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培養一直是我國非常重視的一個問題，從小學開始，國家對教師的要求也在不管提高著，小學的學習是以后學習任何東西的基礎。高職教育也是相當重要的，本文是一篇國家級教育類期刊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高職教育人力資本投資收益。

 　　摘要：個體的高職教育投資可以產生較大收益，但同時也面臨著潛在的預期收益風險、就業能力風險和專業選擇風險。高等教育大眾化催生的學歷需求畸形觀是導致高等職業教育投資收益面臨挑戰的主要社會因素。加強高職教育專業設置的市場導向性和靈敏性，進一步擴大高職校企合作“訂單式”人才培養以及采取靈活多樣的“資本組合”教育投資方式可以提升投資收益。

　　關鍵詞：高職教育,人力資本投資,教育收益

　　人力資本投資理論認為教育不僅僅是一種消費，更是一種投資，而且這種投資的收益遠遠大于物質資本投資的收益。“所謂教育投資是指為了培養不同程度的后備勞動力和提高現有勞動者的勞動能力，而投放到教育領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以貨幣形式表現出來的全部費用之總和。”[1]人們普遍認為教育投資不僅獲得經濟收益，還會獲得諸如良好的社會地位、優越的工作條件、豐富的精神世界、高尚的生活品質等非經濟收益。因此，人們對教育津津樂道，對教育投資更是“樂此不疲”，以至于我國日益嚴峻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也絲毫沒有動搖人們對高等教育的堅定信念和執著追求。相對于競爭激烈的本科教育而言，接受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則成為了渴求高等教育的莘莘學子們退而求其次的良好選擇和出路。然而，作為一種投資，收益和風險永遠是與其相伴而行的兩個基本屬性，教育投資也不例外。在高等教育不斷擴大發展的今天，國人對高職教育投資的熱情空前高漲，高職教育發展所呈現的強勁勢頭似乎沖淡了人們的投資風險意識。教育的熱情應該得到鼓勵，而且現實情況也決定了我國高職教育的發展必然要邁出更大的步伐。因此，高職教育不應懼怕風險而畏縮不前，但也不可盲目樂觀。以積極的心態來采取有效的對策，努力提高職業教育投資的收益是促進高職教育發展的應有訴求。

　　一、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內涵

　　人力資本是指依附于人體體力和腦力所具有的全部勞動價值的總和，其主要是通過人們對教育的投資而形成。人力資本理論之父舒爾茨指出：人力資本投資包括人的體力和智力形成所需要的醫療衛生、營養保健、學校教育、技能培訓、自我實踐等多個方面的投入。[2]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具有規模效應，即人力資本存量越大，生產的知識就越多，知識的溢出效應就越明顯，經濟增長率也就越高。[3]Coleman的調查研究發現，教育投資與個人的工資收益一般成正比例關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獲得收益也就越大。[4]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和個人收益的積極作用使得人們對教育投資，特別是高等教育投資，推崇備至。教育的積極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個體高等教育投資必然“穩賺不賠”。從理論上分析，任何投資都具有風險。威廉 F・夏普認為，投資就是為了獲得可能的不確定的未來而作出的確定的價值犧牲，而未來是不確定的，由不確定性決定的風險正是投資的本質。[5]人力資本投資也毫不例外。正如加里 S・貝克爾對教育投資風險進行實證考察后所指出的那樣：“人力資本的實際收益圍繞著預期收益變動，這是因為某些因素的不確定性……一個年齡與能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確定的，因為還有許多無法預料的事情。”[6]綜上所述，個體人力資本投資風險主要是指投資者個人為了獲取未來一定時期內不確定的利益回報而在現期進行教育投入所面臨的預期成效無法實現的可能性。人力資本投資是一種長期投資，而且影響其投資收益的因素具有多樣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特點，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存在具有其先天的必然性，而對風險的規避就成為了提高投資收益的主要途徑。

