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長期領導全國財經工作，為全黨同志學習治國理政留下了寶貴精神財富。綜合平衡是陳云經濟思想的核心，也是他領導財經工作方法的真諦。本文主要針對陳云綜合平衡思想進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核心論文發表范文。

　　[摘要]陳云綜合平衡思想方法體系不僅包括財政、信貸、物質、外匯方面的總量平衡，而且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以及當前實際與長遠目標和它們之間的結構平衡，還包括計劃協調與市場協調、自力更生與利用外資等手段協調。陳云綜合平衡思想方法深刻體現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觀，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陳云綜合平衡思想方法揭示了經濟事物綜合平衡運動的規律和要求，創新發展了我們黨經濟理論和實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綜合平衡,平衡規律,總量平衡,結構平衡,手段協調

　　在陳云誕辰110周年之際，緬懷陳云，學習陳云，深深地感到：陳云在領導財經工作中貫用的綜合平衡思想方法，深刻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對當時、目前和以后我們做好財經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綜合平衡是克服財經困難的法寶

　　新中國誕生初期，我們黨從國民黨手中接收的是一個爛攤子。全國經過多年戰爭破壞，百廢待舉，物價飛漲。一方面，要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穩定社會秩序。另一方面，要繼續西南解放戰爭，消滅反革命殘余勢力。在財政經濟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陳云受黨中央委托，統帥全國財經工作，進行了三次重大“戰役”：一是統一財政經濟、穩定物價。二是實行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統購統銷。三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農業、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三次重大“戰役”徹底結束了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鞏固了人民政權，使國家經濟轉入正常發展的軌道。為什么陳云能夠在建國前后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駕馭全局，成功應對各種嚴峻挑戰?我們深入研究陳云思想和實踐，不難看到陳云遵循和運用綜合平衡規律，緊緊抓住了綜合平衡這個法寶。

　　1 戰爭與建設的平衡

　　針對戰爭與建設的關系問題，陳云的基本思想是：在戰爭還沒有結束或有重大戰事情況下，戰爭與建設具有內在一致性;戰爭是壓倒一切的任務，沒有戰爭的勝利，就不可能有建設的發展;但是，戰爭的勝利一定要有建設的支持，沒有后方建設的支持，前方戰爭是不可能打勝仗的。這是綜合平衡規律在戰爭與建設之間的體現。1949年8月，解放戰爭還在廣大地區進行，必須充分保障對前方的物資供應;另外，解放區人口達到四億九千萬人，全國除臺灣、西藏、西康、新疆及青海的一部分外，進人了戰后恢復建設階段，需要克服長期戰爭造成的嚴重通貨膨脹，及時解決廣大人民群眾吃、穿、用和建設物資問題。這兩方面任務都是硬任務。只有戰爭的勝利，解放區政權才能得到鞏固;只有解放區政權得到鞏同，前方戰爭才能得到有效保障。陳云統觀全局、運籌帷幄，提出了“財政經濟基本統一管理”的工作方針…，要求所有做財經工作的同志必須提高自覺性，樹立整體思想，具有全局觀念，盡可能集中物力財力，加以統一使用。陳云精心組織，周密部署，在確保作戰經費和六百多萬脫產人員必要費用的同時，大力組織非參戰人員自力更生，發動解放區群眾開展生產運動，開源節流，發展經濟。1950年4月，全國財政收支即出現了接近平衡的好局面。正當經濟形勢出現好轉的時候，中國又迎來了抗美援朝的艱難歲月。在這一新形勢下，陳云提出“邊抗，邊穩，邊建”的財政經濟方針;“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穩定市場，兩頭重擔，哪一頭發生問題都不行”。要求一切服從戰爭，首先應以財力物力保證戰爭的勝利，其次是保證圍內市場的穩定，最后才是各種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支出。陳云統籌財經問題，在戰爭與建設之間，在前方與后方，牢牢把握當時條件下兩者的內在一致性，深刻揭示兩者具有的同樣重要性和同樣性質，互動互援，在財政經濟上既保證前方戰爭順利推進，又使新中國建設順利開展。

