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自成立以來，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如何建設新中國的考驗，同時也面臨著掌握權力之后防止腐敗的問題。本文是一篇論文發表期刊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反腐敗斗爭的模式演進及其路徑選擇。

　　摘 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反腐敗斗爭經歷了運動反腐模式、權力反腐模式和制度反腐模式的變遷，不同模式之間的更替是歷史選擇的必然性，也折射出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反腐敗理念的轉變。從歷史發展的視角，高度總結過去各個時期反腐模式的演進及其實踐效應，并從制度反腐的學理基礎和現實訴求的層面闡述中國反腐敗步入新常態的必然指向，最后闡述中國反腐敗斗爭最終必然走向法治，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的具體對策，旨在為我國的反腐敗斗爭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運動反腐,法治反腐,模式演進,路徑選擇

　　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兩個務必”，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反腐敗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反腐斗爭開始以執政黨的反腐模式出現，對權力的控制和監督成為反腐模式的主要內容。在長期與腐敗斗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運動反腐、權力反腐再到制度反腐的模式演進和不斷完善發展的過程，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斗爭模式。

　　一、歷史沿革：新中國以來反腐模式的

　　演進及其實踐效應

　　反腐敗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政治問題。中共建政60余年的期間，反腐努力從未停止，反腐模式也迭經變遷。每一種反腐模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既一脈相承又有創新突破。分析不同歷史時期反腐模式及其實踐效應，總結和借鑒以往反腐經驗，對我國當前反腐工作的路徑選擇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建國初期非常態性的運動反腐

　　建國初期的運動反腐是中國共產黨在非常態社會背景下民主政治初步實踐的產物，具有強烈的群眾運動色彩和階級斗爭特征。這一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提出通過采取政黨領導與群眾民眾參與相結合的政治運動方式來解決黨內的腐敗問題，比較典型的反腐運動包括“三反、五反”運動、打“虎”戰役、“新三反”運動、整風運動以及“四清”運動等，這些反腐運動滿足新中國成立之初穩定政權與政治發展的現實需要。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種運動反腐伴隨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逐漸演變成為一種不正常的階級斗爭，嚴重干擾經濟建設的正常秩序。從根本上說，運動反腐模式是在各方面制度、體制都不夠完善、健全的情況下的一種歷史性選擇。[1]然而，它往往是在黨的直接領導下開展的政治運動，存在輕“法治”的問題，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一旦群眾運動不受控制就會對民主法制建設和經濟文化建設造成巨大的破壞。運動反腐模式主要是短期集中打擊腐敗的方式，難以適應反腐敗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

　　(二)改革開放初期的權力反腐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我國進入一個新的重大社會轉型期，它批評了“兩個凡是”的方針，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決定不再搞群眾運動，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逐步構建一個常態社會。這一時期，針對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鄧小平同志下令加大對典型案件的查處，并且恢復文革時期被撤銷的反腐敗的監察機關。隨后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按照鄧小平的建議，落實“廉政七件事”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運動反腐被否定、制度反腐還沒有確立的條件下，這種權力反腐模式在懲治腐敗方面具有一定的實效性，個人權利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查辦仍然經常性地發揮關鍵作用，突出表現在個別地方主要領導批辦案件上。但是這種模式將成功的希望寄托于領導人的個人努力，而領導權力意志推動的不穩定性，從長遠看是不可行的一種反腐模式。因此，從權力反腐模式向制度反腐模式的理性回歸就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