　　二、影響高職教育投資收益的風險因素

　　人力資本投資風險不僅與投資的層次、水平有關，而且還與個人所處國家或地區某一時期的人力資本水平、教育狀況、就業形勢等密切相關。在職業技能人才大量缺乏而需求旺盛的時期，接受高職教育往往是一種高效益投資。然而隨著教育資源供給的不斷擴大，龐大的高等教育“人力資本”基數以及愈演愈烈的就業競爭日益成為阻礙了高職教育投資獲益的“罪魁禍首”。

　　(一)預期收益風險

　　預期收益風險即指個體在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后所獲得教育收益的實際值與期望值之間不一致的風險。要明確這一點，我們首先需要利用市場利率對投資成本和預期收益進行折現。假設個體的人力資本投資在n年內完成，年市場利率為r，每年投資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為Ci，投資成本的現值為PVC，那么有：

　　PVC=C1/(1+r)1+C2/(1+r)2+…+Cn/(1+r)n=∑ni=1Ci/(1+r)i(i=1，2，3，…n)

　　設人力資本投資在n年內完成，人力資本投資完成后在t年內持續為投資者帶來收益，投資完成后每年投資凈收益(指個體人力資本投資完成后的年工作收入減去如若不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所能有的年工作收入的總額)為Bj，年市場利率為r，t年內投資收益的現值為PVY，那么有：

　　PVY=B1/(1+r)n+1+B2/(1+r)n+2+…+Bt/(1+r)n+t=∑tj=1Bj/(1+r)n+j(j=1，2，3，…t)

　　個人可能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條件是PVY≥PVC，即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現值大于或等于人力資本投資成本的現值。[7]那么，現階段我國高職人力資本投資中的PVY≥PVC的結果一定會實現嗎?答案自然是不能肯定的。實現這一結果的關鍵在于盡可能的擴大Bj值，即個人進行高職教育投資后獲得較高的工作收入。新時期，“用工荒”對企業發展的偶爾“肆虐”為高職畢業生的就業注入了活力和機遇，但是激烈的就業競爭壓力仍然難以避免。在人才市場“優勝劣汰”規律的作用下，大量“富余”畢業生只能暫時選擇“低就”，等候佳機進行再擇業。這時候，Bj為0，甚至為負數的情況時有發生，PVY≥PVC的實現顯得遙遙無期。縱然情況會有所轉機，但PVY≥PVC的實現過程也是一個極其漫長而又十分不確定的過程。明塞爾認為在競爭的勞動市場上，與較高的教育水平相伴的較高的工資是與較高教育程度的勞動者更大的生產力相對應的。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擁有較好教育程度的勞動供給的增加將會減少其邊際產品，從而減少教育產生的工資差別。[8]此外，高職畢業后才入職的員工自然比中職或高中畢業就從業的員工減少了幾年用于實踐的時間，從而延長了他們成為熟練工時的年齡和失去因此而獲得的更大工作收入的機會。因此，教育投資相對缺乏的個體也可能因為個體優勢和機遇等原因而獲得比高學歷個體更高的工作收入。可以說，“僅僅通過投資取得更高層次的教育水平來減少工資不平等是不現實的”[9]，人力資本投資的預期收益風險并不一定會隨著投資時間和層級的增加而降低。 　　(二)就業能力風險

