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核能的發展離不開公眾的支持，而核能設施所在地居民的“鄰避情結”會帶來諸多負面效應，必須認真加以解決。基于膠東半島三個有核地區的抽樣調查顯示：目前公眾針對核能設施的“鄰避情結”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反對性態度，二是心理接受距離，三是搬遷意愿，其中多數被訪者的“鄰避態度”堅決，心理接受距離較遠，而搬遷意愿不太強烈;在影響居民“鄰避情結”產生的諸多因素中，核電設施的健康威脅、風險的長期性和居民對核電站帶來的收益判斷等是最為關鍵的因素;性別差異、年齡大小和知識水平的高低等因素也會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公眾的“核鄰避情結”。上述研究結果清晰地描述了公眾的“核鄰避情結”的特征，展現了各種因素與“核鄰避情結”之間的因果關系，為有關部門的“鄰避”沖突管理提供了理論依據。

　　〔關鍵詞〕 核心期刊論文,鄰避情結,核能,風險管理

　　〔中圖分類號〕C912.64;C91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4)01-0105-07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社會管理創新與社會體制改革研究”(11&ZD028);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我國核電擴張背景下的風險鄰避及其治理研究”(11YJC840069);山東大學自主創新基金優秀青年項目“重大核電項目的社會風險防范與管理機制創新”(2013SKYQ002)

　　〔作者簡介〕張樂，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山東大學(威海校區)社會工作系副教授，山東威海 264209;

　　童星，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南京 210023。

　　一、問題的提出與相關文獻回顧

　　2011年日本的福島核事故再次將人們的視野聚焦到了核能的安全性問題上。這次重大安全事故與上個世紀美國的三里島核事故、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一樣，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一時間各國紛紛調整本國的核能戰略，有核國家的公眾更是表達出深深的憂慮。在中國，質疑核能急速擴張的聲音也逐漸多了起來。國內幾處有核能設施的地區的一些公眾甚至出現了明顯的反核情緒。這表現在無論政府、相關企業如何宣傳核能利用的可靠性，都不能完全抑制公眾對核能設施的“鄰避情結”，這種宣稱“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NIMBY，譯為‘鄰避’)”的消極態度和抗爭訴求給國內的核能發展帶來了負面的沖擊。面對如此境況，我們應該如何描述公眾的“核鄰避情結”?該情結的基本表現是什么?它的產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這些都是擺在各級政府及核能安全管理機構面前的棘手難題。認真地研究這些問題，通過實證調查描述公眾的“核鄰避情結”并揭示其內在作用機制，顯然是非常必要的。

　　從本質上講，核能的“鄰避情結”研究屬于風險感知研究的范疇。國內外關于核能風險感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人們對核電站的基本認知、接受性等方面。斯洛維奇等研究者指出，公眾對核電的風險認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風險的主觀特征的影響，風險的“憂慮性”維度影響著人們對風險后果嚴重性的估計，而風險的“熟悉性”維度則影響著人們對風險發生可能性的主觀估計;〔1〕國內的研究顯示，中國人對核電相關知識了解水平較低，但關注度和興趣都比較高〔2〕，核電站周圍的居民對核電站存在一定程度的焦慮 〔3〕。在有關核能的接受性研究領域，斯洛維奇等人的研究指出西方發達國家的居民對核能風險的接受程度較高，法國人比美國人對核能風險表示出了更多的關注。〔4〕研究者普遍認為影響公眾核能接受性的因素主要是熟悉性、可參與性、可控制性和信任度。〔5〕上述研究基本是使用心理學范式對人們的核風險感知進行的測量與分析，并沒有涉及到“鄰避情結”的全部內容。采用質性研究思路的學者則從特定地區的反核運動實例出發，使用社會文化視野和人類學的田野方法，運用西方社會運動與集合行為理論，探討了有核地區居民的風險知覺，以及各地針對核電站、核廢料的“鄰避”沖突中的社會動員與政治策略等問題，他們從定性的層面闡釋了“核鄰避”行動的特征及其產生的心理、文化與政治機制。〔6〕本文擬使用風險感知研究的定量方法，同時借鑒社會運動范式中關于核能“鄰避”特征屬性的詳細解讀，通過實證調查的方式收集資料，構建公眾“核鄰避情結”的量化指標，力圖清晰地描述公眾的“核鄰避情結”特征，進而展現影響其生成的主要因素，呈現各種因素與“鄰避情結”之間的因果關系，為有關部門的“鄰避”沖突管理提供理論依據。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收集與樣本構成

