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來年，中國城鄉居民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迅速“胖”了起來。依據中國肥胖問題研究組的規定，BMI≥24屬于超重，BMI≥28屬于肥胖，其中BMI=體重(公斤)/身高2(米2)。本文主要針對城鄉居民食物消費、體力消耗與肥胖危機進行了一些研究，本文是一篇管理學論文范文。

　　摘要：基于Philipson & Posner[1]的理論，從技術進步角度入手，利用城鄉居民近半個世紀的數據分析描繪出中國居民超重和肥胖這一健康危機產生的兩個路徑(食物消費結構和體力消耗)的傳導機理和變化軌跡。結果表明：盡管食物價格有所上漲，但是對于人們迅速提高的收入來說，其實際價格下降了，這是促進食物消費從而導致中國城鄉居民超重和肥胖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農業技術進步后食物供給增加所帶來的重要結果;工作強度、交通方式、休閑娛樂方式的改變降低了居民的體力消耗，這也是引發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食物消費,體力消耗,超重和肥胖

　　引言

　　根據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數據計算結果可知，1989-2011年，中國居民BMI平均值從20.29增加至23.09，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別從10.38%，1.00%上升到27.84%和10.74%。城鎮居民的超重和肥胖問題比農村居民更加嚴峻。1989年，城鎮和農村居民的超重率分別是11.99%和9.01%，肥胖率分別為1.50%和0.58%;2011年，城鎮居民的超重率和肥胖率變為29.90%和11.32%，農村居民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別為25.36%和10.05%。

　　超重和肥胖不僅是造成多系統慢性病發生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成為全世界導致癌癥的主要因素。該危機的不斷擴大，使預防、診斷、治療超重和肥胖及其相關慢性疾病的直接醫療費用逐年增加，中國面臨著超重和肥胖流行引發的公共健康危機及其所帶來的醫療財政壓力。超重和肥胖的普遍流行已經使其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Philipson & Posner[1]認為技術進步是超重和肥胖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技術進步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從而擴大了食物供給并且使食物價格下降，導致卡路里攝入成本降低，從而增加食物消費并且改變消費結構，于是能量攝入隨之升高;另一方面，技術進步使社會工作機械化程度加深，并且改變了居民生活方式，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中的體力活動強度明顯降低;能量攝入增多消耗減少必然導致體重增加。

　　一些學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技術進步對體重的影響[24]。Philipson & Posner[1]的理論實際上將能量攝入和消耗這兩方面因素提煉上升到了更高的高度，他找出了導致超重和肥胖的根本原因和作用機理。為數不多的關于中國超重和肥胖問題的經濟學研究均可看作在該理論基礎上的延伸性研究，它們或者從能量攝入的角度，或者從能量消耗的角度探討更加具體的因素對中國城鄉居民的超重和肥胖的影響[58]。

　　然而，Philipson & Posner[1]的理論是否適用于中國城鄉居民呢?還鮮有文獻對此進行驗證。如果這一點沒有被證實，那么目前國內已有的研究似乎缺少堅實的理論基礎。因此本研究就是利用中國城鄉居民的數據驗證該理論是否適用于中國。

　　一、農業技術進步與食物相對價格下降

　　隨著農業技術的不斷進步，過去50多年，中國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食物產量顯著的大幅增加。如圖1所示，谷物類和蔬菜的人均產量上升幅度尤為明顯，其中谷物的年人均產量從1961年的134.9公斤增加至2013年的350.1公斤，供給擴張幅度高達160%;蔬菜供給量上升速度更快，增加幅度更大，年人均產量從1961年的88公斤大幅上漲至419.1公斤，擴張幅度更是高達380%，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其供給量上漲速度明顯加快，2000年蔬菜人均產量反超谷物，成為中國產量最高的農作物。除此之外，圖1中的其他食物人均產量上升趨勢略緩于谷物和蔬菜，但是仍然均有不同程度的顯著增加，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水果，年人均產量從1961年的4.3公斤上升至2013年的109.6公斤。