　　2 政府作用與市場作用的平衡

　　針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陳云的基本思想是：在經濟建設中，政府和市場兩方面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時、因地、因事、因人的不同，兩種作用可以不同，但不能偏廢。這是綜合平衡規律在政府作用和市場作用之間的體現。新中國成立前后，為了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物價、保證糧食和其他重要物資供應，陳云特別注重兩個作用。一方面，陳云提出了政府統一管理的財政經濟政策，集中力量戰勝私人投機資本，樹立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遵循經濟規律，用價格手段控制市場物價，用市場手段解決問題，發揮各方面積極性。1949年11月18日，陳云根據當時上海、北京、天津等重要城市市場混亂、奸商搶買拒賣、哄抬物價的情況，在政務院第六次會議上指出，要渡過目前難關，必須有物質準備，必須開源節流、發行公債;提出了“多產、少用，多收(稅)、多借(公債)”的方針，并且深入細致地指導各地工作。要求各地在計算物價平衡指數時，必須估計到當地若干種物資有余或不足，必須估計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若干種物資價格的漲落對本地同一物資價格的影響，以便各自規定既符合全國又符合當地的價格。由于措施得力，這次物價漲風在11月22日左右得到基本控制，物價恢復了平穩;投資商則因資金失靈紛紛破產。陳云在組織打擊奸商的同時，主張容許私營商業獲得正當的利潤，在價格政策、農副產品收購分工、進出口等方面兼顧私營商業的利益，發展城鄉交流，促進農副業生產。陳云還積極倡導內部貿易自由，深刻指出：禁止糧食自由貿易，農民的糧食在當地不能賣到高價，而城市因糧食貴、工業產品成本提高、引起工業品價格上漲，這種封鎖無論對農民、對城市的勞動人民、還是對新中國的誕生和建設都是有害的。此外，陳云提出了以“三個主體、三個補充”(三主三輔)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構想。陳云指出：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這一構想，在當時條件下，突破了前蘇聯經濟模式的嚴重影響，是非常富有創見性的。在現代經濟建設中，既需要發揮政府作用，也需要發揮市場作用，政府與市場互動是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特別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搞建設，兩個作用比一個作用更有效、更強。 　　3 城市與農村的平衡

　　針對城市與農村關系問題，陳云的基本思想是：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城市與農村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城市建設需要以農村為基礎，農村發展需要以城市為動力。這是綜合平衡規律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體現。新中國成立之初，城市問題很多，農村問題也很多。在城市方面，敵人封鎖問題、工廠搬家問題、糧食問題、棉花問題、運輸問題、工業生產問題和金融問題等;在農村方面，公糧稅收問題和農業生產問題、救濟災民問題和剿匪問題等。帝國主義者和逃亡在海島上的一小群反動分子，夢想大陸發生糧食危機。陳云針對當時情況，緊緊扣住牛鼻子的兩個孔：糧食和紗布。掌握糧食以穩定市場，掌握紗布以穩住農村，并且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要求做財經工作的同志，用全局觀點代替本位主義，樹立整體思想，認識局部服從全體、目前服從長遠的原則，集中財力以軍事上消滅殘敵、經濟上重點恢復。二是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為了做好增稅工作，陳云要求各大城市及各縣人民政府必須委任最好的干部擔任稅務局長。三是妥善處理城市暫時困難與全國長期建設的關系，不能因為目前有困難，就把城市許多工廠搬走了事。四是根據實際情況審查和修改稅則，減輕稅款負擔，克服征收公糧中的畸輕畸重現象。五是組織紗布等物資下鄉，遏制投機資本家乘機興風作浪。六是合理安排城鄉公債發行比例。七是增產、節支、清倉、核實，發動黨政軍民、企業個人，增加生產，提倡節約，清理倉庫，核實編制。這一系列措施，有效克服了當時城市和農村發展中的主要困難，把共和國經濟發展的大棋局走活了，充分體現了陳云善于應用綜合平衡規律，妥善處理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的問題。