　　本次調查在山東省的海陽、榮成和乳山三地進行。三市地處膠東半島，各有一處核電設施(或核電站備選廠址)。調查以三個核電站廠區(或備選廠址)為原點，分別以10-20km、20-30km、30-50km為空間半徑，選取這三個半徑區域內的城鄉居民為被訪者，采用多階段抽樣的方式，在各市先抽取街道辦事處(鄉鎮)，然后抽取社區(行政村)，最后抽取居民，一共抽取了1200名居民作為調查對象，回收有效問卷1155份，有效回收率為96.3%。本次調查的男性比例為50.6%，女性為49.4%;初中及以下學歷的被訪者占34.1%，中等文化程度的被訪者占30.3%，大專高職學歷的人占14.0%，大學學歷的被訪者占18.9%，研究生學歷的被訪者占2.7%;青年占42.8%，中年占42%，老年占15.2%;居住地距離核能設施在10-20km以內的被訪者占32.2%，在20-30km以內的被訪者占52.7%，在30-50km以內的被訪者占15.1%。調查樣本的詳情參見表1。 　　(二)變量說明與分析方法

　　1.變量說明

　　本次研究的因變量是居民的“鄰避情結”，它是指居民對住家附近的某些公共設施的反對態度和抵制行為。綜合環境風險感知的相關研究，筆者將其操作化為三個維度：一是居民對核電站修建地的心理接受距離，該變量是一個定序變量，編碼情況是1=本社區附近、2=本縣市、3=本省外縣市、4=外省市;二是居民對核電設施的“鄰避”態度，這是一個虛擬變量，編碼為1=反對、0=歡迎;三是居民得知住家附近修建核電站后的搬遷意愿，它也是一個虛擬變量，編碼為1=搬遷、0=不搬遷。心理接受距離、反對態度和搬遷意愿這三個維度構成了本次研究中“鄰避情結”內涵的主要方面。

　　自變量由三組指標構成：第一類屬于居民對核能風險特征的判斷性變量，第二類是居民對自身與核能風險的關系的認知類變量，第三類屬于居民的個人特征變量。

　　居民對核能風險特征的判斷性變量組由風險規模、致命性、健康損害性和世代危害性4個風險感知變量構成，它們都用李克特量表的測量方式表示各個風險特征的程度，以此來分析居民在核電站風險特征感知程度上的差異對其“鄰避情結”產生的影響與變化。

　　居民對自身與核能風險的關系的認知狀況由對核能風險的知曉程度、對核能風險的接受程度、遭遇核能風險的自愿程度和對發展核能帶來的收益程度4個變量構成，它們也同樣使用李克特量表的方式進行測量，用不同的數值表示核能與居民的關系的密切程度，以此來分析居民的這些主觀認知對其“鄰避情結”產生的實際影響。

　　居民的人口學特征也作為影響“鄰避情結”的變量被納入到方程中。這主要是考慮到居民的“鄰避情結”有可能在不同的性別、文化水平、生活閱歷的群體中存在較大差異;而將居民住家距離核電設施的遠近作為自變量則是參考了國外關于風險感知的空間描述方法(RPS)，以此進行不同地理區域的風險知覺測量，了解“鄰避情結”