　　不僅各類食物的產量顯著增加，而且食物生產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如圖2所示，1961年中國谷物和蔬菜的年人均產量比重分別為56%和36%，僅僅這兩種食物的產量就占了圖2中列出的所有食物的92%，其他各類食物的供給比例均在1%～2%之間�？梢�，20世紀60年代時期，中國的食物供給非常單一，人們的食物選擇范圍極其有限。然而，經過50多年的農業發展后，2013年的食物生產結構相對更加均衡(見圖3)，其中谷物的產量比重變化最為明顯，從57%下降至32%，下降了24個百分點，蔬菜占比上升了2個百分點，這兩種食物的產量比重下降至68%。其余食物中，水果、肉類、水產品和酒類的產量比重上升幅度較為顯著，分別增加至10%、5%、4%和4%。食物供給結構明顯更加均衡，人們可選擇的食物種類也更加豐富。再加上國際貿易的擴大和深化，食物總供給量和食物供給結構均會更加滿足中國居民的食物需求。

　　供給量的增加帶來了食物價格的下降，這里所說的下降并非絕對下降，而是相對下降。換句話說，食物價格的上升遠慢于收入的快速增長，于是居民手里的錢可以購買更多的食物。由于20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糧食基本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尤其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實行嚴格的統購統銷政策，90年代中前期開始實行“雙軌制”。1998年，國務院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深化我國糧食生產流通管理體制改革的決定》才標志著“雙軌制”時期徹底結束，糧食流通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因此，我們主要觀察90年代之后中國食物價格在市場作用下是如何變化的。

　　利用歷年《中國物價年鑒》中的相關價格指數和《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城鄉居民收入指數計算出以1994年為基期的定基分類價格指數。如圖4所示，1994-2012年，中國食物價格總體保持上漲趨勢。食品總價格指數從100點增加至230.3點，其中，蔬菜價格增長幅度最大，從100點上漲至387.5點，其次是肉禽及其制品，2012年的價格指數為260.7，油脂價格增加幅度最小，從100點增加至160點。雖然食物價格均上漲，但是其增長速度遠不及收入上漲速度。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數從100點增加至414.3點，高于所有食物價格上漲速度，農村居民純收入指數從100點增加至323.1點，雖然增加幅度略低于蔬菜，但是遠高于其他食物。另一方面，對比食物價格指數和收入指數可以看出，食物相對價格越來越低。因此，盡管食物價格有所上漲，但是對于人們迅速提高的收入來說，其實際價格下降了。這是促進人們食物消費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技術進步后導致食物供給增加的重要結果。 　　二、食物消費結構轉型與營養攝入過剩

　　隨著人們收入的快速增加以及實際食物價格的逐漸下降，中國居民的食物消費量總體上升。如圖5所示，1961年中國居民人均一年攝入食物1 415千卡，2013年，攝入總能量達到3 108千卡，增加了1.2倍。2014年2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發布了《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14-2020年)》(下面簡稱《綱要》)指出，營養素攝入量的目標之一是，到2020年，全國人均每日攝入能量2 200～2 300千卡。相比之下，2013年的日人均攝入量已經遠遠超過了《綱要》中的攝入要求，可見，總體上來看中國居民已經處于營養過剩狀態。

　　除了食物消費總量以外，中國城鄉居民的營養攝入結構又是如何變化的呢?