　　從廣義上講，就業能力包括由先天性因素以及后天性努力所共同形成的個人綜合能力。狹義上的就業能力是指人力資本投資所形成的教育價值凝結在人身上的體現以及教育價值可以轉化的程度。黃敬寶認為，就業能力在內容上包括兩部分：一是個人接受教育服務而轉化為人力資本的能力;二是人力資本實現自身價值的能力。[10]前者是基礎，而后者才是關鍵，因為即使個體擁有龐大的人力資本存量，但如果無法通過勞動力市場等途徑實現價值轉化，也會失去意義。因此，就業能力就是這兩種能力的綜合體現，用公式表示為：AE=AF×AC，其中AE、AF、AC分別表示就業能力、轉化為人力資本的能力和實現人力資本價值的能力，其取值范圍均為[0，1]。如果個人轉化為人力資本的能力AF為0，即使其實現人力資本價值的能力較強，就業能力仍然為0;相反，如果個人轉化為人力資本的能力為1，而其實現人力資本價值的能力為0，就業能力仍然為0。只有兩者都大于0，就業能力才能真正實現。一般認為，勞動者接受高職教育后可以形成較高質量的人力資本，但是人的教育價值的轉化能力是有差異的，因此受教育層次不能作為準確衡量個人就業能力大小的唯一指標。人力資本自身價值的實現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勞動力需求市場規模大小、不同專業人才需求的穩定性、對就業信息的把握能力等方面都會對個人的就業質量產生直接影響。同時，就業機會的獲取還與個人的社會關系、交際能力、市場機遇等方面密切相關，而這其中起本質性作用的還是就業市場的競爭指數。從就業崗位供給來看，近幾年來，我國高校年畢業生數量普遍超過年新增就業崗位數的一半以上，加上在職員工的再擇業、下崗職工的再就業以及產業升級、重組帶來的“富余”人員對新崗位需求的壓力，大學畢業生整體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就業壓力。而在各層次的高等教育競爭中，高職畢業生往往處于較底層，其“高學歷低就”、專業不對口、工作收入與學歷顯著不對稱等從業現象相當普遍。我國高職學生多數來自農村，而“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特別是教育權利不平等、家庭占有的社會關系和權勢資源不同、繼續就業機會少，導致農村大學生相對城市大學生就業更難”。[11]而在社會對人才需求層次日益攀高的形勢下，高職畢業生面臨著被中、高級人才市場拒之門外的風險，只能通過不斷地降低就業標準來維持生存。這意味著個人教育的巨大投入，在未來可能得不到預期的回報。

　　(三)專業選擇風險

　　專業選擇風險指高等教育投資者個人接受教育所獲取的專業技能不能適應人才市場需求變化的風險。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的特點及其在時間、精力投入上的有限性決定了其所生成的人力資本具有較強的職業或崗位限定性。這在增強受教育者專用能力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縮小了其擇業面。而人力資本市場運作的基本規律是由專業類型決定職業選擇。不同類型專業人才未來的市場需求在個人進行教育投資選擇之前往往是不能確定的，這種不確定性必然給高職教育個人的專業選擇帶來其個人能力所不能清除和分散的風險。由于投資客體的特殊性，教育投資全然不同于金融投資或物質資本投資，因為教育投資所形成的人力資本不可能進行交易、分割和替換。比如，一個選擇了醫學專業進行教育投資的學生，不可能賣掉他的文憑來換取相應的經濟收益或將他的文憑轉換成計算機專業文憑并從事計算機領域專業工作。教育投資者個人如若放棄原來的專業，必然使自己通過教育投資形成的人力資本的一部分或主體變成為“沉淀資本”。目前，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突飛猛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日新月異，其對不同專業人才及其能力的需求急劇轉變。這種轉變首先源自于產品市場的改變，如果一種傳統的產品或服務在競爭中失去了市場而被淘汰，那么人才市場對生產該產品或提供該服務所需要人力資本的需求必然“疲軟”。其次，科技的飛速發展導致產品的更新換代日益頻繁，并使得原有的職業技能不再適用或發揮效用的周期顯著變短。高職教育投資所形成的人力資本的專用性是社會分工不斷深化的結果，同時這種專用性也使得人力資本作用的發揮受到較大制約。再次，政府政策的變化也會引發高職教育專業選擇的風險。國家的政策性需求往往會引發部分特殊專業人才的暫時性短缺，從而導致選擇這些專業教育投資人數的急劇增大，并迅速達到人才飽和狀態。而高職院校對這一信息進行解讀并作出相應的專業設置調整則需要一定的時間，而在這之前，投資風險難以緩解。