　　(三)新世紀以來反腐向制度的理性回歸

　　20世紀末，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中國進入全新的市場經濟時期。當時的一個普遍共識是腐敗現象的產生主要根源于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制度缺陷，要徹底反腐敗就要把它置于制度建設的框架之下。這一時期，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以及反腐敗應“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要通過深化改革，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2]隨后黨的十六大實現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順利交接，由胡錦濤同志領導下的中央新領導集體，將反腐敗方針深化為“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罰并舉、注重預防”，并創造性地提出反腐倡廉建設的概念。由此看出，制度反腐的理性回歸既與強調制度建設的大環境相適應，也滿足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反腐倡廉的實際需要，克服了“運動反腐”、“權力反腐”模式的內在困境，為隨后制度反腐模式的深化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四)十八大以來制度反腐的深化與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制度反腐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試金石。習近平同志強調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3]這一重要的論述，將當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指向了制度反腐。十八大以來，無論是黨的作風建設，還是懲治貪官污吏，以及群眾路線教育活動，矛頭直指貪污腐敗，有效地遏制了腐敗勢頭的蔓延。十八大以來制度反腐工作主要從三個層面進行：包括減少官員掌握的權利，降低以權謀私的空間、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與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鏟除滋生腐敗的不良制度，塑造良性的制度環境。以上種種無疑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致力于制度反腐的深刻用意，努力推進制度反腐工作的有效性。

　　相比于運動反腐和權力反腐模式，制度反腐是我國反腐斗爭歷史上的極大進步。我國反腐之所以發展到制度反腐模式，與我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與廉政建設政治要求是分不開的，政治發展要求轉向法制，經濟發展要求管理由無序轉向有序、社會發展要求社會建設由不公正轉向公正。[4]無可置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制度反腐在預防和打擊貪污腐敗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制度反腐：中國反腐敗步入

　　新常態的必然指向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開始進入了“新常態”，通過頂層設計，出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和發展的政策，包括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以市場化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四中全會提出推進以法治建設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當前中國面臨著各種極端主義、惡劣資本主義以及官僚的不作為和腐敗等問題，都需要用制度來避免和整治。制度反腐是中國反腐敗步入新常態的必然指向。

　　(一)制度反腐的學理基礎

　　制度反腐就學理而言，在我國反腐敗斗爭中的必然性可以從它與傳統反腐模式的關系以及與公平正義的關系上考察。從制度反腐與傳統反腐模式的關系看，制度反腐是傳統方法模式的繼承和超越;從制度反腐與是公平正義的關系上看，公平正義對制度反腐具有本體論的意義，是制度反腐的價值取向，這與當前反腐的根本目標是相一致的。

　　1.制度反腐是對傳統反腐模式的繼承和超越

　　從制度反腐與傳統的反腐模式的關系看，制度反腐是對過去反腐模式的繼承和超越，有著其他反腐模式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從表面上看，自建國以來反腐模式的變革和轉型經歷了一個徹底否定的過程，包括對運動反腐的徹底拋棄和對權力反腐的普遍質疑。然而，表面上的更新態勢并不意味著深埋其內的地下伏線出現斷裂。實質上，我國每一次反腐模式的發展存在路徑依賴的特征，都是建立在對過去反腐模式的辯證否定之上，并非對舊模式的簡單復制，而是在繼承和吸收它們的合理內核過程中漸進地變革和轉型，以達到與當前階段的文化傳統、政治體制、經濟發展與社會背景相適應的合理模式。新常態時期的反腐模式正是處于一種漸進式變革和轉型的過程，逐漸擺脫過去反腐模式的局限性并轉向制度反腐，通過制度建設實現對權力的制約乃至制衡。因此，反腐敗要取得勝利，必須克服過去運動反腐和權力反腐的內在困境，把制度反腐推向更高臺階，發揮制度反腐的應有功能，同時這也是一種歷史選擇的必然。

　　2.制度反腐的價值取向是反腐的題中要義

　　我國當前的腐敗實質上是對公權力的濫用和對公共資源不合法地據為私有，各種腐敗現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傷害著公平正義的基本原則。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深刻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第一美德。制度反腐的根本價值訴求就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制度設計和安排的合理與否，從根本上決定公平正義能否實現。公平正義作為一種社會的基本價值目標，屬于精神范疇，必須依靠實踐才能得以實現，而這種實踐就是要推進民主法制建設。在此過程中，制度是實現這一價值目標的關鍵所在。只有通過制度的科學設計和執行，權力才能受到制約和限制，有限的社會資源才能夠被合理地分配，各種利益的沖突和矛盾才能受到有效的調控。因此，制度反腐在反腐敗斗爭中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公平正義能否實現，它的價值取向是當前反腐工作的題中要義。

