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評價可分為基于內容的評價模式和基于形式的評價模式，學術評價是學術管理的重要環節，是“對學術活動及其產出和影響進行價值判斷的認識活動”[1]，是學術活動的方向標和指揮棒。本文是一篇核心期刊論文發表范文，主要論述了學術評價的三個基本價值訴求:背離和光復。

　　摘 要：學術評價是對學術活動及其產出和影響進行價值判斷的認識活動，是學術活動的方向標和指揮棒。而現行的“數字化”、“功利化”、“行政化”、“人情化”的學術評價，使其工具理性彰顯，價值理性訴求發生嚴重偏離。重塑學術評價的價值訴求，是學術活動價值理性回歸的基本前提。激發學術創新是學術評價的本真價值訴求;維護學術正義是學術評價的社會價值訴求;激揚學者的學術生命是學術評價的人本價值訴求。

　　關鍵詞：學術,創新,正義,生命,評價

　　科學公正的學術評價是提高學術質量、激發學術創新、構建優良學術生態的有效杠桿。“它的設置是否客觀、公正、科學、合理，對學術研究的發展演變就有著最直接的引導和定向功能”[2]。但近年來，學術評價工具理性的彰顯，行政權力的過于干預，使功利主義開始盛行，學術主體的學術價值觀出現偏移，學術活動的價值追求偏離學術本原的方向。這種后果必然會嚴重破壞學術生態，遏制學術創新，危害學術正義，使學術個體學術道德缺失，學術生命衰竭。所以，重塑學術評價的價值訴求，是學術活動價值理性回歸的基本前提。

　　一、學術評價的本真價值訴求：激發學術創新

　　學術范疇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并具有很強的相對獨立性。隨著學術日益走向社會中心，其保持學術的獨立價值就越具有現實的學術意義。對學術本真價值――學術創新的堅守是衡量學術評價制度優劣的基本準則，但現行的制度又與學術本真價值追求產生某種程度的背離，所以，本真價值的回歸是建立科學的學術評價制度的必然選擇。

　　(一)學術創新是學術評價本真價值的靈魂

　　學術評價必須以學術性為其價值基礎，離開學術本體來談學術評價，就會失去其存在的本真含義。學術是指創造知識或以一種新的方式使用現存知識解決疑難、回答問題。它被同行廣泛交流證實。[3]61它的發展是一個動態和無限的過程，“是人們在認知過程中連續不斷地觀察分析、思考歸納、相互交流進而達成共識的結果。客觀的事物發展變化，人類實踐活動的無限性特征，使得學術研究永無止境”[4]。從學術概念的內涵來看，無論是探索新知，還是改造現有知識;無論是對新資料的發掘、對新問題的探索，還是產生新的學術觀點、建構新的理論范式等，都是一種創新，學術內在的包含著創新，沒有創新就不能稱之為“真學術”，而很有可能是“偽學術”和“假學術”。創新是學術的本質要求與靈魂所系，這是學術界的共識。并且學術又內在包含著評價的意義，舒爾曼(Lee Shulman)認為一個所謂的“學術性活動”要求具有三種屬性：第一種屬性是一個學術性活動必須是公開而非隱蔽的;第二種屬性是具有可評估的現實性;第三種屬性是具有生產性。[5]所以，從這個層面來看，學術評價的目的不僅僅是評價學術成果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肯定、鼓勵、引導和激發學術的持續創新，而這終極目標恰恰彰顯了學術評價的本真價值訴求，任何時候不能淡化、降低和放棄學術創新的本真內涵。學術創新不僅僅是目的，也是學術評價踐行的核心標準。任何評價的標準體系、指標體系都不能偏離學術創新性，換而言之，學術評價的核心標準就是學術成果的“學術價值是否超越了前人的貢獻，是否創造出有價值的新知識、新觀點、新理論、新范式。”[6]這一點，是任何標準都不能取代的。學術的發展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地創新，才能有持續的生命力，沒有創新，學術的生命就會走向枯竭。學術創新是學術本真追求的一種價值導向，更是良性學術生態的核心指標。而這種價值導向和學術理念需要從制度層面來踐行和保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引導和激發學術創新是學術評價制度建立的基本依據。如果評價制度不是或是不能引導學術創新，不能激發學者的學術潛力，不有利于學術的繁榮，那就是制度的缺陷或是制度的失敗。總而言之，從學術評價的根本目的、核心標準以及評價制度構建的基本依據來看，學術評價都必須以學術性為根本價值導向，激發學術創新是學術評價的邏輯起點、基本依據和終極價值訴求。

