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農業技術的不斷進步與發展，發展低碳農業成為人們的共識。本文主要針對低碳農業標準化理論分析與發展對策進行了一些分析。

　　《農業工程技術.農業產業化》由農業部主管，農業部規劃設計研究院、中國農業工程學會主辦。服務于農業、農村、農民、以宣傳農業產業化方針政策、交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成功經驗、推介農業產業化實用技術設備，傳遞農業產業化動態信息、提高我國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和提高龍頭企業的競爭力為辦刊宗旨。

　　低碳農業標準化是農業固碳減排，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農業競爭力的有效途徑。通過對低碳農業標準化的概念和特征的闡述，較系統地分析了低碳農業標準化發展的有利條件和約束條件，指出生產經營主體追求效益最大化是其發展的內生動力，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安全不斷增長的需求是其發展的外生動力，政府和社會的支持為其發展提供良好條件;低碳農業標準化發展面臨標準制修訂、碳鎖定、碳匯市場不完善和要素稟賦的約束。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我國低碳農業標準化發展的對策。

　　引言

　　按照聯合國統計數據，我國從2006年起，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已經超過美國，居世界首位。2009年11月25日，我國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向世界宣布旨在應對氣候變暖的減排計劃表，承諾到2020年時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將比2005年降低40%～45%，拉開了全國發展低碳經濟序幕[1]。全球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占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3.5%，而我國農業溫室氣體排放占排放總量的15%～18%，位居行業排放第二位[2]。低碳農業是在低碳經濟背景下出現的新型農業發展形態，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碳匯”為特征的新型農業，被譽為第二次“綠色革命”，目前尚處于發展初期。發展低碳農業勢不可擋，既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又是鄉村與區域和諧社會建設的有效途徑。近年來，“香蕉枯萎病”“毒豇豆”“健美豬”“毒粉條”等食品安全事件頻繁發生，給消費者生命健康和產業發展造成嚴重危害，究其根源主要是農產品標準化工作未落實到位。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3]。《中國社會發展報告2012》對社會景氣與社會信心的數據分析表明：民眾最不滿意的三項依次是物價水平、食品安全狀況和環境質量狀況[4]。 低碳農業標準化是農業固碳減排，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提高農產品質量和競爭力的有效途徑。由此可見，為有效解決我國食品安全問題，實現節能減排目標，建設美麗中國，開展低碳農業標準化研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一、低碳農業標準化的概念

　　國外并沒有所謂“低碳農業”的提法，相關研究內容主要是氣候變化與農業減排與適應氣候變化等方面[5]。國內學術界尚未有“低碳農業”的統一定義。王青、鄭紅勇等通過比較研究國內外學者對低碳農業定義而提出的概念有一定代表性，他們認為低碳農業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碳匯轉化為基礎的農業經濟模式，主要是指在農業的生產過程中要盡量減少化肥、農藥、機械等的使用，通過森林植被、植物等的碳匯作用和降低農業非耗能排放，改變不合理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要盡量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和效益[2]。標準是在一定范圍內為獲得最佳秩序，對活動或其結果規定的共同和重復適用的規則、指導原則或者特性文件。原國家標準局出版的《農業標準化》將“農業標準化”界定為“以農業為對象的標準化活動”。高國盛、閆俊強等認為農業標準化是標準化在農業生產經營活動領域的應用。農業標準化是按照市場需要，采用設定標準監控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全過程，向消費者提供合乎標準的、高質量的農副產品，實現最佳效益的經濟活動。農業標準化本質上是一種經濟活動，其目的是獲取最佳效益[6]。

　　迄今還未有學者對低碳農業標準化下定義。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低碳農業標準化是將標準化理論應用于低碳農業發展之中，是農業標準化與低碳農業的有機結合，是以低碳農業為對象的標準化活動，即運用“統一、簡化、協調、選優、低碳”原則，通過制定和實施低碳農業標準，把農業全產業鏈各個環節納入低碳農業標準生產和低碳農業標準管理的活動。

