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包含有重要的政治或政策信息，在更多場合反復出現并逐步被系統化，直至正式成為治國理政的新理念和決策依據。本文主要針對從自由發展看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江西省期刊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從自由發展看全面深化改革。

　　[摘要]“新常態”這一概念最初是由埃利安(Mohamed El-Erian)提出，用以歸納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可能遭受的緩慢而痛苦的恢復過程，得到學者的普遍認可。然而，國內關于“新常態”的認知和討論既與國際有共同之處，也具有獨特性。“新常態”是中國領導人創新宏觀經濟管理的新理念、新舉措。“新常態”所蘊涵的發展觀有著超出經濟范圍的更全面的深刻意涵，是一種全面的社會發展觀，更能體現出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的思想。基于此，大連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和大連哲學研究基地聯合舉辦了“新常態的哲學意蘊”研討會，從哲學反思的視角對“新常態”的概念及其所蘊涵的發展觀進行了解讀。從中挑選出4項研究成果，即“新常態”概念的歷史溯源、“新常態”的辯證意蘊、“新常態”呼喚馬克思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以及“新常態”的全面發展觀和人類發展指數，以期推動“新常態”研習的不斷深入。

　　“新常態”概念的歷史溯源 李淑英

　　自從2014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提出“適應新常態”以來，“新常態”就成為理論熱詞，很多學者都從不同角度對這一概念進行了解讀，但是也存在一些對“新常態”概念的誤讀誤解。“新常態”是新一代中央領導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總結。但是在這之前，“新常態”這一概念無論國內和國外都曾提到過。為了更好地認識和理解“新常態”，有必要對“新常態”這一概念的來龍去脈進行梳理。

　　一、國際“New Normal”概念的提出

　　“新常態”一詞對應的英文為“New Normal”。對“New Normal”的最早關注是在2002年，美國經歷“9・11事件”后，經濟發展出現短暫的衰退，“New Normal”主要是指經濟緩慢復蘇。“‘NewNormal’被巴菲特和伯格用來警告投資者在接下來的十年里，單位數回報會降低至7%-8%。我們把2002年巴菲特、伯格的預測叫做‘New Normal’”。

　　2009年初，在“探討危機后美國各個經濟領域復蘇和發展新模式”的論壇上，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資官格羅斯和總裁埃利安在發言中用“New Normal”來歸納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可能遭受的緩慢而痛苦的恢復過程。后來，埃利安再次在2010年第40屆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提出“New Normal”，用以反映2007-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陷入的低增長狀態。埃利安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不是簡單的皮外傷，而是傷筋動骨。(金融危機之后的‘NewNormal’)是經歷多年非同尋常時期之后的一個必然結果”。

　　總之，國際上的“New Normal”被應用于經濟領域，指的是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經濟發展的低速增長狀況以及2008-2012年全球經濟衰退。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低增長、高失業以及投資的低回報”。后來，這一概念被擴展到其他領域，指的是那些以前異常的而現在被認為司空見慣的事情。

　　二、國內“新常態”概念的提出

　　關于“新常態”這一概念在中國最早出現在科學哲學研究中，主要是在關于庫恩的科學革命范式研究中，庫恩的“新常規科學”被翻譯為“新常態科學”。

　　在漢語字典中，并沒有“新常態”這一個詞匯。對于“常態”的解釋有兩個：一是固定的狀態和形態，二是通常和本來的狀態。對于“新”的解釋有以下幾個方面：剛有的，剛經驗到的;初始的，沒有用過的，與“舊”“老”相對;性質改變得更好，與“舊”相對;不久以前，剛才;表示一種有異于舊質的狀態和性質;稱結婚時的人或物等。因此，對于“新常態”這一概念，按其本意來講，就是表明一種有異于舊質的、固定的或通常和本來的狀態和形態。

　　在中國知網上使用“新常態”作為關鍵詞進行全文檢索，最早的文獻是1979年，其應用對象是“新常態科學”。使用“新常態”進行篇名檢索，最早的文獻是2001年，其應用的意思就是不同于舊有狀態的新狀態。最早與經濟聯系起來的文獻是在2009年，主要是對金融危機的反思。在這一時期。“新常態”概念的應用還是基于國際“New Normal”概念的延續，是對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增長緩慢，尤其是金融領域投資低回報常態化的描述。