　　(二)現行學術評價制度對學術創新價值導向的嚴重背離

　　但是我國當前的學術評價在制度設計、制度執行過程等方面都需要進一步的調整與改善，尤其對那些不利于學術創新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學術創新的環節必須予以修正。我國的學術產品每年以幾何數字增長，但高質量高水平的創新性成果卻并不多見。“我們絕大多數學者不可謂不辛勞，努力為社會提供各種知識產品，但這些知識產品的質量如何，有沒有知識創新的成分在里面，恐怕大家心里都有一個基本的判斷。”[7]這無不與學術評價制度的價值導向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偏差相關。當前，我國學術界主要運用“量化評價”制度，這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激發了學者的學術熱情，產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促進了學術的快速發展，但同時又催生了學術泡沫，使學術成果良莠并存，“含金量”急劇下降，更使學術界的功利色彩越來越濃，急功近利成為學界的一種普遍心態，非學術因素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學界的評判標準。所以，“量化評價”制度缺陷越來越明顯，也引起學界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與批判。筆者以為，“量化評價”的主要缺陷在于三個方面：一是以“量”的發展取代了“質”的發展。在以數量為主要導向的評價制度下，是很難倡導學術創新的。因為創新是一種質量價值，并是一種學者學術努力的持續結果，當學術主體不斷去追逐數量價值的時候，質量價值往往就被退居其次甚至忽視與丟棄。所以，“在完善學術評價制度方面，大家越來越認識到，學術評價不能簡單采用像記工分那樣的量化方法，而要以質量為重。”[8]5二是“一刀切”的標準忽視了學科的差異性與學術發展的規律。“當下，‘數據’已成為抹平一切差異的有效手段，這樣一來雖然有利于‘群眾’監督，但學術最核心的‘質’被‘量’取代，實際上正隱含著學術被‘異化’的危機。”[9]三是使學者學術功利價值取向突顯。“一旦工具理性化開始，其發展邏輯就沿著工具理性內在的規律前進，而逐步脫離原來倫理的、價值的價值理性基礎……一切有‘價值’的因素都曲終人散”[10]。“量化評價”的隱性要求就是要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學者如果不適應這種學術生存方式，就很難獲得學術資助、職稱升級、考核合格乃至相應的學術地位和學術聲望。這種制度的導向必然使學者違背學術初衷，由“學術忠誠”走向“市場忠誠”，甚至很有可能突破學術道德的底線，走一條獲取學術實際利益的捷徑。 　　(三)學術評價本真價值訴求的理性光復