　　4 公營企業和私營企業的平衡

　　在公私關系問題上，陳云的基本思想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合理安排，妥善處理先進與落后、地區之間、集體經濟和私營經濟之間的關系。這是綜合平衡規律在公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的體現。1948年8月，陳云在上海市總工會籌備大會上就指出：“私有資本是中國新民族主義經濟的不可缺少的部分”。1956年1月，陳云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公私合營后，要想盡一切辦法，保持原來好的品種和質量，小商小販在很長時間里要保留單獨經營方式，不要輕率合并。”1956年9月，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問題》中進一步指出：“我們必須及時糾正只注意集中生產、集中經營，而忽視分散生產、分散經營的錯誤做法。”陳云指出：在一定時期內。容納五種經濟成分同時并存，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城鄉資本主義的積極性，發揮個體經濟的作用，是很有必要的。同時，有步驟、有區別地采取不同形式，即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對個體農業和手工業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并且有計劃地使之從低級形式發展到高級形式，最后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也是必要的，是符合我們國家性質和全國人民愿望的。在陳云的指導和組織下，中國成功實現了對非社會主義經濟的改造，同時避免了工農業減產、商業萎縮、市場蕭條、工人失業等不良后果，使農業生產增長了79%，使原來的私營工業產值增加了一倍多，使原來的私營商業零售額增長了20%。陳云把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容許五種經濟成分并存，對私人資本實行利用、限制和某些改造的政策和措施，達到了改造資產階級并利用其文化、技術的目的，達到了既發揮私營商業作用又對他們進行改造的目的，這在社會主義革命史上是一個創舉。

　　二、綜合平衡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20世紀50年代末到80年代，陳云在經濟總量、經濟結構、計劃與市場、自力更生與利用外資、當前實際與長遠目標等方面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了綜合平衡的思想方法體系，著力于改善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和控制，防止和糾正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使經濟在平衡穩定中健康發展。表1試圖概述陳云綜合平衡思想方法體系。

　　1 總量平衡

　　陳云綜合平衡思想首先和主要指的是總量平衡，包括財政、信貸、物資、外匯平衡和它們之間的平衡。總量平衡和主要結構平衡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前提和條件。這其中，各種物資產品的供求平衡雖然屬于結構平衡，但這里講的是與總量平衡相關的物資平衡，是主要產品的供求平衡，因而也屬于總量平衡。總量平衡的實質就是按比例，按比例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規律。陳云指出：“所謂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比例是客觀規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按短線搞綜合平衡，才有真正的綜合平衡。所謂按短線平衡，就是當年能夠生產的東西，加上動用必要的庫存，再加上切實可靠的進口，使供求相適應”。1957年1月，陳云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進一步提出了總量平衡的基本要求和政策措施。陳云指出：“建設規模要與國力相適應”。陳云強調：第一，必須搞好國家財政收支和信貸平衡，財政和信貸要有所結余。第二，要優先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條件，吃飯是第一位的，建設是第二位的。第三，消費品的供應必須與社會購買力相適應。第四，基本建設計劃必須前后平衡。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陳云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一起，應用這些政策和措施，比較妥當地克服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帶來的消極后果。陳云還在經濟建設與人口的關系上，積極支持和倡導節制生育、減緩人口增長速度。

　　2 結構平衡

　　陳云綜合平衡思想也包括主要結構平衡。主要結構有：三次產業結構、區域發展結構、城鄉二元結構等。陳云關于結構平衡的基本思想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即便總量上實現了快速發展，但結構比例失衡，特別是重大比例關系出現失衡，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也是難以持續的。陳云指出：“按比例發展是最快的速度”。在積累與消費之間，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之間，以及每個部類中的各個生產部門和各個環節之間，客觀要求都要保持合理的比例關系。而且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的具體比例，在各個國家，甚至一個國家的不同時期，都是不同的。陳云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國民經濟的思想，充分體現了綜合平衡規律對經濟結構的比例要求。陳云在強調按比例安排產業結構過程中，始終把農業放在突出地位。系統提出了以“農、輕、重”為序的調整國民經濟的重要政策。為什么陳云幾十年一直強調“農、輕、重”安排，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有十多億人口的農業大國，飯碗必須揣在自己的手里。否則，出了問題，誰也解決不了。中國的現代化必須以農業現代化為基礎。 　　3 計劃與市場平衡手段的綜合運用