　　最早以“中國經濟新常態”為篇名的文獻出現在2012年。此時，對于“新常態”概念的應用和理解已經有了中國學者自己的思考。例如早期一些文獻在論述中國經濟“新常態”特征時都會把經濟增速的下降和通貨膨脹聯系在一起。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總含義是，“中國經濟將從加入WTO之后十年的GDP平均增長10.5%、M2年均增長率18.2%，回到GDP增長8%左右、M2年均增長12%甚至更低水平”。在這個階段人們對于“新常態”特征的理解主要是低增速、高通脹。

　　關于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討論之所以開始于這個時期，一方面是國際經濟發展大背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學者研究習慣的延續和發展。從1993年以來，在“中國經濟新”后面出現的概念有：增長點、發展、趨勢、熱點、亮點、挑戰、特點、格局、動力、考驗、變數、看點、關口、命題、誓言(自主創新)、途徑、信號、走向、布局、時代、路徑、秩序、轉折點、空間等。可見，“常態”這個概念放在“中國經濟新”之后，是中國學者一種習慣性的表述模式。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也說明，中國的“新常態”概念不同于國際的“New Normal”。同時，也意味著以習近平主席為核心的國家領導人提出的“新常態”概念既不是完全借用西方的概念，也不是完全獨立的一個新詞，而是有一個逐步的形成過程。

　　三、習近平主席“新常態”概念的運用

　　中國政府提出“新常態”這個概念，有一個明晰的時間表。

　　2014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2014年7月29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聽取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和建議。習近平主席對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提出四點希望時提到，“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共中央決策部署上來，正確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共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演講，進一步闡釋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三個特點，新常態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以及適應新常態的途徑。

　　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習近平主席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分析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總結2014年經濟工作，提出2015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和主要任務。會議從九個方面詳細解讀“經濟發展新常態”，即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九個方面。“這些趨勢性變化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通過梳理習近平主席提出和運用“新常態”概念的過程，可以分析出習近平主席對“新常態”概念理解的三個要點。首先，“新常態”是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描述。這是習近平主席首次運用這一概念時就明確提到的，也是對這一概念理解的首要起點。從“新常態”概念的本意出發，結合中國經濟主體，中國經濟“新常態”描述的就是異于經濟發展舊質的、通常的狀態和形態，即經濟發展進入新的不同于以前的階段。其次，這一個新階段的特征表現為三方面，即經濟“新常態”的三個基本特征，“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再次，理解“新常態”這個概念不能離開改革，改革是適應經濟“新常態”的根本途徑。“新常態也伴隨著新矛盾新問題，一些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四、國內外“新常態”概念提出過程的異同

　　“新常態”概念在國內和國外基本上是相對獨立形成的。雖然中國提出的“新常態”概念與國外的“New Normal”概念有共同之處，但更主要的是二者的相對獨立性。中國的“新常態”更應該看作是習近平主席結合中國實際發展狀況進行的創造性概括。二者的異同具體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際的“New Normal”和中國的“新常態”都是對經濟發展態勢的描述，但是二者所描述的態勢以及形成的時期不同。“New Normal”具有較明確的針對性，主要是指2008年金融危機過后，或者說是后危機時代的經濟發展態勢，其根本特征是“無就業的復蘇”，是對危機之后經濟復蘇過程中增長緩慢的狀態描述。而2014年5月習近平主席首次運用“新常態”的概念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新特征的綜合性描述，其主要特征是增長速度放緩。可見，二者都是對轉變時期中，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狀態描述。但是，一個是對金融危機后經濟發展緩慢的狀態描述;另一個是對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經濟增長多元化的狀態描述。