　　劉建佳：學術評價的三個基本價值訴求：背離和光復

　　如果要改變學術評價的現狀，扭轉學術風氣，優化學術生態，就必須回歸學術活動本原的運行軌跡，決不能簡單套用經濟管理的方式，“按照經濟系統的標準來評價高等教育系統也不會有很大的意義”[11]，而應遵守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以學術創新程度的高低作為評價的核心標準，以激發學術創新作為學術評價的本真價值訴求，在量化評價與質的評價中尋找制度的平衡點，不以量的發展而犧牲質的發展。首先，要堅持創新性的核心標準，進行學術質量評價。學術研究“是一種創造性勞動，其成果必須對相關學術問題的解決作出突破性推進”[12]9，這是個基本準繩，任何時候都不能偏離。要大力地提倡和鼓勵學術的原創性，設立“原創性獎”，“原創性價值無論對于基礎理論的進一步研究或累積，還是對于應用技術的開發與創新都至關重要，亦都是一個國家科技發展的原動力和競爭力的核心部分”。[13]要堅持學術評價標準的學科差異性，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發展規律，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科學標準，“要避免采用單一標準。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與應用研究、不同領域和學科、乃至不同發展階段的評判標準都應該有所差別。”[8]5但學科差異的標準都必須突顯學術的創新性。其次要營造有利于學術創新的學術評價文化環境。要大力地倡導學術自主，樹立學術界的獨立價值，呈現“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界，避免學術淪為政治的附庸”[14]。要大力提倡真正的學術批評，避免學術的一團和氣和相互吹捧，重塑“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氛圍。要根據實際情況，寬容學術失敗。學術研究是一條學術探索之路，探索就意味著多種學術結果的可能性，即可能達到預設的結果，也可能是別的結論，甚至是學術的失敗。但對那些真正勇于承擔學術責任，致力于學術努力的學者，我們都應該給予相應的學術尊重。其三，要大力創新有利于學術創新的具體評價制度。如可以適當放寬學術評價的時間約束。學術研究是一個艱難的探索過程，從掌握學術前沿動態到新創意、新觀點、新思想的產生，從適當研究方法的使用到反復試驗與論證等，都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周期，更別說放到實踐和歷史中去檢驗了。“創新的進展極少是線形的，創新過程預定的時間表一般都無法得到有效執行，若要準確執行的話，往往以犧牲或降低創新性為代價。”[3]62應當取消簡單的數量衡量標準，將“形式評價、內容評價與效用評價”[15]結合起來，尤其可以實行和推廣學術成果代表作評價制度。任何人的時間、精力和知識儲備都是有限的，所以，具體的歷史的個體學者不可能再是百科全書式的專家。應該鼓勵和引導學者凝練研究方向，主攻某一個或幾個領域，產生出自己的學術代表作。而這些代表作才是學術評價的主要對象。只有這樣，才能扭轉學術界急功近利、粗制濫造、“數字學術”的根本風氣。

　　二、學術評價的社會價值訴求：維護學術正義

　　學術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生態體系，有著自身的生態秩序，但這種秩序必須以學術正義為價值基礎，才能構建健康良性的學術生態體。但現行學術評價制度的社會價值追求又表現出對學術正義的某些背離，所以，維護學術正義是學術評價制度理性回歸的基本價值準則。

　　(一)學術正義是學術評價社會價值的基石

　　學術評價是對學術主體的學術活動與成果的價值判斷，“評價即評定、估量、比較價值，是人把握價值的主要精神形式”[16]。這個判斷結果直接與學術主體所獲得的實際利益相關，不僅包括學術資源的分配，如課題的立項與資助、成果的發表與出版、成果的鑒定與獎勵、職稱的晉升與定級等，還對學術主體的學術名望、學術地位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學術評價的這種社會后果性使其成為學術活動的“指揮棒”和“方向標”，這也必然引出一個學術公正性問題。公平、正義、合理的學術評價才會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同，并促使優良學術生態的形成，實現學界的應然狀態：公平合理優化地配置學術資源，倡導學術自由與學術批評，激發學術熱情與學術努力，學術群體執著于學術理想與學術信念，遵守共同的學術規范，堅守學術道德與良心，促進學術的發展與繁榮。“只要學術正義不倒，學術共同體就有指望和希望。”[17]反之，不公正的學術評價就會走偏學術價值導向，歪曲學術心理，異化學術行為，擾亂學術秩序，破壞學術生態，阻礙學術創新與學術事業的發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維護學術正義是學術評價的社會價值訴求，它既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

