鎮(zhèn)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是0.16左右，農村居民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是0.22左右，城鄉(xiāng)居民整體收入分配的基尼系 數是0.30左右，中國在世界范圍內屬于收入最均等的國家之一。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了，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據，2013年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473，而學術機構的研究證明收入 差距更大，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2012年公布的《中國家庭收入不平等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收入基尼系數為0.61，城鎮(zhèn)家 庭內部基尼系數為0.56，農村家庭內部基尼系數為0.60。北京大學中國家庭動態(tài)跟蹤調查的基尼系數為0.49。已經遠遠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0警戒 線，其變動幅度和速度在世界經濟史上十分罕見，中國已經成了世界上收入最不均等的國家之一。據我們現在能夠找到的文獻來看，20世紀90年代之前世界上收 入分配差別變動比較快，幅度最大的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均的國家―巴西，60年代到80年代末是巴西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的時期，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從1960年 的0.50擴大到了1989年的0.63，30年的時間內增大了0.13。中國的收入差距擴大的幅度和速度都超過了巴西，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基尼系數就 上升了0.15以上。 　　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財富和窮人的兩極分化，一極是人數很少的富人階層占有了巨額的社會財富，另一端卻是貧困人口龐大。根據國際權威金融機構美林投 資銀行和法國凱捷資訊公司共同發(fā)布的《2004全球財富報告》，截至2003年底，中國大陸有富豪 23.6萬人，比2002年的21萬人增長了12%，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地區(qū)之一 。這些富豪占據中國總人口的0.18‰，掌握的財富達到了9690億美元。按照當期匯率(1美元=8.28元人民幣)折合人民幣8.0萬多億元，平均每人 財產達到了3400萬元人民幣。2003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11.7萬億元人民幣，而20多萬富豪的財富相當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69%。到了 2009年中國富人總數達到47.7萬人，位居全球第四。另一方面，人口龐大的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民擁有的財富卻很少。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統(tǒng)計年鑒》的數 據，2003年底中國農村2.5億戶農民擁有的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只有1.4萬億元，戶均5586元人，23.6萬富豪擁有的財產是7.5億農民生產性資 產的5.8倍。

　　經濟發(fā)展不僅包括增長的高速，更重要的還包括廣泛的共享經濟增長成果，只有廣泛的共享成果經濟增長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經濟增長才可能持續(xù)，經 濟成果的廣泛共享是實現持續(xù)高速增長的必然要求。經濟“起飛”階段的高速增長并不意味著必然會存在著持續(xù)的高速增長，如果沒有合理的產權結構和社會結構， 不合理的分配關系很可能毀掉進一步經濟增長的條件。在世界經濟史上，有許多國家都曾經出現過高速增長階段，由于沒有處理好高速增長與公平分配的關系，以犧 牲公平分配為代價追求高速增長，最終導致了國內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的緊張，失去了經濟增長所必需的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和政治統(tǒng)一，從而使經濟出現了長期停滯， 最終沒有跨入發(fā)達國家的門檻。最典型的例子是阿根廷和巴西。1910-1930年阿根廷順利地進入了現代經濟發(fā)展的進程中，比當時的加拿大還要先進，被認 為20世紀最有前景的國家，就連當時歐洲上流社會在形容一個人的富有的時候都會說“像阿根廷人一樣富裕”。但是，隨著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的進展，收入分配狀況 卻不斷惡化，日益壯大的工人階級卻沒有享受到經濟發(fā)展的成果，反而由于就業(yè)競爭的加劇而處境惡化，最終導致工人階級與國家領導層的關系日益緊張。胡安・庇 隆利用這種政治上的緊張關系在1946年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組織，并最終掌握了國家政權。為了維護自己的勢力，庇隆推行了一系列限制糧食和必需品的價格，擴 大軍費的政策，這些政策受到了他的支持者的歡迎，但卻壓抑了和減低了經濟的發(fā)展，并使社會的階級更加尖銳對立。庇隆下臺后，社會對立并沒有消除，各派力量 仍然你爭我奪，任何一個政府都不能維持穩(wěn)定的局面，任何促進經濟發(fā)展的政策都得不到實施。 現在，阿根廷早已退出了發(fā)達國家行列，2013年阿根廷人均GDP只有12000美元，在世界范圍內排在60位。