　　第二，國際的“New Normal”和中國的“新常態”都認識到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但對于如何應對卻有不同的解讀。在國際上，“New Normal”的提出是被動地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經濟復蘇周期長，甚至是復蘇無望的態勢，其隱含的是一種無可奈可的應對。而中同經濟“新常態”概念的提出是中國政府在對經濟發展態勢科學分析的基礎上，主動應對將要到來的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等問題。可以說，“新常態構成面向未來更高發展目標的戰略規劃，它不僅分析了中國經濟轉型的必要性，而且明確指出了中國經濟轉型的方向，同時也指出了轉型的動力結構”。

　　第三，國際的“New Normal”和中國的“新常態”有共同的經濟活動表現，即經濟緩慢增長，但是，如果說全球經濟的“New Normal”是對未來世界經濟趨勢的一種悲觀認識，那么中國經濟“新常態”則“包含著經濟向形態更高、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積極內容”。

　　五、國內學者對“新常態”的擴展和深入研究

　　隨著政府對“新常態”的運用和解讀，“新常態”也成為2014年以來的理論熱詞。通過對中國知網的檢索結果進行分析，2009年之前關于“新常態”的文獻數都是年均低于10篇，2009-2013年年均文獻數在20篇左右，而2014年達到4537篇，截至2015年5月已經達到10956篇。不僅在學術領域，而且在日常領域中，“新常態”概念的運用都具有比較高的頻率。從2011-2015年“新常態”概念的百度指數上分析，“新常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熱詞了。

　　學界對“新常態”的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中國經濟新常態”到“中國新常態”的轉變。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新常態”是指經濟領域狀態的轉變，而后的運用也都是指“經濟新常態”。但是，隨著國內學者的不斷擴展研究，“新常態”概念已經超越經濟領域，“成為描摹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嶄新格局的代名詞”。可以說“新常態”來源于經濟，又超越于經濟。但是，也需要警惕對“新常態”概念的泛用，這是因為不僅在國內的研究中沒有界定“新常態”概念的外延，而且在國際“New Normal”概念的應用中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因此，我們要理性地對待“中國經濟新常態”到“中國新常態”的轉變，既要認識到它的必要性，同時也不能絕對化。 　　第二，進一步對“新常態”的三個基本特征深入分析，要具體到每一個經濟環境，深入具體地分析如何適應“新常態”，如何通過改革來實現經濟的不斷增長。全球經濟“New Normal”的主要特征是經濟復蘇緩慢，而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提出是主動應對將要到來的可能發生的經濟問題，是為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是一個結構性調整的過程，只有改革，才能避免經濟問題的井噴式爆發，只有通過不斷改革，才能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因此，對“新常態”概念的理解已經超越其本意，既有對狀態的描述，也有對所面臨問題以及解決問題出路的分析。

　　“新常態”的辯證意蘊 郭晶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要求提供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理論研究支撐。本文從哲學角度，用辯證思維方式考察“新常態”，闡釋“新常態”概念的辯證意蘊。

　　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內容，也是馬克思闡述理論問題的研究方法和批判現實問題的思維方式。辯證法作為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的意義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體現得十分突出。現今，辯證法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用辯證方法研究“新常態”是一次有價值的理論嘗試。

　　矛盾是辯證法的核心概念，對此，列寧認為，“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于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矛盾是反映事物內部以及事物之間對立統一關系的哲學范疇，是辯證法的核心概念，運用辯證思維方式發掘“新常態”所包含的多重矛盾關系，有助于理解“新常態”的辯證意蘊。

　　一、“新常態”的“新”與“舊”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提出，“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辯證法強調在概念的對立統一關系中理解一個新概念。“新常態”是相對于“舊常態”而言，基于“舊常態”，才能提出“新常態”。“新常態”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經濟要擺脫“舊常態”，實現從“舊常態”到“新常態”的過渡，蘊涵了辯證法要求破舊立新，在批判改革中催生發展的精神。“新”與“舊”辯證統一的矛盾關系，是“新常態”所包含的第一層辯證意蘊。

　　“新”與“舊”在內涵上截然相反，是一對矛盾關系的兩個方面，依賴于對方闡釋自身，應該在“舊常態”與“新常態”所體現出的矛盾關系中理解“新常態”。在2014年11月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對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特征進行了概括：一是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轉為中高速，二是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三是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四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等傳統增長點轉向以創新驅動為代表的新增長點。