　　陳云在妥善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基礎上，特別對政府的計劃手段與市場手段的綜合運用有更深入的見解，提出了“鳥籠”理論，強調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發展的手段，光有計劃不行，光靠市場也不行，兩者必須有機結合、綜合運用，經濟才能穩定健康發展。陳云是最早鮮明地從計劃與市場的高度，分析計劃經濟體制的缺陷，并且由此提出經濟體制改革主張的黨和國家領導人。1956年7月，陳云就指出：要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國家計劃范圍內搞個社會主義自由市場。陳云非常重視市場經濟規律，進一步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價值規律對流通過程和生產過程是有一定影響的，但它所起的作用與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不同，沒有破壞性。我們能夠自覺地應用價值規律，用它來刺激增加更多的產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以適應人民需要。20世紀70年代末，陳云針對中國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后的設想，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會造成很多弊端，還必須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陳云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工作中擴大市場作用、尊重價值規律而取得的成績給予高度重視。他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效果顯著。百貨商店的東西多得很，賣方市場正在變為買方市場。群眾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買，不好的就不買，這么好的形勢很久沒有見過。今后還要繼續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繼續發揮市場調劑的作用。同時，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系，鳥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在籠子里飛，當然，籠子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經濟活動不一定限一個省或一個地區，在國家計劃指導下，可以跨省跨地區，甚至不限于國內，也可跨國跨洲。陳云的這些觀點，對當時條件下解放思想、改革經濟體制、重視市場調節、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束縛起了重要作用。我們的認識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市場和政府不能分割;要發揮政府與市場各自優勢，既要通過市場調整搞活微觀經濟，又要通過國家計劃加強對宏觀經濟的引導。黨的十四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模式;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4 自力更生與利用外資平衡手段的綜合運用

　　陳云綜合平衡思想包括自力更生手段與利用外資手段的綜合運用。在內外關系方面，要積極地清醒地開展對外經濟交流，為建設中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服務。早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陳云關注世界格局的激劇變化，敏銳地看到了與資本主義打交道的大勢，針對中美關系解凍、資本主義世界資金由于經濟危機尋找出路的機會，提出了“要研究當代資本主義”，“要大膽利用外資”，“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占領我們應占的地位”。這些觀點在當時如石破天驚，振聾發聵。

　　改革開放后，中國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陳云針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出現的資金短缺和技術落后的現狀，一方面，強調利用外資的必要性：“資金不夠，可以借外債。這是打破閉關自守以后的新形勢”。另一方面，提出對外開放的基本原則：“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1979年，中央下定決心，要上寶鋼工程。陳云經過調研，反復思考并指出：寶鋼關系太大，不能拿來練兵，還是要立足國外。陳云最終決定按照有關部門的意見，進口全套設備，買下全套技術資料。特別值得我們學習的是，陳云并未把寶鋼問題局限于一時一事，而是抓住典型進行分析，深入闡述國情與建設規模、利用外資與國內配套、大項目與一般項目、引進項目與引進技術、速度與效益、新建與挖潛、自力更生與利用外資等辯證關系。陳云指出：對外開放中引進外資和技術設備一定要有分析、有選擇。利用和引進都不是我們對外開放的目的，而是一種手段。我們的目的是鞏固和擴大自力更生能力。

　　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中國經濟特區創建和大發展時期。陳云始終關注和支持特區事業發展，始終關注和支持中央推進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并以他長期領導經濟工作的經驗，始終堅持“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的思想和穩健態度，對于經濟特區在初創時期的探索和建設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黨和國家辦特區“總的目的是更有效地吸引外來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為我所用，加快四化建設”。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進入一個特殊歷史時期，政治經濟波動，引起人們思想混亂，不僅涉及特區，而且涉及改革開放。陳云密切配合鄧小平，以他腳踏實地的穩健作風和鄧小平勇于開辟戰略目標的膽識魄力相結合，形成中國決策集體的重要特點。