　　三、影響高職教育投資收益的社會因素：高等教育大眾化催生的學歷需求畸形觀

　　教育投資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高職教育投資風險具有先天性的內在特征，但同時也受到投資者個人所處社會各方面外在因素的影響。這些外在因素在為高職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獲益創造多種可能性條件的同時也催生了加劇投資風險的種種矛盾。社會的進步推動了我國高等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的巨大發展。近十幾年來，在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政策的推動下，我國新建高職院校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其招生規模屢創歷史新高。不論從學校數、招生數還是在校生數來看，我國高職教育都占據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成為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強大推動力。相關統計數據表明，2000年，我國高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不足24萬;2012年普通高職高專招生數達到了324.86萬(其中高職約占90%)，招生規模年均增長率超100.05%。在擴招的推動下，2002年以后，我國高等教育進入了大眾化發展階段，高等教育畢業生的供求矛盾顯著得到緩解。然而，隨之而來的高等教育人力資源供給的大幅度增加，加之高校專業設置不能完全適應人才市場需求的變化，導致了部分專業人才的“過度教育”，即一個社會所擁有的部分教育數量超過了實際上的社會需求，或個體教育所獲得的技能超出了其在相應工作中所要求的程度。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各層次高校畢業生就業率幾乎為100%，但自2000年高校大規模擴招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國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大專以上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呈逐年下降趨勢，“教育過度”現象也初露端倪。“教育過度”的主要根源在于高層次人力資本的供大于求，而其導致的直接結果是社會對人才學歷水平要求的普通提高。因為在相同成本或成本差別不大的前提下，雇主會優先選擇高學歷的求職者，用以替代低學歷者，從而產生了高學歷個體替代低學歷個體的教育替代。在高層次人力資本不斷充斥著人才市場的趨勢下，不少用人企業片面追求其員工隊伍的高學歷性，從而引發了“主勞動力市場”被迫向“次勞動力市場”沖擊，出現了高學歷人群不得不擠占低端勞動力市場的現象。這使得很多原本只需要中、低層次職業教育就可以勝任的工作崗位只對高校畢業生招聘。以此類推，很多原本只需要普通本、專科學歷的工作崗位硬是向碩士、博士“一邊倒”。夾雜在中間層次的高職教育畢業生的就業出路陡然變窄，不少學生只好采取“先就業，后擇業”的曲型發展路線，從事著與自己所學專業完全不對口的工作，微薄的工資收入與其教育投資的預期收益相去甚遠。 　　四、提升高職教育投資收益的策略

　　“個人教育投資風險和個人教育投資收益之間存在著一種同向變動的關系，風險越高，收益也就越大。”[12]因此，對于教育投資，我們不提倡在風險面前“畏縮不前”的態度，但更要避免因“盲目自信”行為而招致的巨大損失。基于我國的現狀，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著力提升高職教育投資收益。

　　(一)專業設置：提高以市場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敏性

　　高職教育的發展，國家是受益主體之一，因此，作為高等教育舉辦、監管主體的政府應該在高職教育投資風險防范方面擔負起應有的責任。人力資本投資的特性決定了提升高職教育投資效益的第一要務在于高質量的專業設置及其人才培養。對此，教育部印發的《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12〕4號)中的第一條也明確提出了“牢固確立人才培養的中心地位，樹立科學的高等教育發展觀，堅持穩定規模、優化結構、強化特色、注重創新，走以質量提升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道路”。以實踐型人才為培養目標的高職教育應該充分發揮其在專業設置上靈活多變、適應性強的優勢，堅持以與時俱進的態度及時地進行專業設置的調整、更新。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進行專業設置是學校為學生的教育投資收益進行保駕護航的重要基礎。在知識經濟時代，科技的迅猛發展和產業結構的更新換代必然對高職教育專業結構的設置帶來巨大沖擊。比如，“美國從1949-1965年消失了8000多種職業，產生了6000多種新職業”[13]。 與本科教育相比，高職教育就要走“人無我有”、“特色發展”的專業設置路徑，這是高職教育贏取長久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政府要廣開渠道，多方面地收集人才需求信息，在對信息進行全面分析、判斷的基礎上，督促各高職院校根據人才市場需求的變化有計劃地增設社會急需專業和及時地壓縮、撤銷落后專業。同時，在專業的設置上，政府需要統籌規劃，避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而導致的資源浪費和惡性競爭，同時更要“簡政放權”，賦予高職院校自身更多的專業設置權力。當然，專業設置較為頻繁的改動必然會造成師資流動大、暫時性短缺和富余同時存在的狀態。因此，高職師資應避免過多地聘用新教師而通過與企業合作的方式，讓相關用人企業承擔一部分的培訓任務或聘請企業人員作為兼職教師的方式來解決師資問題。當然，任何教育的發展必然都要以人才培養質量為前提，要進一步改變社會對高職人才聘用的畸形觀，還必須要加強人才培養質量管理，不要讓高職畢業生成為低質量的高等教育“人力資本產品”的代名詞。