　　對經濟新常態特征的表述既包含“舊常態”的特征，也包含從“舊常態”向“新常態”的轉變。經濟增長速度的調整是最直接和顯著的轉變，正因為“舊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保持了年均9.8%的高位，將“新常態”下經濟發展速度定位為中高位，才能稱其為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因此，只有在把握了“舊常態”下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驅動力，才能提出“新常態”下更加合理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驅動力。

　　從“舊常態”到“新常態”是一個動態的過渡過程。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一個過程，“新常態”代替“舊常態”也必然要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新常態”對“舊常態”辯證揚棄的過程。具體講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由快到慢的調整，經濟發展方式由重視數量到重視質量的轉變，經濟增長驅動力由勞動、資本轉換為創新的調整過程。這個過程是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內在要求，也是“舊常態”向“新常態”辯證發展的必然過程。

　　二、“新常態”的“變”與“不變”

　　“新”指性質上“不同以往”，有變化之意，“常”指“持久恒長”，“新常態”將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較長的穩定狀態，有不變之意。“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關系，是“新常態”包含的第二層辯證意蘊。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強調，辯證法的本質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即辯證法不是現存世界的理論注釋和辯護工具，辯證法要求我們直面現實，對現實進行批判性反思，把握現實生活的矛盾，解開現實生活的困境，展開對未來生活的建構。“新常態”的提出包含了對以往經濟發展中弊端的批判性考察，體現的正是辯證法的批判精神。

　　發現弊端是為了解決弊端，要實現“新常態”的發展目標離不開改革。辯證法強調通過變革實現發展，“在辯證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圣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么都不存在”。當前中國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于能不能切實地做好改革。

　　“新常態”呼吁改革，但不是盲目的改革，是在穩定與改革之間尋求平衡與協作。習近平主席指出，應“保持政策定力”，要“穩”住宏觀政策，避免因為經濟發展情況的變化動輒進行較大的調整。辯證法的“革命性”不是不顧穩定一味地變革，而是以穩定和變革的辯證統一為前提的改革。只有兼顧穩定的改革，才是有效的改革，才能保持我國經濟總體向好的基本態勢。習近平主席同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驅動力的調整都是在這一相對穩定的大局之下進行的。

　　三、“新常態”的“質”與“量”

　　“新常態”包含了對經濟發展數量和質量辯證關系的思考。“‘量’是對經濟發展規模與速度的強調，‘質’是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質量的要求”。數量與質量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呈現為矛盾關系的兩個方面。“新常態”意在扭轉以往不顧質量，過于追求數量的發展觀念，力求數量與質量之間的辯證統一，體現出辯證法的適度原則。

　　在對經濟發展數量的追求中，還會體現為對速度的過度強調。然而，經濟發展的速度會影響經濟發展的質量，如果掌握不好經濟發展的速度，會減損經濟發展的質量。在過去3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雖然保持在平均9.8%的高位，但是卻伴隨出現環境污染加劇、產能過剩、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無法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質量要求。 　　“新常態”最為直觀的特征，就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中國已經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在GDP基數擴大后不能再像以往那樣長久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發展，更重要的不是經濟發展的數量，而是質量。“新常態”不再追求單一的GDP增長，需要更加全面的發展目標。“新常態”下中國經濟能夠接受經濟增速放緩，保證和提升質量。從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角度來看，“新常態”下增速放緩，不是經濟衰退，而是一種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常態”，是對以往發展模式的糾正。適度的經濟發展速度，可以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新常態”下中高速的發展在保證就業的同時，為淘汰落后產能、調整經濟結構提供了契機。“新常態”數量與質量的辯證統一及其體現出的適度原則，是“新常態”包含的第三層哲學意蘊。理解這一辯證意蘊，有助于理解“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新方式和新觀念。