　　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新常態，我們要深刻領會陳云關于內外關系方面的核心思想，積極地清醒地開展對外經濟交流，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資源配置，拓寬發展空間，為建設中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服務。

　　三、綜合平衡思想的深遠意義

　　陳云綜合平衡思想方法內涵既豐富又深刻，從根本上回答了如何處理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如何處理落后的生產力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需求之間的矛盾，創新和發展了馬克思經濟理論，揭示了經濟事物綜合平衡運動的規律和要求。在經濟活動中，事物既與其內部構成有機聯系，又與外部環境形成互動關系，客觀存在事物矛盾運動和事物變化相互制衡的力量，促進事物總是處于“從不平衡到平衡、從平衡到再平衡”這樣不斷遞進運動，形成各種各樣運動著的平衡狀態。經濟綜合平衡是客觀世界的一種存在狀態，經濟必須在平衡穩定中求發展。

　　1 深刻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綜合平衡在思想上要求主觀與客觀相符合，強調經濟政策要以客觀現實為基礎，提倡用90%以上的時間弄清情況，用不到10%的時間決定政策;在方法上根據實際條件擇善而從之，妥善處理各種關系，反對“一刀切”。這種以現實為基礎的思想，以解決問題為標準的方法，深刻體現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體現了辯證唯物論的根本要求。 　　綜合平衡是陳云在財經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大多數人比較容易犯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錯誤，過于相信自己，過于崇拜權威，過于迷信書本，主觀意愿與客觀實際自覺或不自覺地相脫離。因此，必須找到一個具體的思想方法，才能比較好地堅持實事求是。陳云從根本上把實事求是融化為綜合平衡經濟思想方法，堅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堅持調查研究，堅持把理想和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反對官僚主義，反對主觀臆斷，反對片面化，反對一切形式的空想和蠻干，統籌兼顧，妥善處理當前實際與長遠目標、城市與農村、集體經濟與私營經濟等各種關系。在經濟工作中，只有堅持實事求是，才能搞好綜合平衡;只有搞好綜合平衡，才能體現實事求是，經濟才能夠健康可持續發展。

　　2 深刻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觀

　　陳云領導全國財經工作，把歷史唯物主義融化在綜合平衡的思想方法之中，正確研判中國經濟社會所處的歷史階段，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辯證對待發展速度快與慢的關系。

　　(1)堅持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則

　　綜合平衡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協調;生產力是決定性因素，生產關系只有適應生產力，才能實現綜合平衡。

　　首先，要把保護生產力、提高生產力水平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陳云指出：吃飯生存是第一首要的事情，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糧食問題始終是最重要的問題;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必須平衡13]。“大躍進”時期，“以鋼為綱”、高指標和“共產風”等做法，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使國民經濟遇到了嚴重的困難。陳云堅持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則，提出了反“冒進”的主張。陳云認為經過幾年的努力，國民經濟剛剛恢復，并走上正常發展軌道，各項經濟制度初步建立，經濟關系初步理順，正是一步一個腳印扎扎實實往前走的時候，而不應“冒進”。隨后的國民經濟調整，恢復了合理的比例，調整了生產關系，使國民經濟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這一曲折過程，從反面和正面證明了陳云思想方法的正確性。

　　其次，經濟體制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經濟組織結構和關聯要以現實生產力水平為基礎，充分考慮實際能力、客觀物質力量和可支配的資源、環境條件，有利于發揮各方面積極性。陳云針對新中國一窮二白的實際情況，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落后的生產力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需求的基本矛盾，強調共和國必須把大力發展生產放在首要地位，一切有利于發展生產的都應該支持：創造性地提出了“公私合營”政策和“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結構。這種經濟結構和經濟形態與中國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是相適應的，反映了中國經濟的現實基礎。

