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公信力建設是黨建工作的重要內容，公信力對于我黨凝聚人心、維護黨的地位和作用有著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探討我黨公信力建設的方法和途徑。

　　《黨的生活》是中共河南省委主管主辦的綜合性黨建月刊，國內公開發行.中國期刊方陣雙效期刊，河南省二十佳期刊黨的生活·河南欄目設置主要欄目：卷首語、時事點擊、善交善診、媒體看河南、學習論壇、堅持科學發展促進河南振興、名家專欄、中州先鋒、黨務工作者手記、反腐倡廉、支書心得、思想漫筆、議論風生。

　　黨的公信力，是中國共產黨在執政過程中通過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塑造民眾信心并兌現承諾而贏得民眾信任的能力，是民眾對黨認同度和信任度的反映 [1 ]。強大的公信力是黨的先進性的重要體現，也是維護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基礎。

　　由于執政環境變化的挑戰、執政功能運轉的微失以及民眾期望與政績感知的差距等因素影響，當前中國共產黨的公信力建設存在“四個差異”。加強黨的公信力建設，要積極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預防和懲治消極腐敗，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高度重視青年工作，提高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

　　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執政地位和執政環境的重大變化，黨深刻總結國外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深刻反思黨領導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在此基礎上自覺加強了黨的公信力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也面臨著重大挑戰。深入研究當前黨的公信力建設存在的突出問題、影響因素及提升策略，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當前黨的公信力建設存在的突出問題

　　黨的公信力是主體(民眾)與客體(執政黨)相互作用的關系范疇�？疾禳h的公信力狀況，既要從客體維度加以考察，要從主體維度進行分析;既要具體考察黨的執政理念認同度情況，也要具體分析黨的執政績效滿意度情況;既要具體考察不同社會階層民眾對黨的認同度，也要具體分析不同政治面貌的民眾對黨的信任度。遵循這一研究思路，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湖南師范大學“提升執政黨公信力與夯實執政社會基礎研究”課題組選擇中部地區三個城市、面向十大社會階層開展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當前，黨仍然擁有較高的公信力，民眾對黨的執政理念高度認同，對黨中央和黨的領袖高度信任;但是，黨的公信力建設存在“四個差異”。

　　1. 執政績效與執政理念認同差異

　　從內容上看，黨的公信力可分為執政理念公信力和執政績效公信力兩方面。黨要實現長期執政，不僅要通過執政理念的建構和灌輸來培植廣大民眾對執政體制的忠誠，而且要通過施政績效贏得民眾的認同;空有美好的政治承諾，缺乏實在的施政績效，難以得到民眾的認同，甚至會沖蝕執政理念的公信度。因而，黨要獲得強大的公信力，既要建構科學的執政理念，從理念角度提出改造社會的目標模式和路徑選擇;又要取得滿意的執政績效，從行為角度滿足民眾合理的利益需求;尤其要在執政理念與執政績效之間、執政承諾與施政履諾之間保持一種均衡。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當前黨的執政績效與執政理念存在明顯的認同差異。總的來看，黨的執政理念擁有很高的公信力。民眾對黨的執政理念認同度高達93.4%。但是，民眾對黨的施政績效認同度只有62.6%。

　　2. 基層黨組織與黨中央認同差異

　　黨是由不同的行動者交互運作的有機系統。黨的公信力就是民眾對這些行動者信任度的反映。在黨的諸多行動者中，基層黨組織和黨中央對于黨的公信力建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因為基層黨組織是黨在社會基層組織中的戰斗堡壘，黨中央是執政體系的神經中樞。一般而言，在黨的公信力建構過程中，基層黨組織與黨中央相比較，基層黨組織與民眾的空間距離較近，與民眾有著更多的近距離相互溝通的機會，因而更容易獲得民眾認同;而黨中央與民眾的空間距離相對較遠，與民眾近距離互動的機會較少，因而相對較難獲得民眾認同。實證研究發現，當前基層黨組織與黨中央存在較為明顯的認同差異�？偟膩砜�，黨中央擁有很高的公信力。有95.6%的老百姓對中央領導表示“信任”或“比較信任”。而民眾對基層黨組織的認同度并不高，對黨的基層組織表示“信任”或“比較信任”的只有59.4%。