　　可以說，“新常態”來源于經濟同時又超越于經濟，這是“新常態”本身所蘊涵的第四層辨證思維。當前“新常態”主要用于描述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對“新常態”的思考也是限于經濟發展領域。但是，“新常態”可以具有較為普遍性的含義和更加廣泛的使用范圍，目前學術界已經超越經濟在多個領域使用了這一概念。“新常態”概念的外延如何界定，“新常態”概念的使用范圍是否需要限定，以及如何限定，值得學者們進一步思考。

　　“新常態”呼喚馬克思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 朱成全

　　當前，全球經濟步入新階段，其特征是在大劑量的調控政策強力干預下，經濟增長在低水平上波動、全球流動性過剩、大宗產品價格和資產價格變動不居、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地緣政治緊張等。而在過去，經濟危機往往表現為連續若干年的負增長。

　　中國提出的“新常態”概念雖然與國外的“New Normal”有共同之處，但更具有相對獨立性。“新常態”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經濟要擺脫“舊常態”。所謂“舊常態”，就是指一段時期內經濟增長速度偏高、不可持續發展因素的累積、社會矛盾加劇以及國際壓力變大，使得中國發展面臨嚴峻挑戰。與“舊常態”相比，中國的“新常態”有三個變化：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經濟發展方式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在新常態下，中國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更加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注重建設生態文明，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簡言之，更加注重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所以，“新常態”的發展觀有著超出經濟范圍的更加全面的深刻意涵，需要在學理上反思發展的人性本質，在實踐中制定出更能體現“以人為本”的衡量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指標體系，也就需要重喚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精神。

　　一、馬克思的人的發展歷史階段思想蘊涵人的自由全面生成過程

　　馬克思認為，人的發展會經歷三階段，最終進人人的自由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對人的依賴關系占統治地位的階段，此階段適應于自然經濟形態的社會。個人在此階段中很難體現出獨立性，而不得不直接依附于某個社會共同體。個人之間社會聯系的發生限于共同體內部，這種聯系只能是在狹窄的整體范圍內，各孤立地點之間發生的地方性聯系。第二階段是以物的依賴關系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此階段適應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形態的社會。個體在此階段中具有了相對獨立性，大大擺脫對血緣、土地等關系的依賴，社會形成整體的能力體系、全面的關系、普遍的物質交換以及多方面的要求。但是，社會關系以物的關系形式存在，人的發展受到異己社會關系的壓抑和束縛。第三階段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階段，此階段適應于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的本質就是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社會關系不再成為異己的力量，個人能夠在全面、豐富的社會關系中自由全面地發展。

　　經歷三大歷史階段，人的發展從低級向高級演進，在這個過程中財富的衡量標準也在變化――從“物的發展”逐漸轉向“人的發展”。第一階段，立足于現實的生產勞動，以產品數量衡量財富。第二階段，仍以物，尤其是資本、產品來衡量財富。但是，這一階段對物的依賴性具有雙重作用，它使人的關系依賴于物的關系，同時，也為人的關系的普遍性提供可能，從而為人的更高階段的到來創造著條件。到了第三階段，財富的衡量最終變成人的發展，尤其是人的自由發展。充分發揮人的自由能力，是以人的發展來衡量財富的基本要義。

　　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資本”作為手段是在一定歷史階段推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承認資本、發展資本是當前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不二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片面夸大資本的地位，任由資本自發調節生產，把資本奉為解決發展問題的最高準則。如果對資本發展不加限制，必然會產生嚴重的，甚至是達到社會不堪承受程度的問題。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實際上是在以放任資本固有邏輯中的破壞性為代價換取物質財富的高速增長，使人日益淪為片面發展的社會體系中物的附屬品，間接導致人向“單向度的人”發展。這就是說，當代主流西方經濟學極力排斥馬克思等學者賦予資本的人文屬性，刻意無視資本作為以物為媒介的社會關系本質，執意從經濟學“科學”化的角度把資本理解為物。這種庸俗的拜物教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物欲橫流的社會風氣。