　　另一個因為收入分配不公陷入悲劇的是巴西。巴西經濟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高速增長，1963-1980年期間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3.9倍， 幾乎翻了兩番，年均增長率達到了 8.3%，被世人稱為世界經濟史上繼“日本奇跡”和“德國奇跡”之后的“巴西奇跡”。但是巴西的經濟高速增長是以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平等為代價的，社會財富 高度集中在占人口10%的收入階層手中，而50%的人口屬于窮人。由于財富高度集中，巴西儲蓄率很低，國內投資嚴重依賴國際商業(yè)貸款，債務負擔越來越重， 特別是在兩次石油危機以后，國際貸款利率大大提高，巴西的債務問題越來越嚴重。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后，巴西陷入了債務危機，同時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社 會動蕩的社會政治危機，跌入了20多年的經濟停滯。80年代巴西經濟在巨額外債和惡性通貨膨脹中掙扎，巴西人痛苦地哀嘆“80年代是巴西失去的十年”，然 而更令人痛苦的是巴西人失去的不僅僅是80年代。20世紀90年代巴西雖然對經濟結構進行了大規(guī)模調整，加強宏觀經濟管理，提高對外開放度，但是巴西的收 入分配不公問題已經是積重難返，農民與地主的土地斗爭仍然曠日持久的進行著，國內治安狀況仍然在一天一天地惡化，經濟增長仍然是遙遙無期。根據世界銀行數 據庫的資料，1981-2013年，巴西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率只有2.5%，而人口增長率為1.9%，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只有0.6%，幾乎沒有增 長。現在提到巴西，人們談論的不再是“巴西奇跡”，而代表貧富兩極分化的“拉美化”，談到的是圣保羅的貧民窟和黑社會。貧富懸殊導致犯罪泛濫，巴西司法部 長哀嘆：“我們必須每個星期建一所監(jiān)獄才能容得下不斷增加的犯人。”2014年足球世界杯和2016年奧運會都在巴西舉辦，但是巴西可怕的治安狀況仍然讓 國際體育界膽戰(zhàn)心驚。雖然2003年巴西歷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總統(tǒng)盧拉上臺以后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收入分配緩和國內矛盾的改革，但是巴西的“和諧”之路仍 然要走很長時間。

　　出口導向經濟的陷阱與前途

　　另一個影響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也是與收入分配相關，就是中國的出口導向發(fā)展戰(zhàn)略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期初期，由于中國居民收入差距 拉大，國內市場萎縮，中國不得不大規(guī)模開拓國外市場，2012年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降到了 46%，以前曾經高達70%以上，遠遠高于一般發(fā)展中國家的水平。雖然國外市場緩解了中國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這只是暫時的現象，中國不可能依靠國外 市場養(yǎng)活13億人口。事實上，經濟史上很多出口導向的經濟體最終難以為繼。日本和東亞是出口導向戰(zhàn)略取得比較成功的典型，但是90年代以來相繼陷入了危 機。