　　①變量的描述統計分為兩種：一是對分類變量的百分比統計，另一類是定序和定距變量的均值統計，表中未標明百分比符號的數值都是均值。

　　在空間層面上的分布特征，以描述不同地理區域內居民對核能設施的環境風險態度與行為。

　　2.分析方法

　　在“鄰避情結”的指代變量中，“鄰避”態度和搬遷意愿都是虛擬變量，可以使用Logistic回歸進行分析。由于這兩個因變量為二分變量，且需要分析因變量與一組影響因素(自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故應采用 Binary Logistic 模型進行分析。假設在自變量 X1，X2，…Xi作用下，“鄰避”態度和搬遷意愿的發生概率為 P，則不發生概率為 1-P，方程中用事件發生的概率P除以事件不發生的概率(1-P)表示發生概率與不發生概率之比，對其進行 Logit 轉換，得到 Logistic 回歸模型為：

　　Logit(P)=Ln(p1-p)=β0+β1X1+β2X2+…+βiXi(1)

　　其中β0為常數項，β1，β2，…βi為回歸系數，X1，X2，…Xi是自變量。由于因變量(“鄰避”態度和搬遷意愿)為二分類型，殘差應服從二項分布，故參數估計方法為“極大似然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即用非線性迭代的newton-raphson法對公式(1)進行迭代收斂而得到。各自變量的總影響是由常數項與各項自變量及相應偏回歸系數之積的迭加形成的，自變量的作用體現在回歸系數βi上，它是自變量Xi的變化對連續變量Logit(P)的作用。

　　因變量“鄰避情結”中還有一個指代變量是“鄰避”距離，它是一個定序測量的變量。本次研究中把它近似地看作定距變量與其他自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方程。多元回歸分析是研究多個自變量與一個因變量之間是否存在某種線性關系的一種統計學分析方法，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多個自變量與一個因變量之間的數量關系以及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一般形式為：

　　Y=β0+β1X1+β2X2+…+βiXi+e(2)

　　其中，β0為回歸常數，β1，β2，…βi為回歸系數，Y為因變量，X1，X2，…Xi為自變量，e稱為隨機誤差。回歸系數βi表示Xi每一個單位的變化對因變量估計值的影響作用。

　　(三)研究假設

　　根據本次研究的目標和相關理論基礎，我們設定了以下幾個研究假設。

　　假設1：居民對核能設施的風險特征判斷越呈現負面性，他們的“鄰避情結”越明顯。

　　假設2：居民對自身與核能設施的關系認知越消極，他們的“鄰避情結”越明顯。

　　假設3a：年齡越大的居民，其“鄰避情結”越顯著;

　　假設3b：文化程度越低的居民，其“鄰避情結”越顯著;

　　假設3c：女性居民的“鄰避情結”更明顯;

　　假設3d：居住在核能設施附近的居民的“鄰避情結”最明顯。

　　三、“核鄰避情結”的描述分析

　　“核鄰避情結”的第一個層次是關于設施修建的距離判斷。當被問及“您認為核電站修建在哪里最合適”時，78.7%的被訪者表示應該修建在外省市，11.6%的被訪者認為可以修建在本省，但不能在自己居住的縣市區修建，只有8.7%的被訪者覺得如果需要修建核電站，在本縣市比較合適，僅有1%的被訪者認為核電站可以修建在自己社區附近。可見，此次調查中的居民關于核電站的“鄰避距離”依然較遠，大多數被訪者主張核電站應該遠離自己的居住地。人們的這種心理拒斥感是以一省的空間范圍為參照點，希望核能設施距離自己的家鄉越遠越好。

　　“核鄰避情結”的第二個層次是人們對核電站的態度。該問題被設置為“如果必須將核電站修建在您住家附近，您的態度是歡迎還是反對?”表1的數據清楚地表明，高達80.2%的被訪者對將核電站修建在自己社區附近的決定持反對態度，不足20%的被訪者對于這樣的政策決定表示歡迎。這一結果沒有原來預想的那樣糟糕，仍然有接近兩成的居民接受核電站修建在自己社區附近的政府決策。這說明一旦政府做出了核能發展的政策決議，還是會有一部分居民表示理解和服從。需要注意的是，高達80%的反對性表態提醒決策者不能一味強力推行既定的核能發展政策，否則就會存在社會穩定風險的重大隱患。 　　 “核鄰避情結”的第三個層次是“避”。本次調查設計了這樣的一道問題來測量它，“當得知核電站將要修建在您社區附近的時候，您是否打算馬上搬遷以遠離核設施”。調查結果顯示，33.1%的被訪者表示“打算搬遷”，66.9%的被訪者表示不會搬遷。這說明盡管居民對核電站修建在自己住家附近感到恐懼和反感，但是采取“遷居”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抵制并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實地訪談中，筆者也了解到，居住在核電站附近的居民不搬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家鄉的情感眷戀和對搬遷成本太大的顧慮。