　　最后，各種經濟組織要適應生產力水平的變化。中國是“大國小生產”，生產力發展很不平衡，經濟發展基礎比較落后，只有尊重客觀形勢和事實，才能制定出符合規律的方針路線，我們才能盡可能地少走彎路。陳云針對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提出了從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穩步前進的一系列政策觀點，把馬克思對資產階級進行贖買的設想變成了現實。

　　(2)堅持人民創造歷史的原則

　　綜合平衡把人民群眾作為平衡的主體，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陳云認為人民是天，唯此為大;人民是地，唯此為本。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革命也好，建設也好，改革也好，最深厚的偉力存在于人民群眾之中。人民群眾最明白平衡的道理、平衡的方法。解決問題、戰勝困難、實現平衡發展，需要依靠人民群眾。“大躍進”時期，安徽是一個搞“大躍進”比較積極的省份，也是后來農村形勢極為困難的地區。安徽農民自發采取包產到戶的做法，增加了糧食生產。陳云非常重視安徽農民的這種首創精神，經過調研后認為，安徽包產到戶責任田對糧食增產是有利的。本著對人民負責、對黨負責的態度，陳云多次向毛澤東陳述，支持包產到戶，將調動廣大農民恢復農業生產積極性作為調整政策的根本思路，強調把動員群眾同維護群眾的切身利益聯系起來。后來的事實證明，這項政策是行之有效的。

　　綜合平衡還特別強調要綜合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從根本上形成相容機制，既能各得其所，又能形成合力，集中力量辦大事。陳云認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對于我們這個大國大黨來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其要害是財權和事權，隨著基本經濟制度變化和經濟發展，這種關系處于一種動態過程。因此，要堅持“既要集中統一，又要分級管理”;“集中不能過分，必須考慮到中國人多、地大、各地情況不一樣這個事實”。針對商業利潤分成問題，陳云提出：“中國之大，幾百萬商業利潤也要經過中央批準是不正常的”。針對中國是一個經濟發展非常不平衡而又資金匱乏的大國，陳云強調：在中央經濟權力適當下放以后要更加關注發揮中央在經濟建設方面統籌安排的獨有功能，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經濟權威作為基礎。為了防止“一放就亂”，陳云還設計了監督措施，始終強調綜合平衡。

　　建國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中央與地方經濟權限是不斷調整的，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與經濟發展水平、所有制結構、發展戰略、國際環境等一系列因素影響有關。我們今天進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也必須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這是不得不察的歷史經驗，也是我們需要向陳云學習的思想工作方法。

　　(3)堅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則

　　綜合平衡包括經濟與政治的平衡;既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又要有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政治中有經濟。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關系經濟的全局。陳云十分重視對經濟工作人員的政治教育，強調經濟工作者一定要有堅強的政治觀點和群眾觀點，反對脫離政治、脫離群眾的傾向。1951年4月4日，陳云就指出：“在經濟工作人員中進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每星期抽兩三個鐘頭學政治是必要的”。學政治不是簡單地讀本本，還要研究哲學，了解天下大事，增強全局觀念，具有戰略眼光，提高責任意識，改進工作方法。經濟中有政治。經濟是基礎，是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經濟基礎不穩，政治等上層建筑都立不住。比如，開國時穩定物價對穩定人心、穩定政治、鞏固新政權具有關鍵作用。陳云認為關注民生，解決人民生活困難問題，必須從政治高度認識。人民群眾要看共產黨對他們到底關心不關心，有沒有辦法解決生活問題，這是政治問題。 　　陳云還將經濟與政治的關系量化為“七分經濟，三分政治”。他指出：“商業工作，包括賣雞、賣蛋，都有其政治意義”。“商業部門的領導同志，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體的經濟工作，對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夠，這樣就容易產生事務主義”。但是，陳云反對離開經濟這個基礎去搞空頭政治。他指出：“那么，倒過來，‘三分經濟，七分政治’行不行?這也是不行的”。“人是要吃飯的，不能天天靠吃馬列主義過活，一天不吃飯，肚子就餓得哇哇叫”。“七分經濟，三分政治”，反映了陳云在領導財經工作中的辨證思維和原則。

