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是指商人販運商途中繳納的一種地方稅捐，帶有“買路錢”或港口、市場“通過費”、“使用費”的性質。在我國古代也有海關一說，晚清海關也是很多專家都進行過的一項研究。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晚清海關與通商口岸城市調研。

　　摘要：晚清新式海關，即洋關，是晚清中國一個極其特殊的組織。與一般的海關不同，除遵照一系列中外條約的相關規定以及海關制定的規章開展監管、查私、征稅和統計等四項本體業務外，晚清海關還曾兼管、兼辦國內稅關、郵政、海務、教育等各種事務，參與、介入清政府的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等各種活動。與此相呼應，晚清海關曾在各通商口岸城市展開各種調研，留下數量可觀的調研檔案資料。這些調研檔案資料因覆蓋面廣、連續性強、權威性高、情報色彩濃厚，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關鍵詞：晚清,海關,通商口岸,調研

　　眾所周知，海關是一個國家的進出關境監督管理機構。然而，肇端于清咸豐四年(1854)江海新關的建立，以實行外籍稅務司管理制度為標識的晚清新式海關，即洋關，卻別具一格，成為晚清中國一個極其特殊的組織。與一般的海關不同，除遵照一系列中外條約的相關規定以及海關制定的規章開展監管、查私、征稅和統計等四項本體業務外，晚清海關還曾兼管、兼辦國內稅關、郵政、海務、教育等各種事務，參與、介入清政府的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等各種活動。與此相呼應，晚清海關曾在各通商口岸城市展開各種調研，留下數量可觀的調研檔案資料。本文意在耙梳晚清海關的相關檔案資料，對晚清海關在通商口岸城市開展的調研活動作一個初步探究。

　　一、晚清海關通商口岸城市調研的肇端：貿易報告

　　晚清海關在通商口岸開展的調研活動，最初是圍繞口岸貿易展開的。清咸豐九年(1859)，江海關和粵海關開始編制年度貿易統計。其后，潮海關(咸豐十年，1860年)、津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咸豐十一年，1861年)、廈門關(同治元年，1862年)、東海關、九江關、鎮江關、江漢關(同治二年，1863年)、牛莊關、打狗關(同治三年，1864年)等相繼開始編制各自的年度貿易統計，就地印行。各關貿易統計大多以半年為一冊，其內容甚為簡單，且各關統計項目并不完全一致，缺乏規范。

　　同治三年(1864)，隨著海關外籍稅務司制度的確立，關政趨于統一，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先后發布通令，要求統一編制年度貿易統計，并將各關貿易統計送至江海關稅務司處，由江海關的印書房匯集出版。貿易統計的編制及其內容因此有了較大改觀：各關貿易統計開始由半年一期改為一年一期，統計的項目、口徑亦開始統一、規范。

　　同治四年(1865)起，各口開始按照總稅務司通令的要求，在年度貿易統計之外，另外編制年度貿易報告，由各口海關稅務司親自負責編寫。各通商口岸海關的年度貿易報告除記載所在口岸當年的貿易發展趨勢、貿易環境、主要進出口貿易對象和貿易物品的量值變化，以及進出口商品的集散流通路線等與該口岸貿易直接相關的信息外，還記錄和評述各關所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區的經濟、政治、軍事、社會等各種信息，敘述頗為詳細。其信息來源，或是各關稅務司以及其他關員親自前往調查目的地開展調研活動;或是通過向當地社會各界，尤其是商界，函件咨詢收集相關信息;或是通過當地報刊登載的各種相關報道收集信息。此是為晚清海關通商口岸調研的肇端。光緒元年(1875)起，海關造冊處稅務司開始負責撰寫全國貿易報告，置于各關貿易報告之前。

　　晚清海關對各通商口岸的貿易報告非常重視。光緒五年(1879)，由于部分海關沒能按時寄送年度貿易報告，甚至有兩處海關沒有提交光緒三年(1877)的貿易報告，海關總稅務司專門發布通令，要求各關今后務必按時寄送年度貿易報告，如果延誤，必須向總稅務司呈遞公文，說明緣由。