　　二、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含義及其邏輯起點

　　馬克思多次講到：“一切天賦得到充分發展”，“自由而充分的發展”等。具體地說，馬克思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含義主要有以下四點：第一，人的需要全面發展。首先是生存需要，然后是社會關系需要和精神需要。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人全部活動的內在動力。第二，人的能力全面發展。人的能力是人本質力量的體現，包括體力、智力，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從事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能力、社會交往能力、道德修養能力和審美能力等。就素質來說，主要是指人的德、智、體、美諸方面素質。第三，人的個性全面發展。人的個性是指人的自我意識，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個人所獨有的品格、氣質、愛好和情感等的總和。第四，人的社會關系全面發展。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而人的發展也必然會表現在具體的社會關系變革中，人的社會關系的充分發展是在物質交換關系基礎上，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情感等方面的充分交往。只有這樣，才能逐漸擺脫個體、地域和民族的狹隘性，不斷開闊視野，充實、完善和發展自己，最終在交往中形成全面的社會關系和豐富的個性。從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含義來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邏輯起點是人的需要。馬克思就是從人的需要及其發展的角度出發，具體展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人首先產生的是生存需要，“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東西”，而且，“第二個事實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詳細地論述了人的需要的發展結構。具體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人的需要出發，論述了需要的層次結構：物質需要、社會關系需要、精神需要等。人之所以有物質需要，是因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只有在自然界，人才能維持自己作為生命有機體的存在形式。人之所以有社會關系需要，首先是因為家庭關系，其次是因為人有交往發展的需要。對于個人來說，誰也不可能脫離一定的社會關系而存在。人之所以有精神需要，一是因為人不僅要適應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還要改造自然界、改造社會，二是出于人自身的“好奇心”“求知欲”“游戲”“審美的需要”等的需要。比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憂心仲仲的、貧窮的人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么美感;經營礦物的商人只有看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獨特性”，“從主體方面來看：只有音樂才激起人的音樂感;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毫無意義”。這些從反面論述了人的審美需要的重要性。

　　人需要結構發展的積極成果，就是“文明”。“文明”一詞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語境下本身就緊密地與自由相聯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本身一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蒸汽機確實是所有那些以它為依靠的巨大生產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這些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在這里不再有任何階級差異，不再有任何對個人生活資料的憂慮，并且第一次能夠談到真正的人的自由”。這個界定最深刻之處在于，把“文明”或“文化”概念與“自由”概念聯系起來。所謂文明，就是人類發展尤其是文化發展的積極成果，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標志。所以，“文明”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結果。

　　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是在財富基礎上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

　　發展歸根到底是人的發展。而人的發展歸根到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發展，“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總體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作為類的存在物，人的最高本質是自由自覺的活動;作為社會存在物，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作為完整的個體，人的本質表現為人的個性，是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精神屬性的統一。所以，從人的本質來看，人的全面發展的實質就是人從自然、社會和自己的關系中獲得解放。而對自己本質的全面占有，即通過社會實踐創造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己的全面關系來全面創造自己的本質，豐富和完善人的本質力量。

　　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就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是一個“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未來新社會的本質特征就是“建立在個人的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強調指出，共產主義社會是和諧社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與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斗爭的真正解決”。

　　共產主義社會蘊涵著“生態文明”的思想。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這就是說，人類不僅能夠按照科學的尺度來進行生產，把整個自然界變成自己的“無機的身體”，而且能夠把自己的內在尺度――善和美運用到對象上去，實現自然的人化，創造適合人生存發展需要的理想世界。人之所以高于動物，是因為能夠掌握這兩個尺度，并在行動中把兩者自覺地結合起來。所以，“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

　　總之，“新常態”發展觀要求從“以物為本”轉向“以人為本”，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通過“五位一體建設”(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實現和諧社會。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是對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精神狀態的新要求，體現了對中國國情的深刻把握、對民族命運的理性思考、對人民福祉的責任擔當。這就必然要求我們重喚馬克思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

　　“新常態”的全面發展觀和人類發展指數 欒林

　　“新常態”源于經濟領域，但對“新常態”的理解卻不應僅限于經濟領域。習近平主席提出“新常態”這一概念不僅意味著中國要調整經濟發展的模式和思路，更意味著中國需要轉變社會發展觀和思維方式。