　　3. 傳統階層與新興階層認同差異

　　民眾是一個集合概念，是不同階層組合的有機系統。從民眾的視角看，黨的公信力是黨贏得不同階層信任的能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轉軌和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傳統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社會結構發生顯著分化，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逐漸形成。對于社會階層分化背景下的執政黨而言，黨的公信力的保持和提升既取決于傳統階層對黨一如既往的忠誠，也取決于新興階層對黨的普遍認同。理論上看，與新興階層相比較，傳統階層理應更為信任黨。一方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中，與傳統階層結成“血肉聯系”，并獲得其權威性認同，這一歷史傳統已經滲透于傳統階層民眾的靈魂深處。另一方面，從黨的性質看，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是黨的階級基礎，因而產業工人對黨的信任度應該最高;農民階級是黨的基本依靠力量，因而農業勞動者階層對黨也應有著較高的信任。實證研究發現，目前傳統階層與新興階層認同存在差異。新興階層中，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對黨的信任度較高，分別為88%、85.7%;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對黨的信任度位居中等，分別為76.5%、75.4%;而傳統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對黨的信任度偏低，分別只有70.5%、 68.3%。

　　4. 共青團員與普通群眾認同差異

　　根據民眾與政黨關系親疏的差異，可以將執政活動參與者劃分為三個層次：處在核心層的黨員(黨員干部和普通黨員)、處在中間層的黨的后備軍(共青團員)和參政黨(民主黨派)、處在外圍層的普通群眾。從這一視角看，黨的公信力建設，實質上是發揮黨員的影響力和號召力，贏得黨的后備軍、參政黨和普通群眾的信任，實現政治一體化的過程。共青團的內在規定性、共青團與黨的歷史淵源決定，作為民眾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共青團員在政治態度和價值取向上理應比普通群眾更為認同黨。然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共青團員與普通群眾認同存在一定差異。普通群眾對黨的信任度位居中等，有73.2%的被訪者表示信任黨，而作為黨的助手和后備軍的共青團員對黨的信任度比普通群眾還低，只有69.4%，直接表示“不太信任”、“不信任”或“說不清”的達到30.6%。

　　二、黨的公信力建設影響因素分析 　　從系統的角度看，當前黨的公信力建設存在的“四個差異”是執政環境變化的挑戰、執政功能運轉的微失以及民眾期望與政績感知的差距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1. 執政環境變化的挑戰

　　當前，全球化和現代化的交互作用使黨的執政環境發生巨大變化。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會異質化的執政環境深刻影響著黨的公信力建設。

　　(1)經濟市場化對黨的公信力建設的影響 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激發了經濟主體的活力，實現了國家經濟富強，提高了民眾生活水平。經濟市場化帶來的經濟高效使黨中央獲得較高的公信力，也使經濟體制改革中獲利的新興社會階層對黨表現出較高的政治信任。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逐利性、自發性、競爭性、滲透性等特征，誘發了人們功利主義傾向，逐漸消弱民眾對正義力量的認同，沖蝕黨的公信力營建的社會信任基礎。經濟體制改革使傳統社會階層中的部分產業工人、農民淪為社會底層，不斷消解經濟增長所提供的執政合法性，也不斷擴大社會下層成員對黨的的離心情緒。

　　(2)政治民主化對黨的公信力建設的挑戰 中國共產黨順應世界民主化浪潮，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從理念和制度層面上解決了國家權力歸屬和權力資源配置民主化問題，相當程度上滿足了民眾的民主需求，黨中央因而獲得了極大的號召力。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必然促進民眾(尤其是青年群體)獨立性、自主性、批判性的發育，以及民眾對政治領導人和組織權力信賴程度的衰弱;民主的成分越多，意味著對權威的監督越多，信任越少 [2 ] (82 )�？煽匦缘拿裰鲗嵺`在規避民主風險的同時，沒有很好滿足民眾與日俱增的政治參與需求，沒有很好地通過權力的配置使傳統社會階層民眾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民主理念與民主實踐的差異影響著黨的公信力的提升。