　　對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數據處理后，可知，植物性食物始終是中國居民的主要能量來源，但是來源于動物性食物的能量攝入逐漸增加。1961年，植物性和動物性食物的供能比分別為96.3%和3.7%;2013年，其供能比分別為76.7%和23.3%。具體來看，谷物作為中國國居民的主要糧食，其能量貢獻始終占據著絕對地位，1961年和2013年的供能比分別為56.5%和45.9%，均遠遠高于其他食物。但是，與圖6中的消費量變化趨勢相匹配，中國居民的人均谷物能量攝入在1984年達到最大值后開始逐漸下降，2013年降至1 427千卡，1984-2013年，其供能比下降了23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其他食物的供能比從1961年開始以不同速度的持續增加，其中，肉類供能比增加幅度最大，從1961年的1.8%上升至2013年的15.5%，肉類成為除谷物之外中國居民的第二大能量來源。此外，食用油在中國居民飲食結構中的地位不能被忽視，2013年，植物油和動物油的供能比分別為5.6%和1.2%，比1961年增加了3.6和0.9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中國居民的蛋白質和脂肪攝入結構表現出更加明顯的植物性來源向動物性來源轉移的趨勢。1961年91.8%的蛋白質來源于植物性食物，僅有8.2%來源于動物性食物，然而，2013年來源于植物性和動物性食物的蛋白質分別變為59.9%和40.1%;同時期內，脂肪攝入來源的變化更加顯著，植物性和動物性脂肪的攝入比重分別從72.4%和27.5%變化為38.2%和61.8%，動物性脂肪攝入比重反超植物性脂肪。在蛋白質攝入結構中，谷物和肉類是兩大主要來源，1961-2013年，前者的蛋白質貢獻比重減少了13.4個百分點，而后者增加了17.2個百分點。在脂肪攝入結構中，肉類的貢獻比從1961年的16.3%飆升至2013年的46.4%，躍升為脂肪的第一大食物來源，食用油緊隨其后，并在2013年以25.1%的脂肪貢獻比成為脂肪的第二大食物來源。

　　中國居民的飲食結構是否合理呢?新《綱要》中提出健康的營養素攝入結構是“谷類食物供能比不低于50%，脂肪供能比不高于30%;人均每日蛋白質攝入量78克，其中，優質蛋白質比例占45%以上，維生素和礦物質等微量營養素攝入量基本達到居民健康需求。”如表1所示，2013年，中國居民的谷物類食物供能比為45.9%，低于《綱要》中的最低要求;脂肪供能比為27.5%，其符合“不高于30%”的要求;雖然2013年的日蛋白質攝入量為98克，高出《綱要》中的要求20克，但是蛋白質中的優質蛋白來源僅有39.7%，離45%的最低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

　　可見，中國居民既在總體上營養過剩又在營養來源上結構失衡。

　　三、中國城鄉居民工作生活中

　　體力消耗的變化

　　如果將一天24小時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工作時間，第二部分是上下班(學)時間，第三部分是休閑時間，那么技術進步是如何分別對這三部分時間中的能量消耗產生作用的呢?需要說明的是，本章節內容所使用數據均為對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的原始數據進行整理加工后的數據，并且研究對象為正在上班或上學的中國居民。

　　(一)工作強度的變化

　　首先，技術進步帶來的重要結果之一就是機械化程度提高，工作的體力消耗強度越來越低。圖6顯示了從事各個級別體力消耗強度工作的人數比重。從圖中折線走勢來看，該比重分布發生了明顯變化。1989年，從事重體力活動工作的人數比重僅次于中度體力活動，并且在1991-2009年間，其比重始終保持在首位。但是，從事極輕體力活動工作的人數比重一路飆升，在2011年以34.4%的比重成為第一位，而從事重體力活動工作的人數比重迅速下降至第四位。具體到每類勞動強度工作者比重的變化速度，極輕體力活動工作者比重上升最快。該比重從1989年的8.4%上升至2011年的34.4%，增加了26個百分點。輕體力活動工作者比重從1989年的18.2%下降至1993年的11.7%，之后開始緩慢上漲至2011年的19.9%。中度體力活動工作者比重快速下降，從1989年的37.7%降低至2011年的20.7%，減少了17個百分點。而重體力活動工作者比重從1989的26.6%年減少到2011年的19.2%，減少了7.4個百分點。極重體力活動工作者比重略微降低。這也印證了之前的假說，隨著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機械化程度加深，越來越多的工作利用機器代替人力，越來越多的上班族坐著工作，甚至連以前最辛苦的農民也開始利用機械代替人力耕作收割糧食，勞動強度大大降低。因此，工作時間里消耗的能量明顯減少。

