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無論是從語言哲學，還是從生命哲學來看，莊子的思想都可謂是中國文化中的典型代表。“言不盡意”總是讓莊子的文本充滿了可以被無限解讀的魅力。作為語言運用的哲學大師，莊子用詩化的語言探索著解決語言遭遇“不可言說”的困境，并試圖用寓言、重言、卮言來言說一個“不可言說”的世界。“庖丁解牛”的故事雖短，但卻完美地闡釋了莊子的語言特點，同時也折射出了莊子對于生命的思考與關照。

　　關鍵詞：莊子,人生哲學,語言發展

　　首先，“庖丁解牛”的故事當然是一則寓言。莊子借“庖丁”的形象，以他的言行來傳遞莊子試圖通過“言說”而達到“不可言說”的目的。縱觀《莊子》通篇，大部分人物都是像“庖丁”這樣的底層人物，如:輪扁、子輿。很難理解在哲學這樣高深的對話中，我們所面對的不是期待中的高級知識階層，倒是像“庖丁”這樣的藍領勞動者。其實，這些普通角色是有著哲學上的某些功能的，比如:這些人物都是我們思維標準中所避免的。當這些人物被設定為哲學家時，我們則不得不面對那些根據規則生活的人所害怕和逃避的東西，而那本質就是自然。普通如“庖丁”這樣的人，他們不怕其自然生成的樣子，因為他們已經處于社會的底層，沒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因而他們的言說有著順其自然的自由，這在莊子的眼里就是值得保護的。而其他有身份的人，他們因需要顧及的太多而喪失了以其自然的方式行事的自由，因此他們是不具有以“言說”而通達“不可言說”的特質的。其次，“庖丁解牛”的故事也通過重言的應用而顯得更具信服力。“庖丁”雖然只是一介屠夫，但莊子給他設定的又不是一般的屠夫角色，他是一個可以在“文惠君”面前“解牛”的人。有學者求證，“文惠君”即戰國時期魏國的一位國君———魏惠王。且不管這是否屬實，在庖丁一番慷慨言說之后，加上一段顯貴的君主級別的人物感慨“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就足以讓外人忘卻庖丁地位的身份，而試圖順著文惠君的溢美之詞去揣測之前庖丁所闡釋的“養生之道”了。再者，“庖丁解牛”的故事保持了莊子文章中卮言與寓言交織的一貫風格。“庖丁解牛”本該是一個充滿血腥的屠牛故事，而莊子卻將它演繹得充滿了藝術的美感。“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和《經首》之會”，儼然一場音樂的盛典。可是就是在這看似支離破碎的語言之下，蘊藏著莊子“不可言說”的世界，譬如對人與社會的深刻認識。莊子的語言看似隨心所欲，卻是“無中生有”、“似非而是”，思想的內核隱秘于看似不合邏輯的語言中，只因為“不可言說”的世界需要人類服從心靈意念的召喚。當語言被理性規定了太多的責任和意義后，它就成了文化的鎧甲，使人喪失了自由飛翔的能力，而不能達到心靈所應追求的“不可言說”的世界。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莊子雖然對語言有過無奈，但是正是因為他就此看清了語言的局限性，才能進一步駕馭語言，用一種可以被“言說”的語言來呈現一個“不可言說”的世界。