　　四、影響“核鄰避情結”的相關因素

　　表2模型1顯示，對居民核電“鄰避”態度有顯著影響的因素有多個，涵蓋了個體對核能風險特征的判斷要素、對風險關系的認知以及個人特質變量中的主要方面。在對核能風險特征的判斷變量組中，有顯著影響的變量是居民對核能風險的健康損害程度和核能的世代危害性的判斷這兩個維度。居民認為核能帶來的健康損害程度越高，其越有可能反對核電站的修建;居民認為發展核能帶來的危害性越長遠，特別是影響到子孫后代的可能性越大，他們對核能的“鄰避”態度就越明顯。在個人與核能風險的關系認知的影響上，居民對核能的接受程度、遭遇核能風險的自愿程度以及發展核能帶來的收益三個維度有顯著影響。居民對發展核能的接受程度越低，其越有可能對核電站持有反對態度;居民遭遇核能風險的自愿性越低，其對核電站的“鄰避”態度越明顯;而居民如果認為發展核能給自己帶來的收益越低，那么其越有可能反對核電站的修建。在個人特征影響方面，男性居民的“鄰避”態度更明顯，文化程度越高的被訪者越有可能對核電站的修建持有反對態度，居住地距離核電站越遠的被訪者反而越有可能持有反對的態度。

　　表3模型3顯示，對居民的核電站“鄰避距離”產生影響的因素主要有六個方面。其中，在核能風險特征的判斷方面，被訪居民認為核能帶來的健康損害程度越高，核電站越應該修建在遠離自己社區的地方;居民認為核能帶來的長期危害性越大，其越希望核電站修建在遠離自己的居住地的地方。在核能風險的關系認知方面，對核能的接受程度越低，被訪居民越希望核電站建在外地區，不要出現在自己的生活空間范圍內;居民認為修建核電站帶給自己的收益越低時，其越希望核電站建在遠離自己社區的地方。在個人特征的影響方面，年齡越大的被訪居民，其“鄰避”距離越短，這意味著中老年居民可以接受核電站修建在距離自己住家較近的地區;而那些原本居住地距離核電站較遠的被訪者，其“鄰避距離”也較遠，也更希望將核電站建在外省市。

　　結合表2和表3的數據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對居民的“核鄰避情結”的三個指標變量都有顯著影響作用的，是居民對“核電站產生的健康損害程度”、“核電站帶來的世代危害性”以及“核電站帶來的收益”等感知因素。這意味著從個體的角度來看，健康風險、經濟收益和危害的長期性的判斷是激發居民產生“鄰避情結”的根本性誘因。另外，被訪者的居住地距離核電站的遠近也是一個關鍵的影響因素，居民的“鄰避態度”和“鄰避距離”都受到這個因素的顯著影響。以往的研究顯示，風險源的規模、致命性以及人們對危險的知曉程度這些變量都是影響人們風險態度的主要因素。〔7〕但是，本次調查的結果卻表明，能否產生強烈的“鄰避情結”并不在于居民對該核電設施的風險規模判斷有多大，居民也不太在意核電設施是否有著致命性的危險，他們甚至不太關心自己是否正身處危險之中，上述幾個因素在本次調查結果的模型中都沒有產生顯著性影響。

　　五、結論與討論

　　(一)基本結論

　　1.本次調查顯示，人們對核電設施有著強烈的“鄰避情結”。80.2%的被訪者反對將核電站修建在自己社區附近;78.7%的被訪者認為如果必須修建的話，那最好修建在遠離自己居住地的外省市;33.1%的被訪者表示得知住家附近要修建核電站時有搬遷的打算。