　　低碳農業標準化的內涵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一是農業碳減排技術標準的制定與應用。將農業生產減少對化肥、農機、農藥等投入品依賴的先進適用技術和合理的農業生產方式固化為標準，并在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中推廣應用達到減少碳排放目的。二是農業碳匯技術標準的制定與應用。通過將農畜新品種繁育，作物耕作方式改造，土壤改良等技術固化為標準，將其貫徹到農業生產經營全過程，發揮植物和土壤等的碳匯功能。三是必須堅持“統一、簡化、協調、選優、低碳”原則。所謂“統一”就是為了保證低碳農業發展所必需的秩序和效率，對農業生產活動管理、農產品品質、規格及其他特性建立低碳農業運作的一致規范，并使之與被替代的高碳農業標準化對象具有相同功能;所謂“簡化”就是為了經濟有效地滿足低碳農業活動需要，對低碳農業標準化對象的數量、品質、規格等進行嚴格篩選，提煉出能滿足低碳農業活動所必需的、高效能環節，使標準整體構成精煉、合理，達到省工、節本、低碳、增效的目的;所謂“協調”就是為了使低碳農業標準化系統的整體功能最優，并取得真正效果，必須處理好農業生態系統內部及其與外部經濟系統、社會系統的關系，使三大系統中各因素達到均衡狀態;所謂“選優”就是按照特定的目標，在一定限制條件下，以農業科技和實踐經驗的綜合成果為基礎，對低碳農業標準化需要實施的技術要素、管理過程要素進行優化組合，獲得最佳效果;所謂“低碳”就是以增加農業碳匯、減少農業碳源為目標，將低碳理念、低碳技術、低碳管理方法貫穿并應用于整個農業產業鏈，達到節能，降低農業溫室氣體排放，增加農業效益的目的。該定義，重點是低碳農業技術標準的制訂與實施，核心是固碳減排， 提高農產品質量，實施路徑是在農業生產經營中推廣固碳減排技術，在發展生態農業、循環農業的基礎上，大力推廣低碳農業技術標準，將低碳農業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應當說明的是低碳農業概念提出較晚，它與生態農業、循環農業在基本目標和發展方向上大致相同，都是為了降低農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的負外部性，通過創造可持續的農業生態系統，促進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可持續性，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但是，它們也有區別。生態農業強調生態系統內及各組分間的物質循環轉化和能量多級利用，關注農業生產環節。循環農業是按照“3R”原則(減量化、再循環、再利用)，側重于物質循環和多層級利用，較少廢棄物排放，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而低碳農業重在農業生物質能和清潔能源開發利用、降低種養殖、運輸、加工全過程整體能耗和溫室氣體排放，提高化學投入品利用效率、增強農業生態系統固碳功能[5]。生態農業與低碳農業在實踐中也有許多交叉內容。循環農業的措施多數能達到直接或間接減排目的，但是它的范圍窄于低碳農業，后者還需要通過養分管理、耕作制度、水分管理、品種選育、飼料管理等措施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因此，低碳農業標準化可以借助生態農業、循環農業好的模式及做法，進行集成創新，形成科學合理標準并推廣，實現農產品優質、高效、安全和生態目標。

　　二、低碳農業標準化的特征

　　低碳農業標準化與傳統農業標準化相比(見表1)，在標準的制定原則和標準化的功能方面有諸多相似之處，但是它有以下一些特點：

　　(一)低碳性

　　低碳農業標準化是將經過實踐檢驗的低碳農業技術上升為標準并推廣應用，低碳農業技術包括農業節能技術、碳減排技術和碳匯技術，具有顯著的低碳性。作為“三低一高”(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高碳匯)的現代農業發展方式，低碳農業具有固碳減排功能。因此相對于石油農業和傳統高碳農業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其低碳特征十分明顯。

　　(二)低碳農業標準的公共產品屬性

　　低碳農業標準的制定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面廣，費用大，對農戶執行的監督成本高。低碳農業關鍵技術的研發集成，一般企業是不愿意提供的，只能依賴政府提供。低碳農業標準一旦頒布，任何農戶獲取它的邊際成本為零，可以使所有農戶獲益，各農戶進行低碳農業標準化生產是相互獨立的，低碳農業標準具備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特征，是典型的純公共產品。

　　(三)具有正外部效應

　　實施低碳農業標準化可獲取更大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生產經營主體通過實施低碳農業標準，采用合理生產方式，使農業生產減少對農藥、化肥、化石能源的依賴，可降低生產成本，實現固碳減排，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對于緩解能源危機，解決氣候變暖有明顯的正外部性。同時，低碳農業是質量安全效益型農業，它把農業生產經營中對外部經濟社會系統造成的不良影響降到最低限度。實施低碳農業標準化可以提高農產品質量水平，確保整個食品鏈安全。而目前消費者不會為質量安全的食品支付額外費用，可獲得更多的消費者剩余，提高其福利水平。