　　光緒八年(1882)，貿易統計年報與年度貿易報告合并，以全國與各關為界別，分成二冊。上冊為“全國貿易報告及統計輯要”，下冊為“各關貿易報告及統計”。上下二冊所載內容與上年各部相較，無多大改動。但因是年，總稅務司通令要求各關貿易報告應將重點放在與進出口貿易相關的內容上，并將其篇幅限定為4頁，因而，全國及各關之貿易報告篇幅大大減小。但這并非意味著晚清海關開始減弱其通商口岸的調研。相反的，晚清海關總稅務司已醞釀著更大規模和范圍的通商口岸調研。這便是數年后海關十年報告的出臺。

　　光緒十六年(1890)，總稅務司通令明確要求各關撰寫年度貿易報告的內容應依次敘述所在口岸的貿易情形概況、稅收、對外貿易、埠際貿易、內地稅則、船只、旅客、金銀、藥材(洋藥、土藥)和雜論等十項，同時重申其篇幅不能超過4頁。由此形成了晚清海關年度貿易報告的基本格式和內容。

　　晚清海關貿易報告涉及的時間長達近半個世紀，記載的內容覆蓋面較寬，且具有很強的連續性。這無疑為通商口岸城市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尤其是19世紀60-80年代，海關十年報告尚未出臺之前的貿易報告，更是研究通商口岸城市的珍貴資料。

　　二、晚清海關通商口岸城市調研的擴展：專項調研

　　清同治中葉，隨著晚清海關外籍稅務司制度的確立，晚清海關兼管或介入事務的增加，權勢的擴展，依據獨攬晚清海關行政管理大權的總稅務司的指令，晚清海關在通商口岸城市的調研也逐漸擴展到各種專項調研。醫務、港務和金融等方面的調研，就是其中引人矚目的幾項。

　　1 醫務調研

　　同治九年(1870)12月31日，總稅務司發布當年的第19號通令，要求各地海關自1971年起，每半年提交一份醫務報告，由海關造冊處匯集出版。日期定為每年的3月和9月。根據該通令，醫務報告的內容主要包括對海關所在口岸中國人和外國人各種主要疾病發生情況的情報收集和對當地醫療條件、醫生狀況的調查。為此提出以下幾項調查和收集情報的主要項目：

　　(1)當地居民的健康狀況，外國人的死亡率及其死亡的原因;

　　(2)當地流行的主要疾病是什么;

　　(3)當地流行病的特殊性、復雜性和治療的特殊辦法; 　　(4)發病的季節，地方的風土，以及之間的因果關系;

　　(5)當地有否特別的疾病;

　　(6)當地有無瘟疫，產生的原因，治療的辦法，死亡率。

　　從同治十年(1871)至宣統三年(1911)，晚清海關總計刊發了80期的醫務報告。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之前，醫務報告涉及牛莊、寧波、天津、福州、煙臺、淡水、漢口、高雄、九江、廈門、鎮江、汕頭、廣州和上海等口岸。其后則擴大到其它通商口岸。

　　顯而易見，這些調查記錄，為口岸城市醫療衛生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原始資料。而且，醫務報告中對疾病原因的記載也為研究當地的人口變動、都市民俗、飲食狀況，以及生活習性等問題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2 港務調研

　　咸豐八年(1858)，清政府與英、美、法三國分別簽訂《天津條約》及其附約《通商章程善后條約》，內中規定：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美、法)人幫辦稅務并嚴查漏稅、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等事。其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等經費，在于船鈔下撥用。通商各口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由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同酌視建造。于是，始自咸豐十一年(1861)，隨著各口新式海關的陸續建立，各關稅務司相繼因地制宜地開展港務工作。同治七年(1868)四月，晚清海關正式設立船鈔部門，其主要職能在于負責海港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等助航設施的建造和維護，指泊出入港口船只，測量船只噸位，驗察損傷船只，調查失事緣由，驗看引水執照等。由于該部門的經費完全來自于船鈔專款收入，故名。