　　(二)人才培養：擴大校企深度對接的“訂單式”合作

　　“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是指作為人才培養方面的高職院校與作為用人方面的企事業單位，針對社會和市場需要共同制定人才培養計劃，簽訂用人訂單，并在師資、技術、辦學條件等方面進行合作，通過“工學交替”的方式，分別在學校和用人單位進行教學，學生畢業后直接到用人單位就業的人才培養模式。“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是市場經濟形勢下產業的訂單經濟應用于高職教育的一種形式，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學校、企業和學生合作三方的共贏。對于企業而言，“量體裁衣”式的“訂單式”培養模式可以更好地為其輸送適合特定崗位設置需要的合格人才，而且學生在“頂崗實習”的過程中已經對企業生產具備較好的適應性，從而使畢業生實現了從學校到企業的“無縫接軌”，節約了企業對新員工進行適應性培訓的成本支出;對于學校而言，“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增強了職業院校的辦學活力，加強了學校與企業的聯合，從而使學校的教育教學更具針對性和成效性;對于學生個人而言，“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在沒有影響自身教育質量的前提下，保障了就業出路，降低個體人力資本投資的預期收益風險。目前，高職教育的“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得到了較大范圍的推廣，校企合作辦學逐漸凸顯出其優勢和效益。然而，就整體而言，高職教育校企合作“訂單式”人才培養的廣度和深度仍然有著較大的發展空間，企業與高職院校在人才培養合作方面還可以有更大的作為。當然，“訂單式”人才培養并不是零風險的教育投資，相反，其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加了投資者個體的“專業選擇”風險。因此，在合作企業和領域的選擇上，應該盡可能選擇具有較大規模、成熟業態的行業領域企業。

　　(三)投資方式：實施靈活多樣的“資本組合”構建

　　風險投資的“資本組合”是指通過對影響投資的多個不確定因素分析、判斷的基礎上，同時或相續投資于多個項目，以減少某一項目在未來受各種不可控因素的沖擊而導致的損失，從而有效地分散和化解風險，提高投資的成功率，保障獲得較高綜合收益的風險投資策略。“資本組合”投資理論的核心理念在于“不要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面，否則‘傾巢無完卵’”，并認為投資組合中資產的種類數量越多，其防范風險的能力就越大，但是當組合中的資產種類達到一定的數量后，其投資的總體風險將無法繼續減少。“資本組合”的優劣與投資的風險及其資產收益密切相關，而且投資組合的管理成本會隨著資產種數的增加而上漲，為此就要構建一個最佳投資“組合”。這對個體高職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防范的啟示是：一方面，接受教育的個體應盡可能地通過教育形成多樣化的人力資本。個人在主修某一專業技能的同時，還應根據自己的能力和興趣，選修一門或多門與所學專業相近的課程或技能，以擴大自身的人力資本存量和增強就業的競爭力和變通性。在知識、技能、產業更新換代不斷加快的情勢下，開展“一專多能”教育對提高個體人力資本的轉化能力和價值創造能力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做好人生的職業規劃，并根據自身的現實條件構建最優“組合”和做好各方面的相關準備。比如，做好“就業和創業”相結合的投資組合準備;做好進入一個行業或多個相關行業工作的投資組合準備;做好“訂單式”培養的定向就業和應對二次擇業的準備;做好考取多個職業技能證書和繼續教育的準備等。然而，毋庸諱言，“資本組合”的投資方式雖然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效降低投資風險，但是無論如何風險都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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