　　(二)制度反腐的現實訴求

　　我國當前反腐敗依靠查處貪污腐敗的案件已經取得階段性的勝利，但要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關鍵還是在于通過制度建設實現對權力的制約，只有這樣才能打破今日嚴峻的腐敗局面。與此同時，制度反腐共識的達成、法制條件的成熟以及民意的訴求使得反腐敗已經具備走向制度反腐的基礎。

　　1.反腐敗走出困境的需要

　　新常態時期反腐敗的關鍵在于制度建設，制度建設在反腐敗斗爭中依舊占據重要的位置，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各項制度的不健全和漏洞，才導致官員手中掌握的權力不受控制和約束，形成今日的腐敗局面。不過，反腐敗斗爭與制度建設之間的關系不能做直線理解，而是需要更多的反思從我國反腐敗所設置的機構和法律條文數量來看，可謂居世界之首。然而，持續多年的反腐敗斗爭卻無法根治腐敗，原因在于政治文化環境問題。在一個失序的政治文化環境里，任何完善成熟的制度都無法充分發揮作用。因此，在新常態時期，中國唯有繼續深化制度反腐之路，在致力于制度建設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國民制度意識的培育，營造具有公平、正義價值理念的社會氛圍，塑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擠壓“腐敗亞文化”的生存空間，促進各項制度的執行，反腐敗才能走出以往的困境。

　　2.反腐敗具備走向法制的基礎

　　(1)制度反腐共識的達成

　　自黨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極其鮮明地突出了對“法制”的強調。黨的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提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5]這都說明，新常態下厲行制度反腐成為解決腐敗問題的必然模式。習近平同志也多次強調要健全反腐敗法律制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研究并實施體制機制制度創新，推進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這些制度反腐思想充分體現和貫徹在黨中央的高壓反腐敗斗爭中，從執紀執法的公開透明，到查辦高官腐敗案件的公平公正，再到強調法律程序的嚴格規范，開創了反腐敗斗爭的新局面，新常態下的反腐體現出明顯的制度反腐的特點。

　　(2)法制條件的成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早已形成，涵蓋社會關系各個方面的法律部門完備，各法律部門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經制定，相應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比較齊全，基本實現了有法可依、有法可循。目前，我國越來越多的法律被用來約束政府和管理者，規范權力的運行。法制日漸成熟為制度反腐提供堅實的基礎，當下應當更加關注法律的實施，在反腐敗過程中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遏制腐敗的滋生蔓延，著力維護法律的權威，彰顯公平正義的精神，在良好的法制基礎上進一步引導人民群眾樹立制度意識和紀律意識，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衛制度的良好氛圍，保障反腐敗斗爭取得最終的勝利。

　　(3)人民群眾的期盼

　　隨著國民的法律意識逐漸增強，反腐敗斗爭越來越受到關注，網絡問政空前積極，社會輿論的聲音居高不下。人民群眾通過新興媒體自發舉報腐敗事件的數量在上升，甚至冒著被打擊報復的風險實名舉報貪腐。在一系列的高官腐敗事件持續發酵的過程中，群眾的高度參與、社會輿論的持續推動，其背后不僅僅是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反腐敗的堅定信心，更是他們對反腐敗取得成效的殷切期待。對此，決策者應抓住這個“民心可用，民氣可求”的難得機遇，乘勢而上，積極順應人民群眾對制度反腐的期待和要求，將反腐倡廉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三、走向法治：中國反腐敗斗爭的根本選擇

　　我國當今的腐敗問題主要根源于改革產生大量尋租空間、“一把手”在專權體制下的權力濫用以及制度設計中人性假設的錯誤，要徹底改變這種權力運行失序的狀態，就必須向深層次推進制度反腐，走上法治的道路，奠定法治反腐的主基調，這也是政治逐漸走向成熟的標志。對此，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作為切入點做好反腐工作。

　　(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壓縮權力尋租的市場空間

　　官場腐敗和國企腐敗是腐敗現象的源頭，也是我國走上法治反腐道路必須解決的重中之重。一方面要簡政放權，加強對行政審批權力的制約，杜絕尋租的機會，另一方面要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避免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導致權力尋租者利用漏洞產生腐敗行為。