　　(二)現行評價制度對學術正義價值導向的嚴重背離

　　但當前我國學術界違背學術正義的現象屢見不鮮，如“不知從何時起，以權力本位和官職大小來評判個人價值的‘政治范式’早已悄悄移寓到學術界而終成一種另類別樣的‘科學范式’了”[18]，這種特殊范式使行政權力逾越了學術權力的職責范圍，“往往直接指定和左右評審專家，使評審的科學性、公正性得不到保證……”[19]，學術失范、學術不端、學術腐敗、官學結合，等等，這些異化現象無不顛覆著學術正義與公平。究其緣由，至少有三：一是行政權力過度干預學術評價，學術權力失衡和邊緣化，使學術活動突顯管理價值，偏離學術本身。我國屬于體制化的學術，其具有兩面性，既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學術發展，但“有可能束縛學術研究所強調的學術個性，體制中的行政關系也可能影響學術研究所倡導的學術獨立”[20]，學術自由中的個性與獨立性往往被壓抑和扼殺了。學術評價大多被混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活動，從根本上體現不出評價的學術性，也就更談不上客觀性和公正性。二是無論評價組織是行政組織還是學術組織，只要是評價主體擁有公共權力，就都有可能會受到利益主體的非學術性的“人情劫持”，所以評價公正性的關鍵在于這種權力有沒有被置于監督與約束的制度之下。“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只能在法律、法規規定的條件下活動”[21]，學術管理必須引入法治精神和規則意識，形成對學術管理權力的制約與監督。三是學術主體一方面有“名利兼收”的學術利益驅動，一方面迫于學術生存和學術競爭的壓力，更有學界學術懲戒機制的失靈，使學術違規甚至腐敗的成本與獲取的學術利益嚴重的不對稱，違規成本小，而受益大。“當學術成果與教師的切身利益掛鉤時，學術評價的功利性、短期行為和種種有失偏頗的現象便隨之產生”[12]5，所以，學術主體就很有可能越過學術道德底線，采取非公平競爭的、不正當的手段來干擾和影響學術評價，以“權學交易”、“錢學交易”等非學術因素的社交手段來“綁架”和“劫持”學術評價組織及其成員，從而獲取不正當的學術資源和學術利益，并促成一種影響極壞的、惡性循環的學術戾氣。 　　(三)學術評價社會價值訴求的理性光復

　　正義屬于哲學、倫理學的基本范疇，盡管它“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22]，但它無可否認的是“人類社會普遍認為的崇高的價值，是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觀點、行為、活動、思想和制度等”。[23]美國學者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對正義提出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被合理地期望適合于每一個人的利益;并依系于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24]56從以上的觀點引申開來，學術正義的概念就是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學術觀點、學術行為、學術活動、學術思想和學術制度等。簡而言之，學術正義就是在學術領域，學者們平等的享有學術權利，并承擔相應的學術義務。這種學術平等并不因為學術主體的工作年限、職務職稱、社會地位、社會影響等的不平等而有所差別。這種正義直接指向學術本身，它遵循學術自身的發展規律，維護學術本真的尊嚴。學術評價如何最大程度地維護學術正義，至少要把握兩個維度：學術評價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客觀性主要是指主觀性的評價結果與客觀性的評價對象的客觀實際相符合的程度。主觀與客觀的高度統一是學術評價必須堅守的一條鐵律，我們應無限地接近，而不能主觀地隨意偏離，甚至有悖學術良心而任意歪曲評價事實。公正性主要指學術評價的過程與結果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被絕大多數人認同與接受，主要體現為制度正義、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制度正義是前提，“正義乃是制度的第一訴求，或者是制度得以維系的第一要件”[25]，是學術評價制度制定的基本依據和核心標準;程序正義是關鍵，是制度執行過程的保障與制約;結果正義是體現，是權益的合理性實現與滿足。具體來說，要關注三個方面：一是規范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職責范圍，還權于學術本身。學術評價是學術活動，必須由學術權力來主導，“科學在歐洲……被制度化為權力……是通過大學制度……這類抑制性設施”[26]進行的，它構成“現代社會權力關系的基石”[27]，但它同樣需要相應的學術制度來保障與實現，“穩固的地位決定穩固的權力”[28]。首先要突破學術體制性障礙，明晰政府與學術組織的關系，還學術組織自主權，落實“學術自治”，其次是同行評價制度的貫徹執行，“由于分工而帶來的專業化、專門化，一項研究成果只有同行們才能較真切地了解到它的理論價值和意義，所以同行評議具有較高的可靠性。”[29]有條件的學術組織還要改多學科大同行為小同行來進行學術評價，“小同行比大同行的評價包含更多學術因素，其評價結論具有更大的可靠性”[30]，也“只有得到同行的認可，才說明學術成果及其作者具有一定的價值”[31]，而“通過學科共同體的‘同行評價’形成的學術聲譽就成為影響學者晉升的主要依據。”[32]評價的原則、程序、標準、方法等應在學術組織或同行專家集體討論的基礎上共同擬定，突出評價的學術性和各自學科的差異性。這樣才能最大可能地保證學術評價的信度。而行政權力主要承擔組織者的功能，杜絕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的現象，協助做好學術評價的技術性和服務性工作，以確保學術評價的效度。二是堅守程序正義。程序正義是法治社會的根本標志[24]81，它非實質正義和絕對正義，而是相對正義。正因為具體人的認識水平和實踐能力的歷史局限性，追求絕對的實質正義只是一種學術理想，具體人的實踐只是無限地接近這種理想。在這種情況下，程序正義就是一種很好的制度選擇。學術評價制度在無法實現絕對正義的時候，就必須以程序正義為基礎來進行構建，它所維護和堅守的就是程序規則的權威。它的核心意義在于“同一程序規則面前人人平等”[33]。這種平等首先體現在程序規則的正義性，規則應由學術共同體遵循學術發展規律來集體制定，不允許任何人享有學術特權，保證公正、平等的學術競爭環境。其次，就是要把評審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不受制約的學術權力同樣容易滋生學術不端甚至學術腐敗行為。程序正義就是要制約學術評價主體的評審權力，規范評價行為，防止評價主體被非學術因素所影響，甚至被利益集團以不正當手段所“劫持”。最后體現為結果正義，它一方面是評價結論與評價對象的實際基本相符，另一方面就是評價結果符合絕大多數人的預期，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認同與接受。一般來說，“只要嚴格遵守正當程序，結果就被視為是合乎正義的”[34]。按程序正義設計的學術評價制度至少應包括下述規則，如評價機構中立規則、評價標準先立規則、評價專家分散回避規則、小同行評價規則、評價程序規則等。三是嚴肅學術懲戒。當前我國學術不端、學術失范甚至學術腐敗的現象似有蔓延之勢，這無不與懲戒制度與懲戒機制的缺失直接相關。“學術不端行為的頻頻發生與其犯規成本過低有關……長期以來沒有行之有效的懲處措施和機制，確實是導致目前形形色色的學術不端行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主要原因。”[35]學術懲戒不是目的，但是有效的手段，是維護制度權威、維護學術正義、改善學術生態的有效機制。如果學術違規的行為得不到相應的懲處，學術制度就會變成一紙空文，學術風氣就會出現錯誤導向，學術行為就會肆無忌憚，學術生態就會嚴重惡化。曹樹基教授認為[35]：