　　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東亞大力發(fā)展加工貿易，經濟增長十分迅速。韓國1963-1996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13.7倍，年均增長率 8.3%，印度尼西亞年均增長率達到了6.6%(1978-1996年)、馬來西亞7.7%(1970-1996年)、中國香港7.7% (1961-1996年)。但是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東亞國家遭遇了幾十年少見的經濟衰退，許多年份出現了經濟負增長，雖然進入新世紀以來，東亞地區(qū)在中 國經濟增長的帶動下出現了恢復性增長的趨勢，但是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了一半，1998-2013年韓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3.8%、印度尼西亞只有 3.8%、馬來西亞年均增長4.3%、中國香港年均增長3.5%、菲律賓年均增長4.3%、泰國年均增長3.3%、新加坡年均增長5.1%。如果東亞持續(xù) 現在4%左右的增長水平，國內生產總值需要18年才能翻一番，而在金融危機之前只需要12年。事實上，金融危機以后東亞的經濟增長基本上與世界平均增長水 平相持平，東亞失去了以往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作用。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敗國，近一半的財富毀于戰(zhàn)火。但是戰(zhàn)后日本經濟強勁發(fā)展，1955-1990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翻了三番，年均增長率 6.2%，而同期美國只有3.4%，英國只有2.5%，在發(fā)達資本主義世界可謂一枝獨秀，特別是整個60年代，日本經濟更是高歌猛進，有7年的增長率超過 了10%，令世人驚嘆不已，到了80年代末期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了2萬美元，一舉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日本經濟的高速崛起引起了美國的驚慌，特 別是日本的外向發(fā)展戰(zhàn)略蠶食了美國企業(yè)的市場，美國企業(yè)在與日本企業(yè)的競爭中完全處于下風。為了保護美國企業(yè)，美國動用了自己的政治和軍事的影響力，在 1985年9月22日簽署的廣場協(xié)議中強制日元升值。日元升值給日本帶來了嚴重的災難。廣場協(xié)議后日元與美元的匯率從1985年的1美元=240美元上升 到了1987年的1美元=120多日元，日元在僅僅兩年的時間里升值了一倍。海外商品不斷涌入日本國內，出口企業(yè)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出口企業(yè)哀嘆“再這樣 下去，日本國內的產品制造企業(yè)只有關門了。日本將僅留下金融業(yè)和服務業(yè)。”以日本首屈一指的出口企業(yè)豐田公司為例，為了應對日元升值，豐田公司在 1985、1986年實施了新的經營戰(zhàn)略，目標是建立可經受1美元=150美元的降低成本體制。然而，當豐田公司完成這一體制時，日元已經升值到了1美 元=140美元。日本過去在很長時間內走的進口原材料、加工制成品后出口的加工貿易立國路線。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家用電器、汽車工業(yè)、精密器械等日本的 代表性出口企業(yè)不得不來了個180度大轉彎，開始致力于國內市場。有的企業(yè)不得不把生產基地移師海外，并開始從國外“逆進口”，日本的外向發(fā)展戰(zhàn)略走到了 盡頭。日元升值不僅導致國內企業(yè)移師海外，國內投資下降，失業(yè)增加，同時，也導致國內資產升值，特別是不動產和證券資產，從而導致日本經濟在 1989-1991年出現了嚴重的“經濟泡沫”。泡沫經濟破滅以后日本經濟元氣大傷，陷入了通貨緊縮的泥潭，經濟也出現了長達十年的停 滯，1992-2012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只有0.8%，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只有0.5%。

　　近年來中國出口導向發(fā)展戰(zhàn)略出現了難以為繼的跡象：貿易摩擦增加，針對中國的貿易壁壘增加，中國擴大出口的難度越來越大;人民幣大幅度升值，打 擊了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外貿企業(yè)處境將越來越難;從出口中獲利的僅僅具有區(qū)位優(yōu)勢的東南沿海地區(qū)，中西部內陸地區(qū)卻沒有共享增長。因此，地區(qū) 差距會越來越大，國內市場分割越來越嚴重。因此改變經濟增長策略，開拓國內市場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唯一選擇。

　　盛極必衰是無可回避的規(guī)律，所有高速增長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最終都要慢下來，這也是新古典增長理論揭示的收斂原理。但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fā)展 道路，經濟均衡水平也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更要看到，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高速經濟增長不過是改革前30年長期積累的集中爆發(fā)，如果我們考察新中國成立60多年 的長期增長，我們發(fā)現中國的經濟增長并不像我們現在所說的那么突出。隨著統(tǒng)制經濟時代遺產的日漸耗盡，中國將進入一個長期的調整，這個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理 順分配關系，消化長期以來積累的社會政治矛盾，建立公平增長的經濟政治秩序，為下一個階段的高速增長做準備。

　　改革與反思

　　改革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中國的體制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走過來的，改什么、如何改、向著什么方向改，這些都不明確。在改改停停的過程 中我們最終明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我們究竟要建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我們要沿著什么路徑走向市場經濟，仍然不確 定。正因為中國的改革缺乏理性的構建，中國的體制改革在試錯的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原有的社會經濟秩序基本上被破壞掉了，而新的秩序遠沒有建立，中國 當前的社會狀況就如同西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一樣，充滿了混亂和動蕩。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有企業(yè)、教育和醫(yī)療體制等領域所謂的“市場化”改革的受 挫，對中國原有改革路徑和改革方向的反思日益增多，可以說現在中國社會經濟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向左走，向右走，這是一個問題。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在談到中 國改革的時代特征時，引用了狄更斯《雙城記》的一段話，可以說集中表現了中國社會各界對中國改革的共同感受，他說“這是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壞的時期;這是 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任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jié)，也是黑暗的季節(jié);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無量，同時 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起奔向天堂，我們全都走向另一個地方……”(吳敬璉，200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 題的決定》指出，要規(guī)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調控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tǒng)，保護合法收入，調節(jié)過高收入，清理規(guī)范隱性收 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xiāng)、區(qū)域、行業(yè)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這就是我們需要努力的方向。

　　1.日本經濟新聞社.東洋奇跡[M].經濟日報出版社，1993

　　2.吳敬璉.信任的年代，懷疑的年代[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