　　人們常說莊子的人生哲學是出世的，但從解讀“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卻可以發現這點并不盡然。莊子之所以想出世，是因為社會加于人的種種束縛對于他這樣天性自由、強調自我的人來說如重重枷鎖難以承受。然而純粹地追求躲避現世的社會環境不僅做不到，而且毫無意義。況且人之靈性在于精神，要保全個體精神上的鋒芒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保全自我。所以，莊子的生存哲學不是純粹的出世哲學，而更重要的是要堅守自己的精神自由。這一點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闡述。在我們初降于世之際，我們對任何事物都是沒有主－客體意識的，萬物在我們的眼中都是一體的，“牛”的概念是不存在的。然而隨著我們與社會的接觸越來越多，這種一體性就被各種各樣紛繁復雜的概括性概念所取代，我們見到的“牛”不再是牛本身，而是一個隱含著諸如“一種食草性的動物，其肉可供食用”的概念框架。于是就產生了“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的現象。這是因為此時的“牛”已經從一體性中分離了出去成為有別于個體的“他物”，而此“他物”的價值就是用來宰殺，因而實用性的結果達到了就足以滿足人類的需要了，亦“割”亦“折”都是不重要的。而要達到“庖丁”的境界，就要從“心為物役”中解脫出來，回歸本源的物我一體的狀態。所謂“養生主”，其實“養心”也。故事原文中，當文惠君問及庖丁“技蓋至此乎?”時，庖丁的答案是“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用海德格爾的話說，這種境界不只是回歸了原初的不存在著主－客體對立的關系，更是已經超越了之前營成的概念束縛，最終達到了在場的(概念化的)和被我們揭示出來的原本被遮蔽了的不在場的(概念外但是潛在于人對物的認識的)東西合一的境界，從而“目無全牛”，“游刃有余”。

　　在探討莊子的語言哲學時提到莊子善用寓言，其實這則寓言也可以折射到莊子對生存哲學的思考上來。“牛”者，個體生活的社會環境是也;“刀”者，個體的肉體存在是也;“刃”者，個體的精神存在是也。社會中的各種事務千差萬別，猶如一頭頭牛，雖然從屬于一個物種，卻也沒有任何兩頭是一樣的。我們每一次與社會發生交往時，都會面臨不同的問題，需要適合的方法來應對，不能遇事就“割”就“折”，寓言中可“更刀”，可是我們的精神世界一旦被擊垮就難以再重構。同樣，所謂“游刃有余”而非“游刀有余”，是因為對莊子來說，生命的鮮活不在于外在的形態，而在于內在的心靈，因此，他希望縱然“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庖丁之所以能數十年保持其刀刃鋒芒，高明之處就在于，他眼中的牛已經不僅僅是概念意義上的“牛”，他已清楚地了然于心間牛骨架內部的縫隙和刀刃的輕薄，因而可以避開不必要的正面沖突，尋找骨與骨之間的關節處。這些地方筋骨交結，與嚴絲合縫的硬骨相比要薄弱，然而也無疑更為要緊。人與社會的關系亦是如此。社會之于個體乃是一種宿命，沒有人能逃脫社會而存在，人只能在社會中顯現其價值。然而，社會對個體而言意義是雙重的:既提供了彰顯個人價值的舞臺，又隨時可能成為個體精神乃至肉體的葬身之所。“牛”是一個龐然大物，如同龐大而復雜的社會，我們最初面對它時毫無概念，無所適從，只能停留在用“手”來解的階段，這時的我們如若強行與社會碰撞，必將身心俱創。當我們逐漸在社會中成長成熟后，我們對社會的認識也就慢慢加深，形成了對社會的各種各樣的概念體系，這時我們就可以“目解”社會了。因為我們眼中的社會不再是社會本身，它已經被分解為一個一個的概念，只要我們能看得夠清楚透徹，就能避免硬碰硬、以卵擊石的無謂犧牲。然而這并不是人與社會相處的最高境界，因為“目解”仍停留在“技”的水平上，還受著“形”(也就是概念)的限制，即使它再能再巧，也帶著人的功利性、目的性和有限性。要達到如庖丁“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境地，“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就必須徹底消除主－客體的對立，完全融化在渾然一體的“道”境中，只有這樣，生命的鋒銳才能得以長久。

　　無論是從語言哲學，還是從生命哲學來看，莊子的思想都可謂是中國文化中的典型代表。“言不盡意”總是讓莊子的文本充滿了可以被無限解讀的魅力。作為語言運用的哲學大師，莊子用詩化的語言探索著解決語言遭遇“不可言說”的困境，并試圖用寓言、重言、卮言來言說一個“不可言說”的世界。“庖丁解牛”的故事雖短，但卻完美地闡釋了莊子的語言特點，同時也折射出了莊子對于生命的思考與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