　　1.簡政放權，加強對行政審批權力的制約

　　對于中國政府而言，簡政放權，加強對行政審批權力的制約，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法治反腐的重要手段�，F行的體制為權力尋租行為提供大量的機會，只要權力能夠“駕馭”市場和干預市場，存在廣大的尋租環境，就必然會導致貪腐橫行的后果。對此，政府應當進行釜底抽薪式的改革，將大量審批權取消和下放，徹底清除腐敗、尋租的“土壤”和機會，凡是通過市場機制能夠解決的問題，應當交由市場機制解決;通過市場機制難以解決，則可以交由規范、公平的社會中介自律去解決;市場機制、社會中介自律解決不了的，必須由政府部門出面干預和管理的問題，才交由政府解決。換而言之，政府職能的定位邏輯要從“先政府、后社會、再市場”轉變為“先市場、后社會、再政府”，并且下放部分不必要的行政權力，壓縮尋租空間，才是真正根除腐敗的正確方向。

　　2.取消國企各類保護補貼，完善國企內部管理制度

　　長期以來，國企的制度建設滯后，高額保護補貼的存在，一直是產生巨大尋租空間的隱患。正是國企內部管理制度的漏洞，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尋租行為創造條件，加上國家為了讓不具備優勢的國企生存而給予的金融補貼以及資源產品的各類變相補貼，造成某些行業的壟斷，使得中國收入差距懸殊、腐敗滋生。有鑒于此，國家首先要取消各類保護補貼，防止掌握企業的權力和關鍵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利用現行的體制獲得超額的收益，矯正企業內部扭曲的激勵機制，推動國企通過自我完善的改革不斷強大，而非寄生于國家的巨額補貼之上。其次，國家要竭力推動國企內部管理制度的改革，特別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企業要密切關注政策和法治環境的變化情況，及時根據新法規、新制度，完善企業內部管理制度，從根本上阻隔權力尋租者利用滯后的內部管理制度進行權錢交易、受賄、索賄和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最后，國家還要推進企業健全內部監督機制，強化監督主體的相對獨立性，調動內部的各種監督力量，有效防止“弱監”、“虛監”現象。

　　(二)從權力之間相互制約監督的視角出發，加強反腐敗斗爭的制度安排和頂層設計

　　我國反腐敗的關鍵在于實現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監督，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保證權力的正確有序行使必須立足于科學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頂層設計。對此，必須以實現官員道德標準制度化和法治化以及制定權力清單為著力點，從根本上杜絕腐敗。

　　1.實現官員道德標準制度化和法治化

　　腐敗實質上是權力和私欲相結合的產物，實踐證明，單純依靠道德教化來限制腐敗分子私欲的膨脹是不可行的。中國文化一直缺乏“幽暗意識”，沒有認識到人性本利，而是希望掌權者完全依靠自制依法廉潔使用權力，在反腐的道路上往往把制度設計建立在不靠譜的人性假設上。因此，制度反腐的重點就在于采取將官員道德標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通過創制從政道德法將官員的某些道德義務通過立法轉化為具體法律義務，對官員較為嚴重的不道德行為進行法律約束和懲戒，主要包括官員的限制禮品收受、財產申報、游說規制、職外兼職和職后就業等法律制度，并設立一整套諸如道德委員會、政府道德署、道德辦公室等專門的執法機構予以實施。[6]