　　2.在影響居民“鄰避情結”產生的諸多因素中，核電設施的健康威脅、風險的長期性和居民對核電站帶來的收益判斷等三個因素最為關鍵。居民認為核電站設施帶來的健康威脅越大，他們的“鄰避情結”就會越顯著;居民認為核電站風險的影響越長久，他們表現出的“鄰避情結”就越強烈;居民認為發展核能帶給自己的經濟收益越低，他們就越傾向于反對修建核電站。

　　3.居民對核電站的風險規模大小、核事故風險的致命性以及對身處核風險之中的知曉程度等幾個主觀判斷，都不會顯著影響到他們“鄰避情結”的產生和強度。遭遇核電風險的自愿性程度并不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它只對居民的“鄰避態度”產生了顯著性影響，而對居民的“鄰避距離”和“搬遷意愿”都沒有產生直接的作用效果。

　　4.其他影響變量中，如居民對核能的接受程度、居民的年齡和居住地點等也對“鄰避情結”的部分指標產生了顯著性影響。結果顯示，居民對核能的接受程度越低，其越可能對核電設施持反對態度，其越希望核設施修建在遠離住家的地方;年齡較大的居民為規避核能風險而搬遷的意愿較低，他們的“鄰避距離”也較近，整體上看中老年群體對核電設施的“鄰避情結”并不那么強烈;居住地距離核電設施30公里以上的居民的“鄰避情結”反而更為明顯，他們對核電站修建在本社區附近的決定持反對態度，多建議把核電設施修建在外省市。

　　(二)討論

　　在本次調查中，居民對核電設施的“鄰避情結”沒有受到核能風險的規模大小、致命性等風險特征的顯著影響，這與最初的假設不一致。國外有研究者認為，核能會帶給人們很多負面的想象，核武器爆炸產生的大規模殺傷力往往會被人們想當然地強加給核電站，遭“污名化”的核能技術被認為是潛在的大規模殺傷性設施從而遭到公眾的一致性抵制。〔8〕日本福島核事故又再次印證了這些結論。但是，核電站的風險特征對中國居民的“鄰避情結”的影響作用在本次研究中并沒有得到驗證。事實證明，當前能有效激發國內居民的“鄰避情結”的因素，不是核事故的影響規模和致死概率，而是人們對核能設施引發的健康風險、長期危害以及經濟收益問題。筆者認為，產生上述出人意料的結果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中國內地居民對重大核能事故缺少直接的經歷，導致其對核電事故的風險規模大小和致死性的認識較為模糊。從中國的第一臺核電機組并網發電以來，現有的核電設施保持著無重大安全事故的記錄，起碼在公眾的眼里中國的民用核電設施是安全的。日本福島核事故的新聞報道盡管讓中國的老百姓在一個時期內了解到了核電站的巨大風險，但那只是新聞信息風險放大的即時效果，中國政府采取了有效的防控措施挽回了公眾對國內核電設施的信任，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增強了公眾的安全感。

　　其次，沒有親歷過重大核事故的國內居民卻依然反對在自己家附近修建核電站，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理性自利”的考慮。為了證明這一論斷，我們可以看一下本次調查中另外兩道問題：“請問您支持我國繼續發展核能來提供更多的廉價電力嗎?”，高達88.5%的被訪者的回答是“支持”;“請問您希望中國全面放棄核電站的發展嗎?”，有84.6%的被訪者回答“不希望”。可見，多數人在發展核能上表現出的支持態度，與他們在本社區附近修建核電站的問題上表現出的反對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廉價電力的渴望與對核能風險規避的矛盾心理，促成了居民當前的“鄰避情結”。需要指出的是，造成上述狀況的原因并不能全部歸咎于居民自身，政府和相關核能企業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部門沒有做好風險溝通，沒能向公眾充分解釋“風險與收益”是核能發展的“一體兩面”，在強調發展核能的經濟收益的同時未能向公眾詳細說明現有技術條件下要求核電站達到高收益零風險的“美好愿望”是暫時無法實現的。如果各地都希望享受核能帶來的廉價電力卻又排斥核電站修建在本地，那么人們就會不切實際地期待核電站修建在外國甚至地球之外了。這種看似滑稽的推論恰恰警醒著核能政策的決策者們，必須明白科學的風險溝通是多么的至關重要。