　　在“新常態”下，發展不等同于狹隘的經濟發展，“唯GDP論”的發展觀在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難以克服的社會問題，只有通過觀念上的變革，以全面的新發展觀取代狹隘的舊發展觀，才能逐步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會的全面發展。“新常態”概念的提出。意味著新常態發展觀的誕生。“新常態”發展觀是一種全面的社會發展觀，是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必然會取代以GDP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

　　一、以人為本的“新常態”全面發展觀的確立

　　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對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理論的運用。可以說，黨的基本路線已經把握到了社會發展中的主要矛盾，認識到經濟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并在基本路線的指導下，取得了經濟領域的飛速發展。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理論肯定了經濟因素是社會發展中的主要因素，并非把經濟因素等同于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唯GDP論”是對此理論的一種誤讀。認為只要經濟發展起來了，一切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這種對經濟領域的偏重導致了“唯GDP論”的出現。在制度領域，“唯GDP論”導致了“以GDP論英雄”，在選拔和考核干部上，把GDP的增長率作為選拔和考核的重要標準，甚至是唯一標準。在這種形勢下，一切都為GDP讓路，為了能讓GDP保持高速增長，不惜以損害環境和資源為代價。按照羅馬俱樂部在《增長的極限》中的觀點，人類的膨脹已經給地球帶來了巨大的負擔，如果還不珍惜資源，那么地球現有的資源將很快消耗殆盡。“唯GDP論”是典型的功利主義發展觀，認為通過經濟發展就能把蛋糕做大，就能夠讓每個人都得到實惠，但并沒有意識到為了讓蛋糕做大而在發展中付出的代價已經遠遠超過了所得，并且這種損失常常是不可彌補的。因而，這種不合理的“唯GDP論”的發展注定要被“新常態”的全面發展觀所取代。

　　“新常態”發展觀是對當下社會狀態的重新認識和概括，它揚棄了“唯GDP論”的發展模式，展現為社會的全面發展。“新常態”發展觀是對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理論的正確理解和運用。在認識到經濟是社會發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時，還應該認識到其他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做到“新常態”下社會全面發展中的“重點論”和“兩點論”的辯證統一。

　　“新常態”發展觀是對科學發展觀的進一步發展。“新常態”發展觀是建立在科學發展觀全面、協調、可持續基礎之上的，并加入了對當下經濟發展新特征的認識，這是對科學發展觀的細化和深入。“新常態”發展觀在強調社會全面發展的同時，也要解決長期困擾社會的遺留問題。“新常態”時期是中國調整社會結構和觀念，集聚社會力量的關鍵階段，在此階段，發展的任務不再是高速增長，而是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推動社會全面發展。“新常態”將為社會主義未來事業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新常態”發展觀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唯GDP論”的舊發展觀以一種外在的尺度衡量社會的發展，這種以“物”作為尺度的評價標準必然會導致對物的崇拜等社會問題。“新常態”發展觀糾正了這種錯誤，并把發展落實到了人本身。發展不能脫離“人”這個根本，中國經濟仍然需要保持GDP的增長，但經濟增長不等于發展，也必須明確經濟發展不是最終目的，以人為中心的社會發展才是終極目標，發展不能脫離“人”這個根本。可以說，堅持“以人為本”既是社會發展的最低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最高要求，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歸宿。

　　二、人類發展指數和“五位一體”社會發展指數的構建

　　“新常態”的社會發展要落實到人本身，落實到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衡量社會發展的最終標準是實現人的自由。“以人為本”的“新常態”發展觀也必然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自己的最終目標。

　　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做出巨大貢獻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他以馬克思的自由觀為基礎，從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多學科融合的角度上，提出了“以自由看待發展”的理論。阿馬蒂亞・森認為對社會“發展的分析以個人的自由為基本要素”，這種自由并非抽象的自由，而是實質的自由，是指人的可行性能力及其實現，“一個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活動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種自由，是實現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的實質自由”。這種可行性能力不僅包括人們免受困苦的能力，而且也包括接受教育、參與社會和政治活動的能力。可以看出，阿馬蒂亞・森要實現的實質性自由既需要政府制度方面的保證，也需要人自身具備相應的能力，以獲得享受自由的資格。可見，自由的實現需要內外兩方面的保證，社會和人的共同發展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