　　(四)可獲碳收益

　　農業具有碳匯的天然優勢， 農業碳匯包括森林碳匯和土壤碳匯，可以形成碳匯市場。 實施低碳農業標準化可改變農田土壤碳庫的狀況，有效增加土壤碳匯值，通過碳匯市場交易可以獲取碳收益。此外，生產經營者實施低碳農業標準化的減排效益還可以通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低碳農業發展的支持項目如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中獲得相應補償。實施低碳農業標準化，可減少生產經營者對生產資料、農業服務信息的搜尋成本，降低農產品的交易費用，獲取更大經濟效益。

　　三、低碳農業標準化發展的有利條件

　　(一)政府和社會的支持為低碳農業標準化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

　　英國學者E J Mishan認為社會福利的主要來源并非經濟增長本身，而是經濟增長的模式[7]。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3]。經濟發展規律顯示，只有當一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進入到工業化中期階段以后，農業增長方式才基本具備轉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8]。目前我國已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不僅必要而且可能，并已作為各級政府農業工作的重點，實施低碳農業標準化成為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迫切要求。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渴求，對改善生態環境措施的普遍支持，政府為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實現節能減排任務而出臺的諸多政策是低碳農業標準化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

　　(二)生產經營主體追求效益最大化是其發展的內生動力

　　低碳農業標準化生產經營主體包括農戶、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家庭農場、職業農民、農業企業等，他們都是理性經濟人，無論采用哪種生產經營方式，都要進行投入產出的比較分析，實施低碳農業標準化生產的內在動因就在于采用標準化模式能帶來實際收益的增加，只有當生產經營的期望收益減去私人成本之差大于當期收益時，生產經營主體才會積極主動實施標準化。前已述及，低碳農業標準化能降低交易費用和部分生產成本，獲取碳收益，通過該生產方式生產經營主體能獲得較多經濟效益，這是實施低碳農業標準化的內生動力。

　　(三)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安全不斷增長的需求是其發展的外生動力

　　從國際經驗看，當恩格爾系數在50%以上，人們主要關注的是食品的數量安全;當恩格爾系數在40%～50%之間，人們逐步注重食品的質量安全;當恩格爾系數降至40%以下，人們對食品營養、安全衛生水平的要求更迫切[9]。2013年我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5.0%，農村居民為37.7%，消費者正由“吃飽”向“吃好”轉變，更加注重食品的質量安全、健康和營養。在當下我國農產品供求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情況下，消費者的需求就是生產的目標和動力，推動生產者采用低碳農業標準化生產方式，生產出高質量、安全、健康、營養的農產品，滿足消費者對產品質量安全不斷增長的需要。 　　四、低碳農業標準化發展的約束條件

　　(一)低碳農業標準制修訂與施行的約束

　　1999年農業部、財政部聯合啟動實施“農業行業標準制修訂專項計劃”，截至2011年10月，制修訂農業國家標準2 196項、行業標準3 706項、地方標準16 000多項，覆蓋了農業生產、加工、流通全過程，為推動農業標準化生產，促進現代農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0]。但是，我國現行農業標準絕大部分是在缺乏低碳經濟發展理念情況下作出的，標準的可操作性、適用性不強，并且標準制修訂遠滯后于發達國家，如2013年3月1日實施，由農業部與衛生部聯合制定的322種農藥在10大類農產品和食品中的殘留限量共有2 293項，而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有3 300多項，歐盟有14.5萬項，日本有5萬多項，是我國的幾倍或幾十倍[9]。低碳農業標準制修訂涉及范圍廣，所需要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多，田間試驗數據、標準監測數據等的獲取時間長且不容易。同時，低碳農業標準實施的激勵機制、執行制度和監管制度缺失，給低碳農業標準的施行形成巨大的障礙。

　　(二)碳鎖定的束縛

　　格利高里・烏恩魯用“碳鎖定”來解釋替代技術發展的困難，主導技術與其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成 “技術――制度綜合體”，技術和技術系統與各種社會組織和制度之間形成一種密不可分的共生關系，導致技術鎖定和路徑依賴。長期的路徑依賴會導致技術鎖定，新的更有效的技術不能得到推廣應用[11]。農戶一般習慣于多施化肥、濫用農藥等追求產量增加、粗放式耕作的高碳農業技術，對于低碳農業技術，由于缺乏低碳觀念和激勵機制，路徑依賴，加上經濟條件限制，他們容易被高碳農業技術所“俘獲”，不愿意采用，造成低碳農業標準推廣困難。目前，從農業標準化發展較好的省份看，四川省農業標準化生產覆蓋率只有27%，最好的浙江才達45%，總體上比較低。