　　船鈔部門的設立，是海關第一次大規模兼管海關本務外的業務，也是海關組織機構的第一次部門擴張，由此形成海關組織系統的第二個大部門。其在海關內部的重要性僅次于征稅部門。

　　船鈔部門內設三類機構：其一，營造處(Engineers)，參與一切有關改善沿河沿海之航行，改善海港以及監督與此相關之所有公共工程。其二，理船廳(Harbours)，委以監督船只錨泊與河道巡吏考試任用及引水之責。其三，燈塔處(Lights)，總管燈標部門事宜。

　　同治十一年(1872)船鈔部門開始遵照總稅務司的指令，匯總各通商口岸上報的調查資料，編制中國沿海及沿江燈塔、燈船、浮標和信標目錄，每年印行一期。光緒元年(1875)，則進一步提交一份有關各通商口岸附近海域燈塔、浮標、信標等引航設施建置以及航道情況的調查報告，同樣每年印行一期。其內容至少包括以下幾項：

　　(1)用以標明沿海危險之處燈塔的建設與維護情況;

　　(2)駐于不能設置燈塔之岸邊燈船的購置與維護情況;

　　(3)用以標明通向港口之航道及河流、港內應予避開之處浮標及燈樁的設置與維護情況;

　　(4)清除沉船、疏浚航道和加深航道等改善航道措施的實施情況。

　　從光緒元年(1875)到宣統三年(1911)，晚清海關造冊處共印行了33期的港務報告。這些調查報告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清末各通商口岸附近海域助航設施分布以及航道狀況變化的翔實信息。

　　3 金融調研

　　晚清海關對通商口岸城市金融的調研，起因于對海關銀號的調研。考海關銀號之設立，實起于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由于《南京條約》的簽訂，公行制度廢除，行商代外商赴關納稅的制度隨之不復存在。為尋求新的替代者，道光二十三年(1843)簽訂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中，對外商納稅辦法作了如下規定：海關應擇殷實鋪戶，設立銀號數處，發給執照，注明準某號代納英商稅銀字樣，作為憑據，以便英商按期前往。次年的中美、中法《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也均做了類似規定。依照這一規定，五口開放通商后，各通商口岸先后設立海關銀號，執掌海關稅銀的收納，按期上繳。咸同年間，各口新關相繼建立后，海關銀號仍沿舊例，沒有變更，大抵每埠俱設海關稅收銀號一所，但亦有設二所者。且海關銀號向來開設新關之側，以方便商人前往納稅。其時海關銀號約分兩類：一系經官府允準，由較為殷實知名的舊式錢莊、票號承辦;一系海關監督或地方官員自辦，委托其親朋好友經營;然以前者為多。但無論何者，均歸海關監督或海關道管轄，無容各口稅務司插足之余地。

　　光緒三年(1877)，總稅務司向各口稅務司發出一道通令，要求他們對本口岸海關銀號的運作作一詳細調查，呈報總稅務司。調查內容包括：

　　(1)誰是本口岸海關銀號經辦人，他是政府官員還是從事貿易活動的，海關銀號所雇人員是些什么樣的人;

　　(2)海關銀號的經費開支由誰提供;

　　(3)現行體制的運轉是否令人滿意，有什么抱怨;

　　(4)稅務司本人有什么建議。

　　赫德在通令中要求各稅務司務必詳細調查，確保信息準確可靠和完整，并要求他們復制一些當地的有關資料。

　　遵照總稅務司通令，牛莊、天津、直迫、漢口、九江、蕪湖、鎮江、上海、寧波、溫州、福州、淡水、高雄、廈門、汕頭、廣州、瓊州和北海等十九處海關對所在通商口岸的錢莊、票號等民間金融機構以及當地的貨幣制度作了較詳細的調研，并撰寫了相關的報告，遞交總稅務司。光緒五年(1879)各口稅務司的調研報告，由晚清海關造冊處以“通商口岸海關銀號制度與當地貨幣問題報告書”為題編制成冊。