　　要消除學術不端行為，必須對不同層級采取相對應的懲戒方式：……加強研究生論文的抽檢，發現抄襲，則嚴格追究論文作者及指導教師的相應責任;而對于教師或研究人員所存在的不端行為，只要接到舉報，就必須立即組織專門委員會予以調查，核實后給予相應的處置。

　　所以，學術界一方面要建立學術評價的懲戒制度，尤其可從法律的視角來進行構建，以法治理學術;二是要建立執行機制，堅決地落實懲戒制度，加大學術違規成本，提高學術治理的威懾力，對那些學術違規者進行堅決的學術制裁，絕不姑息，才能還學術生態一個風清氣正。

　　三、學術評價的人本價值訴求：激揚學者的學術生命

　　任何實踐活動都離不開人的主體性的積極發揮，學術活動也不例外。所以，激揚學術主體的學術生命是學術評價制度的人本價值追求。但現行的評價制度又表現出對人的主體性的某些忽視甚至輕視，所以，重視人本價值，激發學術主體的學術生命是構建學術評價制度的理性基礎。 　　(一)學術生命是學術評價人本價值的核心內涵

　　學者的學術生涯也是一種生命的有機體，存在著物質和能量的新陳代謝，存在著生命的自我選擇、社會選擇與適應性成長。“學術生命是指學者個人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堅持學術研究的問題”[36]，學術生命的價值和質量是有差別的，那些堅守學術理想、努力付出、持續創新的學術主體就能充分張揚自己的學術生命，盡顯學術生命的精彩。“學術及其衍生物是人類的精神家園，人們的精神可以在此得以休憩、充實、豐富、完美。不僅如此，學術生命更在于自身的內在創造力――思想可以產生思想”[37]。結合上述觀點，筆者以為學者的學術生命就是學術主體在從事學術活動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生命特征，包括自我選擇性和社會選擇性兩種途徑，這個生命有機體的呈現可以表述為：學術動機的啟動――學術興趣的激發――學術努力的付出――學術創新的產生，以至循環往復，螺旋上升，盡顯學術生命的活力。而學術評價的制度安排與實現必然以激發學者的學術生命為人本的價值指向。