　　(三)碳匯市場不完善的制約

　　“碳交易”是買賣碳排放權的交易，尤其是CO2排放權買賣。我國碳交易起步晚，2010年4月27日，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網上交易平臺正式開通，國內首個自愿碳減排交易平臺正式運行，隨著交易系統和交易機制的進一步完善，這一平臺將具備與國際機構同等的碳交易技術能力。目前國內的碳交易所都是地方設立的，國內的碳交易市場依賴于國外市場，尤其是歐洲國家的市場，與發達國家相比還處于弱勢地位。森林碳匯和土壤碳匯交易在整個碳交易市場中的份額很少，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有待成熟[12]。當前CDM碳匯項目主要面對國際碳市場，但由于技術要求高，市場準入手續繁雜，交易成本十分高昂，常是“有行無市”。同時，農產品市場是一個典型的“檸檬”市場，優質不一定優價。這些因素使得實施低碳農業標準化的生產經營主體通過碳交易和優質低碳產品售賣獲取更大收益面臨諸多障礙。

　　(四)要素稟賦的限制

　　1.人力資源的限制。目前低碳農業標準制定、檢驗檢測、認證、碳匯交易等方面的專業技術人員匱乏。從四川省調查來看，按照國家投入建設的市縣質檢機構人員配備標準，市級質檢中心應配15至25人，縣級質檢中心應配10至15人，才能保障檢測機構有效運轉。當下，已建21個市(州)質檢中心人員均少于15人;已建縣級質檢中心人員編制多為5至10人，實際到位只有3至5人[13]。當前，農業生產者主要是婦女、老人等農村留守的低素質人員，大多憑經驗生產，靠天吃飯，對先進農業技術的吸收應用能力差，由于低碳農業宣貫不力，農民認知度低，低碳農業標準化生產意愿弱。

　　2.資本的缺乏。低碳農業技術開發，低碳農業標準制定和標準體系的建立，技術的推廣應用，碳匯市場的建設等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但是，由于農業比較利益低，對社會資本缺乏吸引力，長期投資不足，致使農業標準化體系薄弱。比如，農業標準化基層監管服務體系薄弱，四川省“十一五”以來，已建和在建的鄉鎮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機構652個，僅占應建鄉鎮總數的14.62%，尚有3 791個未建，占應建鄉鎮總數的85.38%[13]。

　　3.土地規模狹小的限制。以平均包地、小農為主的中國農業特點決定了低碳農業標準化發展的困難。農業是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相交織的產業，由于農戶土地規模狹小，如果一個地區，只有少數農戶、業主采用低碳農業標準化方式，而附近的耕地、水體等生產環境仍是傳統的石油農業，其負外部性將使該區域的水、土、氣等立地條件仍舊受到影響、污染，其農產品質量難以提高，采用低碳農業技術經營主體的經濟效益無法保證。同時，小農經營由于規模小，勞動生產率低，品種單一，只能是初級產品提供者和價格的承受者，難以獲取規模效應和較高收益。而且農產品的下腳料(副產品)難以直接還田，難以將一些碳封存在土壤中以增加土壤碳匯。

　　五、低碳農業標準化發展對策

　　(一)完善低碳農業標準化體系

　　低碳農業標準是低碳農業發展的基礎，作為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產品，政府應該出臺社會性規制政策，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研發補貼、財政貼息、稅收支出等多種直接補貼和間接補貼方式調動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農民合作組織和企業從事低碳農業技術供給的積極性，秉持低碳理念，按照“統一、簡化、協調、選優、低碳”原則，加強與國外農業標準化交流合作，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建立和完善低碳農業標準體系，對現有標準按照研制、修改、廢止分類處置。目前應該著力完善低碳農業標準體系中的化肥、農藥等有害投入品減量、替代技術標準;節水技術標準;節能技術標準;種養廢棄物再利用技術標準;農產品加工廢棄物循環利用技術標準;立體種養的節地技術標準和碳匯技術標準，逐步形成與國際標準和行業標準相配套的涉及農業生產、加工、銷售和服務，科學、統一、權威的低碳農業標準化體系，引導各地制定切合低碳農業生產實際的操作規程。同時，加強低碳農業標準的檢驗檢測體系、質量評價認證體系、監管體系和服務體系建設，形成低碳農業標準化的完整體系(見圖1)。切實做好低碳農業標準的執行與監控工作，及時跟蹤評估，糾正執行偏差，保證標準順利推行，獲得預期收益。 　　(二)建立激勵機制，突破碳鎖定