　　第三，目前，國家正在致力于實施高效清潔低碳能源戰略，繼續穩妥地推進核能發展的大方向不會出現動搖，公眾對此有著較為清楚的認知。既然國家能源政策不會改變，那么公眾轉而關心健康與經濟收益等現實問題則是更為理性的選擇。加之核電輻射危害的不可見性和長期性，讓居民更加關注核電站帶來的健康風險、醫療成本以及相關經濟收益與補償問題。故而，當居民認為核電站具有高健康危害性、危害具有長期性且不能給自己帶來太多收益時，就會對其采取“鄰避態度”。對此，政府等相關部門要有清楚的認識，并認真對待。畢竟這樣的問題不是通過三言兩語的解釋以及要求居民體諒政府的苦心等說辭就能解決的，必須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讓核能項目給當地百姓帶來切實的經濟收益，并對他們的健康與醫療成本給予合理的補償才行。

　　另外，還有兩個研究結論值得進一步探討。一是居民的文化程度越高，他們對核電站越有可能持有反對態度;二是居住地距離核電站越遠的居民，他們的某些“鄰避情結”表現越明顯。這兩個結論似乎有悖于常識。如果本次調查經得起檢驗的話，那么就必須做出合理的解釋。我們認為，回答這兩個疑問都要從“科學、理性與風險的理解”入手。

　　一般情況下，知識階層的公眾被認為是理性的，高學歷的知識人對科學的信奉程度應該遠遠高于其他人群，因此這部分人被看作是能充分理解政府核能政策的中堅力量。不幸的是，調查結果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其實，具有較高學歷的居民反對修建核電站，恰恰說明了他們對核風險的理解是具有一定深度的。他們對于政府及其相關核電企業的“安全宣傳”持有懷疑態度，認為這些宣傳帶有片面性，政府等機構在有意無意地回避某些風險實質。本次研究中同步進行的實地訪談顯示，高知識階層反對修建核電站主要是因為政府忽視對民意的征求、核電企業采取的片面的環境影響評估方法和解釋方式。可見，具有較高文化知識的居民的“鄰避情結”，實際上是他們在和政府及其科學體系進行“風險解釋權和話語權”爭奪時的一種情緒性表達，其目的是更好地通過科學理解風險。

　　至于遠離核電設施的居民“鄰避情結”更為明顯的問題，也是可以解釋的。一方面，那些遠離核電設施的居民反對在自家社區附近修建核電站的態度更為堅決，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印證了“鄰避(NIMBY)”最初的含義：一種自利的態度與行為。越是遠離現有的核電設施，居民們越希望以后新建的核電設施千萬不要在住家附近選址，保護自己既有的、安全健康的生存環境的意識轉化為了強烈的“鄰避情結”。另一方面，因為遠離現有核電設施，這些居民有關核電風險的絕大多數信息和由此做出的判斷都來自于間接經驗。由于缺乏對核電設施的親身體驗和感性認識，他們關于核電風險的判斷充滿了“假想式”的理解，往往會把某些風險刻意放大，使得核電設施的相關風險信息的傳播產生了扭曲，進而帶來了誤解。所以，間接的、充滿想象成分的恐慌帶來的對核電設施的風險誤解造成了強烈的“鄰避情結”。

　　針對這樣的狀況，政府和核電企業在核能項目開發時必須考慮到公眾特別是知識階層的環境訴求，讓利益相關者各方充分參與到核能項目決策中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和話語權，同時避免單純的解釋和說教。核電企業需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給予更大范圍內的公眾親身體驗已有核能設施運轉情況的機會，用事實論據來加強風險溝通的效果，從而減少公眾“核鄰避情結”帶來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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