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可以分為民事律師，刑事律師及行政律師。律師也是職稱的一種，每個合格的律師必須掌握一定的具有一定法律知識，按現行《律師法》之規定，是具有“高等院校法律本科以上學歷”之法律知識或“高等院校其他專業本科以上學歷具有法律知識”；其二，經國家“司法考試合格”，取得資格；其三，經國家司法行政部門批準，取得執業證書；其四，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并以此為職業。本文是一篇湖南警察學院學報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律師調查取證制度的完善。

 　　摘 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立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為我國政治、經濟發展帶來了許多積極因素，尤其是律師制度恢復重建以來，更好地促進了律師制度的發展和進步。但由于現行法律規定及司法實踐習慣的約束，律師于訴訟中所享權利還很不充分，特別是在刑事訴訟領域，我國一直沿襲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證據的收集工作由司法機關依職權進行，律師的調查取證制度很不完善。本文試圖從研究我國律師在刑事訴訟中調查取證權的現狀入手，淺析完善律師調查取證權的措施。

　　關鍵詞 湖南警察學院學報投稿,調查取證權,現狀規定,完善措施

　　律師對刑事案件的參與程度以及作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也體現了其對人權的重視程度。現行法律對律師調查取證權過份的限制，使控辯雙方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嚴重的傾斜，不利于程序和實質正義的實現。在法庭上的控辯交鋒，實際上是擁有強大公權力的國家機關與勢單力薄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間的一場博弈，沒有律師為其有效辯護，公正將無從談起。要使控辯雙方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對抗，就必須還原律師完整的訴訟權利，使其充分地行使與司法機關對等的調查取證權。

　　一、賦予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調查取證權

　　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證據具有突出的地位與作用。辯護律師只有在全面了解控訴方所掌握的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所有證據材料后，才能進行具有針對性的辯護。要想讓律師盡早的了解案情，在偵查階段就應賦予律師一定的調查取證權，同時還應取消《刑事訴訟法》、《律師法》對律師調查取證的限制，從法律的角度授權律師與公檢法機關同等的權力，避免律師在調查取證中，相關機關行使權力的隨意性。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將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提前至偵查階段，該階段是查明案件事實的關鍵時期，對控辯哪一方都是查清事實的絕佳時期，如果坐失時機對哪一方都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但由于未賦予律師在偵查階段調查取證權，因此立法目的根本無法實現。對于是否應賦予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調查取證權，新《律師法》在此問題上做了回避，其第35條把《刑事訴訟法》中的“辯護律師”改為“受委托的律師”，至于此時的律師是否為辯護人沒有作出明確的界定。在此情況下，還是只能適用《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得出律師仍然是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的人。可見，新《律師法》還是沒有賦予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享有調查取證權。排斥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調查取證權，主要因為偵查階段實行“偵查密行原則”，要保守偵查秘密。律師在偵查階段實行調查取證，既可能泄露案件秘密，又增加了刑事案件的辦理難度。其實，在偵查階段，相對于實力強大的國家公權力機關而言，辯護律師并無強制取證權，取證能力天然處于弱勢地位，對刑事案件的辦理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一味絕對排斥也是不必要的。按照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1條規定，所有的人都有權請求由其選擇的一名律師協助保證和確立其權利，并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為其辯護的原則，因此，我國在再次修改刑事訴訟法的過程中，應進一步明確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職能，不僅享有會見權，同時享有閱卷權、取證權等辯護權能，如此才能實現我國的立法目的和宗旨。

　　二、規定彌補辯護律師調查取證局限性的措施

　　正如前文所述，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存在局限性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國律師調查取證的條件尚未完全具備，其局限性表現得更為明顯一些。我國律師已不再具有當初的國家公職人員身份，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中，應該賦予控辯雙方平等的訴訟權利和義務，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刑事辯護律師也能像控訴方一樣，享有刑事辯護調查取證權。在此情況下新《律師法》第35條規定：受委托的律師根據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在我國公權力機關地位比較突顯的情況下，作此規定確有必要。立法畢竟非常抽象，具體的操作程序應當必不可少，那么這些程序性的規定又在哪里呢?如果出現公權力機關故意不予調查證據，致使證據滅失應當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呢?這些在新《律師法》中都不明確甚至闕如。因此，應當有相關的規定或者司法解釋來予以完善。最好的方式是能夠在未來的《刑事訴訟法》的修訂中作出明確規定。

　　三、建立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不能時的問責制度

　　新《律師法》中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犯罪嫌疑人時不被監聽這不能不說是新律師法的重大修訂成果。但最致命的是新法并沒有明確規定在偵查機關變相拒絕律師會見時對律師權利的救濟措施。如果律師不能見到犯罪嫌疑人，那么對會見權的規定無論多么具體誘人都將是一紙空文。所以，法律應規定偵查機關在變相拒絕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的法律責任。最好是能量化律師的次數權利，如在律師要求會見犯罪嫌疑人時，偵查機關必須在不超過兩次的情況下安排會見，否則即追究偵查機關及相關人員的責任。

　　四、確立律師在刑事辯護中的豁免權

　　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是指律師在刑事辯護的整個活動過程中的言行不受法律追究的權利。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條明確規定：“律師對于其書面或口頭辯護時發表的有關言論或作為職責任務出現于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行政當局之前發表的有關言論，應當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權”，“律師如因履行職責而其安全受到威脅時，就應得到當局給予充分的保障”。目前，世界上不少國家都通過立法，不同程度地賦予律師這一權利。而我國卻制定了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律師偽證罪，不問情節、不問后果，只要有人改變控方的證言，便可治辯護律師的偽證罪。使得律師在行使調查取證權時更加困難，不敢深入收集與調查取證。賦予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其實是由辯護律師所擔負的職責決定的，辯護律師作為司法天平上的另一端法碼，其主要職責是針對控方獲取的有罪證據而提出辯護證據來進行有效辯護。因此，在我國必須盡快取消“306”規定并建立律師豁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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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警察學院學報》是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公安理論研究刊物。1989年創，2000年第3期始開辟《當代中國農村法治》專欄（原名“當代中國農村法治掃描與研究”），2007年第1期始開辟“警學高峰論壇”。學報2002年4月被評為“湖南省優秀社科學報一等獎”；2002年9月被評為“全國優秀社科學報”；2006年5月被評為“全國優秀社科學報”；“當代中國農村法治”專欄被評為“全國社科學報優秀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