　　約瑟夫・熊彼特認為人們在技術選擇上，經濟適用性總是優先于技術適用性[14]。農業標準化的實踐證明“人叫人干人不干，效益帶動千千萬”，因此需要實行經濟誘導，建立低碳農業標準化的激勵機制，建議政府部門設立低碳農業標準化發展的專項資金[15]，實行以生產經營主體自愿為前提的低碳農業標準化補貼政策，對其進行專項資助，使他們的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一致。低碳農業標準化生產經營的前提是低碳農產品的價格高于普通農產品的價格。但是，作為必需品的農產品需求價格彈性小，農戶經營收益與農產品價格呈正相關關系。這需要政府遵循市場規律，實行農產品分等定級，嚴格農產品市場準入，建立農產品優質優價的價格形成機制，積極引導生產經營主體爭創“三品一標”產品(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地理標志保護產品)，倡導綠色消費，提高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和標準意識，通過大幅度增加低碳農產品的經濟效益，突破碳鎖定的束縛，增強生產經營者采用低碳農業標準的自覺性，力爭低碳農業標準化生產經營全覆蓋。

　　(三)建立和完善碳匯市場

　　鑒于國內碳匯市場發展緩慢的狀況，需要整合地方資源，建立國家級碳交易所，擺脫長期依賴國外碳匯市場交易的局面。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了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這為實行強制性碳減排交易，建立和完善碳交易市場體系提供了政策支撐。目前需要總結地方碳交易市場發展的經驗教訓，設計國家級碳交易市場的實施細則，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碳匯計量、監測、評價、認定體系，完善相關的交易政策，將森林碳匯和土壤碳匯納入交易體系，并大力發展。碳交易是引導私人資本投入低碳行業的重要手段，鼓勵生產經營主體積極參與CDM碳匯項目，通過碳匯交易，獲取碳匯收益。

　　(四)培育專業人才，提高從業人員素質

　　實施低碳農業標準化，必須有一批懂標準、通技術、熟悉低碳農業業務、善管理、精市場、具備組織生產經營者能力的綜合性專業技術人員，必須發揮高等院校人才培養功能，開設低碳農業相關課程和開展科學研究，大力培養低碳農業標準制定、檢驗檢測、認證、碳匯交易等方面的專業技術人員，滿足低碳農業標準體系對人才的需求。同時，完善低碳農業科技培訓體系。整合各類科教培訓資源，完善國家、省、市、縣、鄉、村六級農民培訓網絡，形成以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和各級農業廣播學校為龍頭、各類職業技能培訓機構為骨干、鄉鎮農科教中心和村級教學點為基礎，農民專業合作組織、龍頭企業和農村科技致富帶頭人為補充的新型農民培訓體系，做好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加強低碳觀念教育，提高從業人員實施低碳農業標準的素質和技能。

　　(五)建立多元化低碳農業標準化投融資機制

　　建立政府投資與社會投資相結合的低碳農業標準化多元資金籌集模式，在投入和發展機制上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堅持以政府投入為主導，利用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鼓勵企業、科研教學單位、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和農民等多主體參與。加強資金審計和財務檢查，保證財政資金的到位和高效利用。建議設立低碳農業標準化發展基金，基金來源一是社會籌集，二是從低碳農產品流通環節和加工環節提取技術改進費，三是從土地出讓金、農業發展基金、農業綜合發展項目資金和生產基地建設資金中提取部分用作發展基金，保證專款專用。對低碳農業標準化發展基金實行競爭管理，保證該基金用到最有服務能力的技術員和最需要的低碳農業項目上，發揮該基金的最佳效率。

　　(六)促進土地流轉，實行規模經營

　　實施低碳農業標準化的固定成本投入大，只有規模經營才能降低單位產品成本，超越盈虧平衡點，獲得規模經濟報酬。因此，在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的前提下，積極促進農村土地流轉，堅持依法、自愿、有償、平等協商、不改變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用途，在土地承包期內流轉和依法轉讓的原則，在政府對農民承包經營土地確權發證基礎上，制定鼓勵土地流轉的技術支持、信息服務、信貸投入、稅費減免等方面政策，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培育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實現低碳農業標準化生產規模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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