　　改革開放過程中，針對“一切向錢看”的不良現象，陳云深刻地指出：“在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時候，如果不同時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進行，物質文明建設就可能偏離正確的方向”_3一。審視當前社會，貧富差距嚴重，確實有部分人鉆了改革的空子，財富來歷不明，唯利是圖，嚴重腐蝕了黨風和社會風氣，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按照陳云堅持的“兩個文明一起抓”。在進行建設時，要增強社會責任，維護國家利益，提高守法意識，堅決反對“一切向錢看”，反對不顧國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反對危害社會主義事業的因素。

　　3 深刻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客觀規律要求

　　(1)體現了改革與發展的規律要求

　　綜合平衡是改革與發展的平衡;改革為了發展，發展需要改革;改革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實事求是;發展既要積極，又要穩妥。陳云早在1956年9月八大期間，就提出了支持改革、發揮市場作用的主張;強調市場和改革從來就不是目的，不能一味地強調任何時候都要進行改革。發展才是硬道理，宏觀經濟問題(調整)和組織結構問題(整頓)，在有些情況下比改革更為重要。陳云指出：改革要“摸著石頭過河”，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積極穩妥推進。比如，在工業生產上，陳云認為我們國家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將同時存在先進企業和落后企業;在農業生產上，中國商品糧食主產區應該針對各自所處的地理位置、氣候條件、生產力水平和生產習慣的不同，因地制宜、實事求是地探索符合自身特點的增產高產辦法。在農村改革方面，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體的農村改革，激發了農民極大的勞動熱情和創造活力，人民生活改善了，這是二十多年少有的好現象。在經濟特區發展問題上，陳云認為特區是一個新事物，要大力支持特區發展，同時指出發行特區貨幣要慎重。陳云深刻透視中國經濟社會客觀現實和發展趨勢，體現了唯物論、辯證法和認識論的有機統一。

　　(2)體現了生產與消費的規律要求

　　綜合平衡是生產與消費的平衡;生產是為了消費，消費有助于生產。在消費方面，首先要考慮糧食問題。陳云指出：“糧食定，天下定;糧食緊，市場緊”;“鋼鐵是硬的，我看糧食更硬”。為了解決吃飯問題，陳云反復深入調查研究，認為解決糧食供銷問題一定要處理好四個關系，即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國家與消費者的關系，國家與私商的關系，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跟地方的關系。陳云強調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要適當，必須優先保證人民最低限量的物質需求，生產所需應在其次，基本建設則應放在第三位。陳云認為國家財政補貼取消不了，“在中國，還是低工資、高就業、加補助的辦法好。這是保障社會安定的一項基本國策”。目前已經出現高房價、高物價怎么辦呢?我們應該做到：一是可以容許在市場多樣化發展中有一部分高價市場，通過“高價一高稅費”進行調節。二是大力建設或購置用于以中低收入人群為用戶的廉租房和保障性用房。三是需要更加好好地學習陳云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一切為人民群眾的民本思想，不斷地完善我們的政策。

　　(3)體現了速度與質量的規律要求

　　綜合平衡是速度與質量的平衡;搞經濟建設有時候快了就是慢了，慢了就是快了，關鍵在經濟效益，有效益的慢其實是快，無效益的快其實是慢。陳云指出：“搞建設，真正腳踏實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這是多年來的教訓”。“大躍進”口號喊得再響也變不成糧食，而包產到戶適合農村生產力水平和農民的覺悟水平，能夠多產糧食，這才是實在的。三年“大躍進”的結果不僅沒有“躍進”，反而使中國經濟發展遭受嚴重挫折，這個教訓是深刻的。陳云針對冶金部提出大規模設想提出異議，并指出：“共產黨員誰不想多搞一點鋼!問題是搞得到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國外的情況，沒有看到本國的實際，我們的工業基礎不如他們，技術力量不如他們”。

　　陳云指出：

　　“注意了數量，忽視了質量，對‘多快好省’沒有完整的理解”。陳云還指出：“商品的質量下降是最大的漲價。在某些商品質量下降的情況下，提倡優質優價，實際上是降低物價”。這些觀點是深刻的，體現了經濟規律，體現了辯證法和唯物論。陳云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綜合平衡，堅持循序穩步前進，顯得更加客觀，更加符合實際，更加智慧，更加穩健，更加符合事物運動本身的客觀規律。