　　(3)文化多元化對黨的公信力建設的沖擊 阿爾蒙德、帕特南等學者認為，對政治制度的信任主要是外生的，來自長期存在的和已經扎根的一套信仰，這種信仰已經內化在文化規范中，通過早期社會化的形式灌輸到社會成員的思想意識中。改革開放前，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里，黨通過卓有成效的政治社會化，獲取了強大的公信力。改革開放使中國直面國際社會，現代社會的先進傳播技術大大縮短了各種文化在空間上的距離，世界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國內各種亞文化競相迸發。文化的多元化挑戰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削弱了黨執政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基礎，影響了民眾社會化(尤其是早期政治社會化)的績效，消弱了黨的公信力 [3 ]。

　　(4)社會異質化對執政黨公信力建設的影響 通過組織再造，將政府組織、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吸納進單位系統并賦予政治教化功能，是計劃經濟時期黨的公信力建設的重要經驗。但是，新時期以來，單位社會逐漸解體，社會組織系統逐漸從同質化走向異質化，黨的公信力建設面臨重大考驗。隨著黨政分開、政企分離、企社分開、政社分離，從傳統單位組織孵化出的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的政治管理和教化功能不斷弱化;在改革中涌現的不少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游離于政治體系之外，基層黨建處于“真空狀態”;城市國有企業改革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工人、農民逐漸原子化，城鄉基層社會面臨政黨整合難題。這些新的狀況不得不影響黨的公信力建設，尤其是基層黨組織公信力建設和傳統社會階層對黨的認同。

　　2. 執政功能運轉的微失

　　馬克思主義認為：外因是事物變化的條件，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黨的公信力建設存在的“四個差異”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執政環境變化挑戰下執政功能運轉微失的結果。

　　(1)利益表達功能發揮微失 薩托利指出：“政黨是表達要求的管道。這就是說，政黨首要而且最重要的是作為一種代表手段，它們是代表人民表達要求的工具或機構。” [4 ] (4)黨的首要功能是，整合民眾千差萬別的利益訴求。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無論是在執政理念上還是在執政實踐上都高度關注這一功能的正常發揮和內涵提升。但是，黨的利益表達功能仍然存在發揮失調問題：部分基層黨組織主動性、回應性和執行力不高。調查發現，基層黨組織經常與民眾交流溝通的只有26.8%，對民眾利益訴求“口頭答應，沒有行動”或者“不予理睬”的占55.5%，民眾對基層黨組織正確傳達和執行黨的政策的滿意度只有64.8%。黨的公信力來源于基層黨組織與民眾持續的有效互動，來源于基層黨組織對民眾利益訴求的及時回應，來源于基層黨組織正確傳達和執行中央政策。部分基層黨組織利益表達功能失調不可避免的帶來基層黨組織公信力的低落。

　　(2)價值分配功能發揮微失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黨在政策實踐結果上要實現“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這樣才能獲得廣泛的政治公信。如果價值分配失衡則會挫傷民眾對黨的忠誠和信心，正如馬克思所說，當社會的被統治群體意識到他們在資源再分配中的利益并尋求減少不平等性時，他們將對系統的合法性提出質疑 [5 ] (243)。改革開放以來，這一功能發揮失常，突出表現在貧富分化日趨嚴重：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而工農大眾收入偏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而農民消費嚴重不足;有限的公共產品配置主要偏向城市而農村明顯短缺。這種狀況使傳統社會階層分化出來而又位處社會下層的民眾深感利益受損，并使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對改革和發展的目標感到懷疑，對某些相關政策感到不滿，對未來缺乏信心 [6 ] (39)。