　　這些調研報告為我們保留了有關19世紀中葉主要通商口岸金融狀況的及其珍貴的史料。

　　三、晚清海關通商口岸城市調研的深化：綜合調研

　　光緒十六年(1890)，鑒于自光緒八年(1882)以來，始于同治四年(1865)的海關年度貿易報告被要求縮小篇幅至4頁，與年度貿易統計合并印行，致使每十年將十年間的貿易統計與貿易報告綜合成冊出版成為必要，總稅務司發布通令，要求各關稅務司，下一年，即光緒十七年(1891)，除撰寫4頁之貿易報告外，還應編制從光緒八年(1882)至十七年(1991)的“十年報告”，于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91年12月31日)前完成，提供海關造冊處匯編出版。 　　通令同時對十年報告的內容、篇幅和編寫方式，方法均做了明確要求。通令要求各關稅務司，該文件應可讀，引人入勝，并可擴展至三十頁。除可以將當地見聞編入外，不應忽略下列諸項：

　　1 回顧1881年報告后十年間之形勢，并對十年間各關所在口岸、所轄地區以及所在行省發生之要事均應發表評論。

　　2 貿易方面之變化，不論流通供求，舊商品消失與新商品出現，連同貿易總值之增減，商品價格之任何急劇波動等均應陳述。

　　3 稅收之增減，包括總額、分類，或因特種商品引起之消長，均應標示清楚。

　　4 洋藥貿易形勢，每年銷售數量，不同品種洋藥之價格，各類本土鴉片及其價格與產地，兩者在供應方面在本地區本口岸之競爭程度，均應予以說明。

　　5 貨幣行情，以兌換率應顯示：(1)關平兩各年兌換多少英鎊，(2)關平兩兌換多少當地貨幣。并表明在本口岸或本轄區或產地，關平兩是否仍能購得往昔同等數量之本土產品及其變化。

　　6 與其他通商口岸無關聯之自開口岸，其到岸貨物與離岸貨物之價值應作出比較(按造冊處稅務司1889年報告中“貿易平衡”方法處理，亦即以進口貨起岸時之貨值減進口稅及費用，出口貨裝船時之貨值加出口稅及費用)。

　　7 本口岸在人口方面，包括華人洋人之人數、成分、身份或職業有否特殊變化。

　　8 堤岸、道路、警察、街道照明等是否有何改進。

　　9 鄰近口岸水域中有無航道變淺、淤塞、加深、疏浚等方面之變化。

　　10 各口岸轄區內有無燈塔、浮標、標樁等新設置助航設備。

　　11 各口岸所在行省中有否怪異事故、流行瘟疫、臺風、洪水、旱災、暴動等任何不幸事件之記載，以及官方或私人為應付此等事件采取之重大步驟。

　　12 曾否發生任何引人關注之大事，諸如顯要人物來訪及對其接待，其過程又如何。

　　13 各省赴京參加殿試名列前茅者人數，并列出此一時期該省之狀元、榜眼、探花之姓名。

　　14 各省曾否舉辦任何文學方面之專門活動，諸如公共圖書館之創辦或翻修，文學會社之組成，為文學目的而進行之大額捐款或遺贈。

　　15 各省可選考多少秀才與舉人，文盲人數及其所占百分比，是否有受過一些教育之婦女。

　　16 各省之一般自然特征，主要自然物產及其主要產業，通常用于運輸者為挑夫、牲畜抑或船只。

　　17 各關稅務司所轄口岸之本國船舶總數，民船有多少種，每種民船之中文名稱及民船從事貿易之性質，貿易口岸，其所持執照詳情，船員人數，擁有之資本，航行之收益，損失百分率，以及民船是否有任何形式之本國保險。