　　(二)交通方式的變化

　　技術的飛速進步不僅大大降低了工作強度，工作之外的能量消耗也因此產生了巨大改變。

　　首先是出行的交通方式。1997～2011年間上下班(學)的交通方式發生了明顯的轉型。1997年，79.1%的中國居民會采用步行的方式上下班(學)，而到了2011年，該比重大幅度降至44.8%，下降了34.3個百分點。騎自行車的人數比重從1997年的19.7%增加至2011年的22.4%。而乘坐公共汽車或地鐵的居民從1997年的4.6%持續上升至2011年的12.2%，增加了7.6個百分點，乘坐小汽車、出租車或摩托車的居民比重從2004年的9.8%快速上漲至2011年的18.3%，增加了8.5個百分點。隨著技術進步，機動工具逐漸替代非機動工具成為人們主要的交通方式。 　　這一轉變在中國城鎮比農村表現得更為明顯。中國城鎮居民中步行上下班(學)的人數比重從1997年的77.5%降低至2011年的41.5%，減少了36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從80.3%下降至48%，減少了32.3個百分點。同時期內，城鎮居民中騎自行車的人數比重變化微小，農村居民從17.8%升至22.2%。與非機動交通方式相比，機動交通方式的人數比重表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1997年僅有5.7%的城鎮居民會乘坐公共汽車或地鐵等公共交通工具，2011年該數字飆升至20.7%，然而，農村居民中選擇公共交通的人數比重變化非常微小，僅增加了0.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城鄉居民中采用非公共機動交通工具的人數比重分別從2004年的12.3%和8.0%增加至18.9%和17.8%。

　　(三)休閑方式的變化

　　除了交通方式以外，休閑時間的消遣方式也因為技術進步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花費時間來看，在至少參加了一項體育運動的被調查者中，平均每天參加武術運動的時間最多，從2004年的69.2分鐘增加至2011年的97.2分鐘�？措娨曇琅f是中國居民平均每天花費時間最多的靜坐活動，2004-2011年，平均每天看電視的時間始終保持在130分鐘以上，其他靜坐活動的時間也都始終保持在60分鐘以上。

　　對比運動和靜坐活動的情況，可以看出，中國城鄉居民參與靜坐活動所花費的時間更長。雖然從縱向時間維度來看，體育運動的平均時間也有所增加，但是由于互聯網技術進步和電腦的普及，花費在電腦和互聯網上的時間整體增加幅度遠大于體育運動。因此，中國居民在休閑時間中所消耗的能量整體上更小。

　　綜上所述，技術進步給人們的工作和生活都帶來了極大便利的同時，能量消耗也大幅度的降低，這是促使超重和肥胖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結論和啟示

　　本文利用中國城鄉居民的數據驗證了Philipson和Posner的理論，證實了該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從源頭上分析了導致中國居民超重和肥胖問題的根本原因和傳導路徑。農業技術進步提高了食物供給能力從而降低了食品相對價格，改變了中國城鄉居民飲食結構，導致中國居民能量攝入過剩;機械化程度加深導致工作和生活中的活動強度大大降低，從而減少中國居民能量消耗。在能量攝入過多和能量消耗減少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城鄉居民體重增加。

　　從本研究的結論來看，超重和肥胖現象似乎是社會發展的副產物，如果沒有人為干預，該健康危機會持續發生。人為干預應當從兩個影響路徑入手，一方面可通過營養知識普及配合價格政策控制城鄉居民對高熱量食物的攝入，另一方面通過宣傳教育改善城鄉居民的工作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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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學論文發表期刊推薦《運籌與管理》(雙月刊)1992年創刊，宗旨是交流運籌學與管理科學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推進運籌學在經濟計劃、投資決策、風險分析、企業管理、生產控制、結構優化、信息技術及軍事領域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