　　(3)權力約束功能發揮微失 在政黨政治框架中，執政黨不僅是民眾表達意愿的渠道，而且是民眾約束公權力之手的延伸。如果公權力得到有效約束，民眾就會給予認同和信任;反之，民眾就會給予“信任懲罰”——政治冷漠、反對執政黨甚至推翻政權。黨執政以來，積極發揮權力約束功能，產生了較大的績效。但是，由于公權力約束的制度缺陷，公權力運行出現不同程度的脫軌、錯位、流失和異化。新世紀以來我國清廉指數一直在3.5到3.2之間徘徊;民眾對黨最為期待的是“清政廉潔”，但認為黨內存在的最主要問題卻是“貪污腐敗”;專家學者普遍認為我國“腐敗黑數”至少為80%。當前黨內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玷污黨執政的正義形象、消解黨的執政績效、沖蝕黨執政的社會基礎、挑戰黨執政的意識形態，從而成為黨的公信力建設的主要影響因素 [7 ]。 　　(4)社會表率功能發揮微失 “黨是整個社會的表率，黨的各級領導同志又是全黨的表率” [8 ] (177)。黨的先進性依賴于普通黨員和黨員干部社會表率功能的積極發揮。俗話說：“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干部”。革命戰爭時期，黨之所以獲得民眾認同并掌握政權，依靠的正是黨員干部和黨員群眾的先進性。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部分黨員干部和黨員群眾喪失了先進性。調查顯示，黨員干部隊伍存在的最突出問題是“貪污腐敗”，只有26.8%的黨員干部能“經常”與民眾交流，黨員干部與群眾關系“很融洽”的比例不足1/3，黨員作用發揮“很好”的僅占15.8%。部分黨員干部和黨員群眾社會表率的失范嚴重消解了黨的公信力。

　　3. 民眾期望與政績感知的差距

　　黨的公信力是黨與民眾互動的結果。黨的公信力“四個差異”只能部分歸咎于執政黨，在關注執政黨因素的同時，民眾因素也不可忽視。民眾因素對黨的公信力的影響主要在于相互關聯的兩方面：民眾對黨的政治期望和民眾對執政績效的感知。從邏輯上講，民眾對黨的信任度與民眾的期望值成反比，與執政績效感知成正比。從現實情況看，當下民眾對黨的期望值升高與對執政績效感知度失真之間的差距促成了“批判性市民”的增加，從而對黨的公信力的生長形成巨大挑戰。

　　(1)民眾期望值升高對黨的公信力的影響 民眾期望值是指民眾對黨滿足其需求的預期的程度，它與黨的公信力成反比例關系。如果民眾對黨的期望值過高，一旦黨達不到預期，民眾的滿足感降低，公信力則會迅速流失。民眾期望值受到時代變遷影響，與民眾的社會需求密切相關。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都潛藏著五種不同層次的需要，但不同時期表現出來的各種需要的迫切程度不同;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勵人行動的主要原因和動力。就黨的公信力來講，如果黨的執政績效能夠滿足當下民眾最迫切的需要，就能激發更多的政治信任。這要求黨的公信力建設必須與時俱進并準確把握民眾的需要層級，及時滿足變化了的民眾需求。當前，民眾的需求結構發生劇烈轉變：需求內容由個體性需求向公共需求轉變;需求層次從生存性需求向發展性需求轉變。需求結構的變化引發了民眾對黨期望值的升高，要求黨滿足其發展性需求。然而，民眾期望值與民眾滿足度存在非均等性。調查顯示，民眾在社會保障、公民權利、治理污染、言論自由等方面有著廣泛的需求，但其滿意度分別只有63.2%、64.2%、 52.3%、72.7%。民眾滿足感與民眾期望值的非同步性深刻影響著黨的公信力。