　　以阿馬蒂亞・森“自由看待發展”思想為理論前提，聯合國于1990年提出了人類發展指數(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類發展指數最開始由健康(通過出生時預期壽命進行考察)、教育(通過平均受教育年限、預期受教育年限進行考察)和生活水平(通過人均國民收入進行考察)三個部分組成。人類發展指數是衡量以人為中心的綜合發展指標，同以往以經濟指標衡量社會發展相比，它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和廣闊的應用空間。以往的發展評價只是以“物”為中心的經濟指標和經濟福利指標，沒有直接體現人的發展。人類發展指數則認為，一切發展都應該是圍繞人的發展才有意義。人類發展就是“屬于人民，為了人民，并由人民實現的發展。屬于人民，意味著通過就業并獲得基本收入，進而達到使人民有充分的收入;為了人民，意味著給那些需要幫助和輔助收入的人提供社會服務;由人民實現，意味著人民的參與。這三個方面也可以解釋為發展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維度”。

　　人類發展的概念說明了人類發展是一個內容豐富、具有多種因素的發展。1990年度《人類發展報告》指出：人類發展的基本目標就是創造一種環境，使人們在這種環境下能安享長壽、健康和創造性的生活。除了三個最基本的選擇外，即人們過上健康而長壽的生活，獲得知識和得到體面生活所必需的資源，還有一些受到人們高度珍視的選擇，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自由、創造和生產的機會，享有自尊和保障人權。一些學者研究發現，經濟方面福利較好的國家往往環境績效方面比較差，于是提出按照綠色GDP的思路來構建綠色人類發展指數。鑒于國際社會的呼吁。“可持續發展”等相關概念出現在了《人類發展報告》中，并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Programme)承諾進行環境敏感的HDI研究，但至今還沒有公布比較成熟的指數。

　　可以看出，人類發展指數最初選取的標準只考慮到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個方面的指標，這顯然難以反映人類的全面發展，因此，人類發展指數從提出起就是開放性的，它允許人們對這個指標進行拓展和補充，使人類發展指數能夠更加全面。但是，無論人類發展指數如何拓展，GDP在其中所占權重不會超過三分之一，也就是說，GDP只是社會全面發展中的一部分。人類發展指數把“以人為本”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標準，這就與把“以物為本”作為衡量社會發展標準的“唯GDP論”發展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類發展指數憑借其合理性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認可并使用人類發展指數來衡量本國的發展水平。

　　以阿馬蒂亞・森的“以自由看發展”思想為基礎的人類發展指數，可以為構建“新常態”下“五位一體”社會發展指數提供科學基礎。按照十八大精神，“新常態”下的社會全面發展需要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個方面。與人類發展指數相比，“五個建設”涉及的領域更全面。通過對比，大體可以把人類發展指數中的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方面通過拓展構成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的指數，并加入政治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相關指標，然后確定各個指標之間的權重關系，嘗試建立“新常態”下“五位一體”社會發展指數，如表1所示。

　　“新常態”下“五位一體”社會發展指數以豐富的指標體系將發展從“唯GDP論”的狹隘理解中解放出來，并把發展定位于人的全面發展，這是“以人為本”理念的體現，是對馬克思人的自由發展理論的發展。人類發展指數所體現出的合理性和實用性，可以在定量方面為“新常態”下衡量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程度提供指導，對建立中國“新常態”下“五位一體”社會發展指數具有積極的理論借鑒作用。

　　社科類優秀期刊推薦《黨建研究》創刊于1989年3月，截止2006年1月已出版發行203期。《黨建研究》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主管的唯一公開發行的黨刊，是研究黨的建設問題的理論月刊。讀者對象主要是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干部、理論工作者、黨務工作者，以及基層黨委的領導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