　　(二)現行評價制度對激揚學術生命價值導向的嚴重背離

　　但現行的學術評價狀況并沒有很好的激發學者的學術生命，從某種程度上還壓抑了學者的學術創造活力。“數字化”的學術評價能增強學者的學術緊迫感，甚至能夠激發學者的學術靈感，但另一方面，學者迫于學術生存的壓力，呈現出學術心理浮躁、急于求成，學術行為開始異化，追求數量忽視質量，追求效率忽視學術倫理。“十年磨一劍”的學者很難在這種學術生態中生存，這也是我國學術創新力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功利化”的學術評價把物質激勵的因素完全放大化了，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階段大大地促進了學術的快速發展與繁榮，但“這種發展與繁榮”完全忽視了人的精神文化性，“學術”、“學者”都工具化了，工具的理性完全占據了上風，成為壓抑學者學術生命的又一個致命特征。“無功利的活動和成熟期緩慢的長期計劃，在要求短期效益的制度壓力下化為泡影”[38]。“行政化”的學術評價突顯行政權力的至高無上，擁有了行政資源就擁有一切資源成為一種社會導向，以至學者在追求學術地位的同時也在追逐行政級別的上升，是為學術生命的一種異化或“分身術”。“人情化”的學術評價更是顛覆學術公平與正義，學術評價主體與組織遭到非學術因素的“綁架與劫持”，學術“鉆營者”盡顯“社會交往”的能力與才干，使其他沒有背景與資源的學術研究者產生極大的學術失望，以至無法靜心于學術。

　　(三)學術評價人本價值訴求的理性光復

　　學術評價具有很強的導向作用。但如何發揮它的正向驅動作用，激楊學者的學術生命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筆者以為，學術評價制度的安排與實現應當要堅持“三個有利于”，一是要有利于啟動學者學術生命的動力機制。如果僅把學術當做是謀求生存和功利的工具，其學術生命必然短暫。正如“為求職稱者，職稱定則學術終;為求金錢者，錢到手則學術隱;為求顯赫者，名譽得則學術亡。”[39]而把學術當作一項人生事業和理想來追求，就會成為學術生命最內核的精神動力。追求學術理想，追求真理、堅持真理、捍衛真理是學者最高層次的學術使命，也是學者學術生命的最高境界。這種學術理想的追求不會屈服于任何來自社會、政府等外來力量，而堅守真理的方向和標準，關注人類社會的美好未來，充滿對人類生命的終極關懷。而學術評價必須要創設這種條件，激發學者樹立學術理想，堅定學術信仰，點燃學術生命之火。二是要有利于啟動學者學術生命的思維機制。學術自由是學術活動的內在規定性，是學術環境的基本要求，是學術活動的靈魂，也是激揚學者學術生命的思維境界。哈佛大學前校長博克(Derek Curtis Bok)認為：“當大學履行發展知識的義務時，學術自由是一種基本的價值前提。”[40]美國著名高等教育哲學家布魯貝克(John SBrubacher)也認為：學者探索高深學問活動的性質決定了學術自由的必要。[41]所以，學術評價制度的安排必然創設一種自由寬松學術氣氛，創設“學術專業的研究自由和教學自由……的核心理念”[42]，讓學者“真正獲得學術自由，成為對自己良心和上帝負責，而不受制于任何外在的威脅和壓力”[43]，自由地主張自己的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只有這樣，才能充分釋放出學者內在自由的創造力與持續開發力，達到學術生涯的自由發展與創新的彼岸境界。三是要有利于啟動學者學術生命的行動機制。學術研究是創新性活動，需要付出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甚至在很多的時候會有反復，會有學術失敗，所以說，學術生命的綻放必然需要堅持不懈的學術努力，這種努力是對學術真理的向往與敬畏，更是對學術事業的孜孜以求。而學術評價必須引導和激發這種學術努力行為，使學者自覺的遵守學術規范，保持學術勇氣和學術毅力，達到學術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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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彭現堂.從法律的視角談高校學術腐敗的治理[J].中國律師，2011(3)：61.

　　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推薦雜志《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是人文社會科學綜合性大型學術理論刊物。創刊于1979年，2000年由雙月刊改為月刊，被北京大學圖書館確定為全國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類核心期刊，被中國社科院文獻信息中心確定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