　　(2)政績感知度失真對黨的公信力的影響 黨的公信力與民眾對執政績效的感知準確程度密切相關。黨的客觀執政績效與民眾的主觀感知并非同一。如果民眾對那些事關黨的執政績效的基本事實認識不準確，更多地將目光聚焦于黨執政的薄弱方面，并且放大這些薄弱環節，難免影響執政績效的評價。政績感知受到民眾個體主觀認識能力和個體利益關聯程度的影響，與執政績效產生過程的可視性、執政績效結果的可預見性和執政績效傳播的及時性和準確性密切相關。良好的知識和素養有助于提升民眾主觀認識能力，對黨的執政績效更易于形成理性的判斷;利益相關者對那些事關黨的執政績效的基本事實更為敏感，對黨的信任不僅來自清晰、準確、及時的結果，更來自對過程的滿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全球性視野的形成、價值觀的多元以及知識素養的提升，民眾對執政績效的認知能力大為提升，對執政績效的認識更為理性;但是，不少民眾沒有看到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后發型國家進行社會變革和社會發展的艱巨性、漸進性，而往往以世界先進文明為參照系審視黨的執政策略和執政績效，常常忽略正面的成績而聚焦負面的失誤，難免影響對執政績效的正確評價。

　　三、黨的公信力的提升策略

　　毛澤東指出，凡事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升黨的公信力，既要有戰略眼光也要有策略意識;在操作層面上，則必須緊緊抓住執政建設中的主要矛盾，聚焦民眾合理利益需求的優先層面，探尋黨的公信力建設的切入點。

　　1. 維護社會公平，積極保障和改善民生

　　民生是政治的中心，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是社會一切活動的原動力 [9 ] (189)。民生問題是民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民生，一頭連著黨心，一頭牽動民心，是黨和民眾血肉聯系的結合點，是黨的公信力建設的基礎工程。民生涉及兩個具體內容：民生保障，旨在解決民眾的生計，滿足民眾生存性需求;民生改善，旨在改善民眾的生活質量，滿足發展性需求。民生保障和改善必須堅持社會公平的價值取向。因為社會公平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民眾對黨的信任程度與其對黨公正性評價的高低程度成正比。當前，生存領域的民生困苦和發展區間的民生艱難的主要原因在于財富、機會等稀缺資源的分配有失公平。這種不公平現象挑戰政權的合法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前提在于建立健全暢通的利益表達機制。不僅要暢通國家權力機關利益表達機制，而且要強化參政黨和社會組織的利益表達功能，更要完善執政黨自身利益表達機制。通過黨“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組織優勢實現民眾利益表達和利益整合，在與民眾面對面互動中增進互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核心在于抓住分配、就業、教育、社保和穩定等問題，讓大多數社會成員共享經濟發展成果，讓全體民眾實現勞有應得、學有良教、老有善養、病有良醫、住有宜居。

　　2. 堅持制度創新，有效預防和懲治消極腐敗

　　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大會上強調：“建設好、管理好一個幾千萬黨員的大黨，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有效預防和懲治消極腐敗，提升黨的公信力必須創新公權力的運行制度。首先，針對權力擴張性、排他性特點以及權力過分集中的現實問題，優化公權力配置結構。嚴格劃分黨與政府的職權，徹底解決“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問題;在地方政府管理系統內部，積極推進“行政三分制”;嚴格劃分部門、組織、單位內部的權力邊界，從根本上解決一些單位和部門“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問題。其次，針對監督權配置失衡、監督方式失當、監督體系失調等問題，完善公權力監督體系。整合監督過程，強化對權力運行全過程的監督;變革紀檢監察部門雙重領導體制，強化權力監督主體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創新權力監督體系的協調機制，建立由人大統一領導(黨組織嵌入)的權力監督統領機構。再次，針對選人用人、項目審批、執法司法等關鍵領域信息公開不徹底、公開方式不科學、公開保障手段不到位等問題，積極推進信息公開法制化進程。第四，針對當前申報主體、申報范圍、申報機構、申報時間、申報的公開與監督、申報不實的責任追究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盡快建立健全《官員財產申報法》及其配套制度，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最后，針對公民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真實性和有效性問題，創新民主權利保障制度，實現以權利制約權力。 　　3. 永葆先進性，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