　　18 有何本國銀行行號以及與何地往來，其費率及工作方式如何。

　　19 有何本國郵政局所以及如何管理，信件發往及來自何地，如何并在何處交付郵資。

　　20 各關稅務司直屬海關部門是否發生過較為特殊之情況，諸如規章之重大變更，所轄人員數量顯著增加，工作量或工作部門之增加或增設。

　　21 從國外觀點視之，在各關稅務司轄區之鄰近地方，是否出現過海陸軍、工業、財政或行政方面之特別事務。

　　22 各口岸所在行省，有何種傳教團體，以及傳教士與皈依者之人數，等等。

　　23 在各口岸有何省設有會館以及各口岸在何省設有會館，此類會館或行會之規章及會員之特權與義務，等等。

　　24 在此期間有何著名官員曾在各口岸所在省任職或出自本省，等等。

　　25 是否在此期間曾有任何著名之書籍在各口岸所在省出現，等等。

　　26 當地在此期間之歷史，或1891年末該地之狀況與形式是否顯示出該地將來之前景，等等。

　　通令還告誡各關稅務司：“上述雖非包羅一切，然多少對在稅務司之調查方向有直接幫助，并示明期望編寫何種文件。各關稅務司接此通令后，應立即瀏覽前任編寫之報告，保持1881年前后問題一致，并自行決定此類報告中何一部分可再利用，或何種觀點應予以采納，且詳述、修改、質疑、或評論之。此外亦可考慮是否將各項中之某項題目分予屬下人員，并指示華員及歐籍人員，按題目及指示方向，代各關稅務司調查。過往十年間所編寫之要事月報亦應指定一人加以查閱，對有助于編輯十年報告之處作出標注。”

　　通令最后要求：該十年報告之日期應署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91年12月31日)，并應在十八年三月初(1892年3月底)之前送交造冊處稅務司。十年以后，應再編寫另一十年報告，其日期署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01年12月31日)，以此類推。

　　光緒十九年(1893)，首期十年報告正式出版，全稱為“關于中國、朝鮮向外國開放口岸貿易航運工業以及口岸所在地省情的十年報告：1882年至1891年”。其內容系按照總稅務司通令規定的26個項目，逐一編寫。各項內容的詳略，取決于不同海關所在地省情的特殊性。另有部分海關或由于資料的缺乏，或由于所在省份具體情況的限制，部分項目空缺。報告中還附上有關該口岸十年間進出口貿易貨值、稅收，以及進出港船舶數量與噸位等統計表，可供比較該口岸十年間的變化。

　　依照總稅務司通令的要求，十年報告每隔十年編制出版一期。因此，光緒三十年(1904)，第2期十年報告問世。該期內容仍按照總稅務司通令規定的26個項目編寫。但由于各關敘述益加詳細，篇幅有所擴大，以至本期十年報告分為二卷：第一卷包括華北以及長江流域各關，第二卷包括華南各關。

　　鑒于前兩期十年報告已對各口岸省情作過綜合性的描述，為避免重復，宣統二年(1910)，新任總稅務司安格聯發布通令，要求各關稅務司在編寫第三期十年報告時，應主要關注各地物質和道德的進步方面，一切無關緊要的內容和表格應盡量減少。為此，通令對先前的26個項目加以整合，縮減為21項，即：(1)貿易與航運、(2)稅收、(3)鴉片、(4)貨幣與金融、(5)人口、(6)港口設施、(7)燈塔航標、(8)郵政電報、(9)各省行政和省議會、(10)司法、(11)農業、(12)礦山與礦物、(13)制造業、(14)鐵路公路、(15)教育、(16)衛生改善和博物館、(17)移民、(18)物價與工資、(19)饑荒水災霍亂及傳染病、(20)陸海軍、(21)當地報刊。 　　通令稱：這些項目已足以描述各口岸十年內發展情況，如果還不夠，針對各地特殊情況可以增加其他一些內容，但除非萬不得已，每一段篇幅盡可能不超過30行(500字左右)。