　　四、結語

　　綜合平衡是陳云領導財經工作方法的真諦。陳云是我們黨和國家領導經濟建設的大家，是處理麻煩問題的能手。應對當前越來越復雜、越來越不平衡的形勢，我們需要向陳云學習。表2試圖概述陳云綜合平衡思想方法內涵。

　　建國前夕，毛澤東從東北將陳云請回中央主持經濟工作。共和國成立之初，陳云成功領導了“穩定物價、統購統銷、調整工商業”三大“戰役”。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陳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政策和措施，為克服“大躍進”及人民公社運動帶來的消極后果做出了不朽貢獻。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及改革開放后，陳云深入思考引進外資、對外開放、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為克服經濟社會發展中遭遇的嚴重困難，著力宏觀調控，促進改革開放和健康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曾經深刻地指出：我們黨在經濟戰線上的三大“戰役”其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大躍進”的一個重要教訓是沒有綜合平衡。毛澤東還深情地說：“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他很懷念陳云，在“大躍進”時，大家頭腦發熱，陳云在壓低指標上提過多次意見，高指標、高征購、浮夸風這個教訓永遠不能夠忘記，永遠不能夠再干了。毛澤東還指出：“有時真理在一個人手上”;“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陳云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他的方法是調查研究，不調查清楚就不講話”。 　　鄧小平對陳云的經濟思想也有高度評價。1980年12月，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a href='http://www.56st48f.cn/journal/bingduxue/'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病毒�疾[問樸刖�验教训≠E５誦∑街賦觶?ldquo;我完全同意陳云同志的講話。這個講話在一系列的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中國31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后長期的指導方針”。

　　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經歷了兩個大階段：前三十年以計劃為主導，改革開放后以市場為導向。回顧、反思、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新中國發展里程中，如能持續按照陳云思想方法搞建設，在建設中把握節奏，在改革中把握發展，在發展中把握平衡，在市場與政府之間形成有機互動，我們的國家會發展得更快、更好。陳云20世紀50-80年代所指出的經濟體制中的弊端，有不少至今仍然存在，因而使人感到其分析仍然切中時弊;他所提出的改革措施，有不少至今還沒有完成，因而使人感到其主張仍然切合時宜。陳云是我們黨和國家既懂革命、又懂建設的偉人：陳云在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綜合平衡思想方法，是克服財政經濟困難的法寶，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

　　歷史走得很快，中國經濟規模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綜合平衡規律不會變;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大趨勢下，東方的東西和西方的東西越來越難區分，但普世價值是清楚的，國家利益是明確的，發展規律是肯定的。規律和真理永遠值得學習、永遠發揮作用。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常態，正在發生重要的趨勢性變化：經濟增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增長結構由中低端轉向中高端，發展動力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增長點，發展模式由粗放式轉為精細化。從根本上看，這種演化是綜合平衡的運動過程，反映了平衡規律的作用和要求，體現了平衡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精神，說明中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體征更成熟的階段演化。同時，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這種演化是比較艱巨的、長期的，是在國內外復雜的不平衡形勢下進行的，變數增多，有很多不確定因素，一些問題相互交織和疊加，經濟運行仍然是“緊運行”。隨著改革不斷深入，一方面，深層次矛盾進一步顯現，地區發展不平衡、環境破壞、貧富差距現象嚴重。另一方面，還會出現一些新問題，如系統性風險等。在新形勢下。如何處理好城市與農村關系、政府與市場關系、質量與速度關系、創新與監管關系，如何做好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如何根據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基礎的變化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防范系統性風險，如何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等，都是我們迫切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適應新常態，應對新挑戰，把握新機遇，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綜合平衡規律，認真學習陳云的綜合平衡思想方法。

　　優秀核心期刊推薦《學習論壇》深入宣傳和研究馬克思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積極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開拓新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