　　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針對當前部分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不強的現實問題，提升黨的公信力必須加強基層黨組織的先進性建設。首先，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服務功能。通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來獲得民眾擁護，既是黨的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基層黨組織公信力建設的基本經驗。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民眾對基層黨組織期望值不斷升高，對基層黨組織依附度不斷降低，迫切要求基層黨組織創新工作機制，深入開展黨組織聯系服務群眾制度和黨員承諾制，不斷強化服務功能。其次，提升黨員隊伍的道德感召力。通過道德的感召力和人格示范力強化民眾的認同，是基層黨組織公信力建設的基本規律。實證研究顯示，“作風正派、清正廉潔”是民眾對黨員隊伍最主要的期盼。提升黨員隊伍的道德感召力，必須完善黨員隊伍質量管理機制、黨員領導干部帶頭示范的激勵約束機制和不合格黨員退出機制。再次，積極推動黨的基層民主建設。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發展黨內民主，積極推動黨的基層民主建設，對于保持黨的公信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加強黨的基層民主建設的要義在于，以黨內民主促進社會民主，以黨內整合促進社會整合，以黨內的自我認同促進社會對黨的認同。加強黨的基層民主建設的重點在于，推進黨務公開，保障黨員的知情權;改革黨內基層選舉制度，落實黨員的選擇權;實行民主決策，擴大黨員的參與權;強化民主監督，保障黨員的監督權。

　　4. 弘揚主流價值，高度重視青年工作

　　“著眼未來，贏得青年”是任何有遠見的政黨執政的基本規律。因為青年不僅是決定未來的力量，也是決定現實的力量;不僅是建設的力量，也是變革的力量;不僅是民族和國家的希望，也是執政黨的希望。黨贏得青年實際上就是贏得青年對黨的認同和追隨，而青年對黨的認同和追隨首先來自他們對黨的執政理念的理性認識。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轉型社會的基本特征對青年群體的思想政治意識產生著深遠影響：市場經濟倡導的個人價值選擇，沖擊著黨倡導的集體主義觀念;開放社會多元文化的激蕩，挑戰著黨對青年群體的思想整合;青年私人空間的快速拓展，擠壓著共青團的生存空間;網絡社會所具有的交互性、平等性、開放性、實時性、多元性，深刻影響著青年群體的政治社會化進程。為此，黨要贏得青年，必須弘揚主流價值，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青年工作。在工作思路上，結合轉型社會特點，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有效融入精神文明建設尤其是國民教育全過程;在工作方法上，結合青年群體特點，講求“融滲性”，將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各項工作;在工作重點上，結合網絡時代特點，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力加強青年網絡文化建設;在工作機制上，結合公民社會特點，健全黨建帶團建、團建帶青年自組織建設的長效機制，創新基層團組織工作機制，增強團組織對青年群體的凝聚力，實現青年群體的價值整合。

　　5. 增強憂患意識，提高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

　　通過積極應對突發事件贏得民眾認同，是近年來黨提升公信力最為重要的經驗之一。實證調查顯示，在17項施政事件中，民眾對此評價最為滿意。突發事件因其所具有的突發性、危害性、普遍性、復雜性等特點，往往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在突發事件面前，尤其是在重大災難面前，孱弱的個體往往無力與災難抗爭，甚至缺乏基本的自救能力，非常期盼強大的外部力量拯救他們。黨如果及時出現并有效應對，不僅能直接獲得受災群眾的“患難之情”，而且能間接獲得其他群眾的認同和擁護，更能放大黨執政為民的正義形象。相反，如果黨處理突發事件失當，輕則損害黨執政的合法性，重則重蹈蘇東劇變的覆轍。當前，錯綜復雜的國際政治風云、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的相互交織、個別民眾法制觀念的淡薄以及突發的各種自然災害都可能導致突發事件的發生。這要求，黨要增強憂患意識，提高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首先，堅持以人為本的決策理念。在應對突發事件的決策中，要始終把民眾的利益放在首位，倍加珍視民眾的生命安全，倍加珍重民眾的財產安全，倍加重視民眾的利益維護。其次，提高黨員干部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包括知微見著、預知先判的能力，果敢決策、快速應變的能力，協調各方、動員民眾的能力等。再次，完善應對突發事件的領導體制和管理機制。包括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體制，建立科學化民主化的預警機制、決策機制、信息發布機制和應急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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