　　由于辛亥革命的爆發，第三期十年報告(1902-1911)正式出版時，已是民國二年(1913)了。

　　晚清海關十年報告是在海關年度貿易統計和貿易報告的基礎上衍生而成的一種海關文獻。它以十年為期編制，故名。顯而易見，十年報告對口岸城市及其附近地區――部分擴大到所在省份――在晚清30年間(1882-1911)經濟、政治、軍事、社會等各方面發展變化情狀的不間斷記錄，為我們的口岸城市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原始資料。

　　四、晚清海關通商口岸城市調研的特點與價值

　　在19世紀中后期晚清帝國走向衰亡，西方列強在華勢力不斷膨脹的特定歷史時期，晚清海關的通商口岸調研無疑是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研究表明，晚清海關在其演化歷程中形成的若干特質，使得晚清海關的通商口岸調研成為可能，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的特色和價值。

　　首先，自同治四年(1865)確立外籍稅務司管理體制后，總稅務司赫德就竭力將晚清海關打造成晚清帝國行政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王國。其時，晚清海關所統轄的海關總關已達14處。至光緒二十年(1894)則增加到25處，關員多達4293人，宣統二年(1910)更增至44處，關員已近2萬人，達19169。眾多的海關遍布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連同其管轄下為數更多的分關、分卡，形成一個規模龐大的海關網絡。與此同時，這個規模龐大的獨立王國內部實行垂直的統一管理。各口關政由海關總稅務司以發布“總稅務司通令”的形式來統一步調，以“總稅務司訓令”的形式來處理各口海關的特殊問題，各口海關稅務司則定期向總稅務司呈送函電，詳細報告各種事務。這使得晚清海關內部，信息交流及時，渠道暢通，辦事有令可依，有章可循，有效保持著高度的行政統一性。這為晚清海關通商口岸調查的實施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組織基礎。

　　其次，維多利亞女王時期英國駐華領事館譯員出身的赫德，擔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一職長達近半個世紀。在其任職期間，他野心勃勃地致力于擴展海關勢力，強化海關作用，擴大海關影響，提升海關地位。為此，晚清海關挾其優勢，先后兼管常關和厘金，兼辦大清郵政、海務、新式教育，以及籌辦參展世博會事宜等;海關總稅務司以及部分高級關員，甚至參與清政府的許多外交活動，插手清政府的財政金融改革以及新式海軍的創辦;由此在晚清的經濟、政治、文化、外交和軍事等各個領域均留下深淺不同的印記。與此同時，海關總稅務司有計劃、有操作規范地要求各地海關調查、收集當地的各種政治、經濟、人文、軍事和社會等等資料，定期匯報。爾后將這些調研資料匯編印行，提供給中外各種組織和個人。晚清海關的通商口岸城市調研便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是故，晚清海關的通商口岸城市調研檔案資料具有如下幾個明顯特點：第一，覆蓋面廣;第二，連續性強;第三，權威性高;第四，情報色彩濃厚。這使得晚清海關通商口岸城市調研的檔案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雖然早在新中國建國初期，晚清海關的通商口岸城市調研資料，尤其是其中的年度貿易報告和十年報告，就受到史學界，尤其是經濟史學界的關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就選用了部分海關年度報告和十年報告中的資料。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史學繁榮，研究領域的不斷擴展，尤其是城市史研究的迅速推進，已有上海、廈門、蘇州、廣州、福州、拱北、杭州、重慶、汕頭和天津等地舊海關的年度貿易報告、十年報告被翻譯、出版。更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海關總署辦公廳合作，由京華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海關貿易年報和十年報告，是為總計170冊的《中國舊海關史料》。其間，也不斷有學者對海關年度貿易報告和十年報告加以評介，或在研究中加以利用。但是，筆者認為，晚清海關的通商口岸城市調研及其留存的這批珍貴資料，還有待進一步的挖掘、梳理、辨識，尤其是有待更充分的解讀和利用。故作本文以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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