　　2.科學合理地制定權力清單，保障權力有序高效運行

　　如果拋開道德的因素，可以發現，腐敗首先變現為權力運行的失序，即權力缺乏應有約束。美國當代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指出，“一般來講，不太穩定的社會比相對穩定的社會更容易出現腐敗，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比傳統社會國家的腐敗更普遍。”[7]因此，法治反腐的重中之重就是要科學合理地制定權力清單，保障權力有序高效運行。制定權力清單，界定權力的邊界，解決權力濫用、權力擴張及越權行政的問題，是當前反腐敗的至為關鍵的抓手，也是法治思維的重要體現。首先，各級政府部門需要編制出本部門的職權目錄，對自己執掌的行政權力進行必要的清理，還應該將其權力清單目錄公之于眾，在民眾的監督之下預防權力濫用和促進權力有效作為。其次，各部門還應當清楚地規定審批部門行使權力的法律依據、工作流程、承辦崗位以及相關崗位的銜接點、監督電話、辦理時限、投訴舉報方式和途徑，避免部門之間推諉責任，保障權力運行過程的高效，使權力真正回歸到法治理性。

　　(三)培育反腐敗的文化環境，凈化社會風氣

　　國學大師錢穆曾經說過，“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產生;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解決。”法律與文化都屬于意識形態范疇，相互聯系。上世紀80年代初期，曾經流行一種觀點：只要把法律框架和條文制定好，照著去執行，法制建設就會越來越成功，法治社會也能逐漸實現。然而，如今我們的法律體系已經構建成型，腐敗問題并沒有減少。因此，培育反腐敗的文化環境，凈化社會風氣成為中國反腐敗斗爭必不可少的一環。

　　1.推進反腐倡廉的國民教育，培育人民群眾的反腐文化意識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認為，腐敗絕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如一些人所說是單純濫用權力的結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將其消除;相反，這不僅是一種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敗，而且是一種不斷地向一切空間彌漫的死癥，它注定到處孽生出權力欲、放縱淫欲、種種野蠻和卑鄙的腐敗情形、偽善和欺騙。[8]因此，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為了避免整個社會喪失對腐敗的判斷能力，推進反腐倡廉的國民教育也應當成為法治反腐的重要策略。在深入開展反腐倡廉的教育過程中，要特別注重以青少年、國家公職人員和企業主為主體的廉潔文化素質，將廉潔文化融入校園、融入機關、融入企業活動，獲得社會群體的心理認同，促進先進文化思潮的生成，營造公平正義的氛圍，這是當代法治實體價值指向之所在，也是實現培育反腐敗文化環境、凈化腐敗風氣的有效方法。 　　2.加強網絡的反腐文化建設，抵制腐敗現象的消極影響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提出，一個強大的、活躍的和警覺的公民社會，是制約國家權力、防范政治腐敗的有力保障。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網絡以其不容忽視的影響力成為民眾反腐敗的一個重要平臺，因此加強網絡的反腐文化建設，利用網絡調動整個社會參與反腐的積極性，是營造廉政氛圍的基礎，也是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的重要支撐。首先，利用網絡平臺加強反腐文化教育，不斷創新廉政文化的形式，采用豐富多彩、民眾喜聞樂見的生動形式，讓社會大眾都能切實感受到反腐的重要性，引導他們形成正確的價值判斷標準，自覺抵制逐公權謀私利的權力腐敗行為，養成不容腐敗的社會文化環境。其次，利用網絡平臺加強對反腐行為的社會輿論，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廉潔光榮、腐敗可恥”的新氛圍，糾正“笑貧不笑貪”的扭曲文化，通過網絡曝光腐敗分子的行為，讓腐敗分子身敗名裂，打消其僥幸心理，增加其腐敗的道德成本，敦促每一個社會成員潔身自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參考文獻：

　　[1]張京文.中國共產黨十六大以來反腐模式創新研究[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3：29

　　[2]孫忠良.從權力反腐敗走向制度反腐敗[D].廈門：華僑大學，2004：11

　　[3]習近平.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EB/OL].[2013-01-2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2/c_114459610.htm.

　　[4]宋廣奇.當代中國反腐模式轉換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1：97

　　[5]張大共.關于法治反腐的思考[EB/OL].[2014-01-16].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4/0116/c117092-24134903.html.

　　政法類論文發表期刊推薦《行政論壇》是探索行政科學真知，研究政府工作實際，反映最新學術信息，縱論公共管理話題的綜合性學術理論期刊。自創刊以來，始終堅持理論性和實踐性的統一，關注公共管理科學和政府工作實際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精選有關方面的具有學術價值和創新之處的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