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界有很多規定和制度，專家守門和行政設計也是學科規訓制度中很重要的部分。本文主要針對從“專家守門”到“行政設計”進行了一些研究和論述，文章是一篇核心期刊論文發表范文，下面是文章正文及相關期刊的推薦。

　　摘 要：“專家守門”是學科規訓制度的原初形式，期刊編輯、審稿人和學界精英作為“專家”通過學科分類、學會、學術部落文化“守門”。伴隨著學科發展的制度化，“專家”的含義不斷窄化，功能有所弱化。“行政”成為了學科規訓制度新的守門人，“洗牌”、撥款、認定成為新的“守門”方式。從“專家守門”到“行政設計”的轉變，應該在學科發展規律的框架內轉之有理、轉之有據，同時還需要傾注學科關懷。

　　關鍵詞：學科規訓制度,專家守門,行政設計

　　學科譯自于英文中的discipline，從它的最初意義理解，至少包括三種含義：一為學科、學術領域及其相關的課程;二為嚴格的訓練或熏陶;三為紀律、規范、準則、戒律或約束。[1]古拉丁文disciplina已兼有知識及權力之義。20世紀以后，當福柯(Foucault，M)把權力、知識這一概念將規訓聯系起來，并將其擴展到整個社會，學科的規訓之義才得以凸顯。他認為，學科是“話語生產的一個控制體系”[2]。循著�？碌倪@一思路，有美國學者提出了一個生造詞――disciplinarity，意思為“學科規訓”、“學科規訓制度”等。學科規訓通過以學科標準對知識的有效性、合法性進行批判和對知識的門類界限、地位等級進行規范協調使知識結構化，并且把作為生產知識主體的人分等級、分類別地整合到社會秩序之中。[3]

　　學科規訓制度的緣起是持續膨脹的權力，準確地說是教育實踐方式改變所帶來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學科使規訓成為可能，而規訓通過知識而發揮作用，因此知識的發展也就意味著對行為控制的實踐的同步發展”。[4]當書寫、評分、考試這三種做法合在一起，人類歷史發生重大變化，乃至出現斷裂�，F代學科規訓制度的權力，尤其是規訓性知識的權力，直到這一刻才成為可想像的事�？茖W共同體的形成得益于這三種方式。

　　學科規訓制度的原指“以學科標準對知識的有效性、合法性進行評判，對知識的門類界限、地位等級進行規范協調的制度”。[5]由此可見，知識、權力是學科規訓制度的應有之義，是社會區隔的手段之一，是維持學術秩序的一種方式。

　　一、“專家守門”：學科規訓制度的原初形式

　　西方歷史上早期的大學，文法神醫四個學院涵蓋了當時所有的知識門類，甚至是1810年柏林大學(Universitt zu Berlin)建立的時候，學科結構仍然是松散的。在這個時候，學科是專家的學科，學科邊界比較模糊，這是學科發展的第一階段，即非制度化學科時期，也是學科的原初形式。一般認為，19世紀是現代學科規訓制度化安排真正形成時期[6]。到了1945年以后，“新名稱層出不窮，并且都獲得了適當的制度性基礎：大學里新的研究規劃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學術團體，新創辦的期刊，以及各圖書館制定的新的分類書目。”[7]8-9

　　一般認為，在學科發展的非制度化階段及制度化階段，專家仍是“學術守門人”。不同的是，在非制度化階段，專家守門是無意識的，是集體“守衛”。在制度化階段，專家守門是有意識的，是各守各家門，而且在守門的同時還有“防止入侵”的意味。

　　(一)哪些專家守門

　　“專家”通常是指對某一門學問有專門研究的人，在學科規訓制度中，“專家”與通常意義上對專家的理解不同，學科規訓制度中的專家應有兩個維度：一是“專業知識”背景;二是“決策者”的角色。因此，人們一般稱之為“學術守門人”。

　　“學術守門人”指那些有權決定誰可以進入某個特定的研究領域或誰應該被拒之門外的學者。正如馬爾凱(Mulkay，M)所言，他們能夠“控制或指導成員活動的能力與精英成員身份”，“能否對精英的挑選施加較大的影響”[8]。“總的來說，守門人的角色都是由特定學科內的學術明星來擔當。作為把關人和評判者，他們來決定哪些工作是好的，哪些是不重要的。”[9]19

　　一般而言，“學術守門人”由期刊編輯、審稿人和學界精英來擔任。需要指出的是，“學術守門人”也是被規訓出來的[10]。

　　期刊編輯可以說是最早的學術守門人，與學會幾乎同時誕生，當期刊成為向公眾敘述私下進行或記錄的實驗和觀察的媒介，(出版期刊的人就充當了把門人的角色，一來因為私下獲取的科學資訊是否完備妥善，充滿疑問而需靠權威認可;二來在于他們控制了認可和傳播的媒介。)有學者評論道，“在學術界，權力被看做是權威的附屬物”[9]91，這使得職位的任命取決于那些身居要位的人，比如，雜志的編輯和審稿人。

　　馬爾凱進一步論述了這種觀點[9]91：

　　因為學術質量的高低是由那些已經是學界精英人士來評判的，所以，那些學科的學界精英，雖然不是正式的評判人，也會對其學科內部評判標準的操作施加巨大的影響力。而那些希望在學術生涯中取得進展，其研究成果能作為對于學術知識具有重要貢獻而需要得到承認的學者，對于他們來說，必須遵守那些學界領袖的標準。

　　可見，學者的成長過程不僅具有內在的知識邏輯，也伴隨著一定的社會邏輯，一個學科的學術精英作為學術守門人和評價者，生產并維持著對適當研究問題和技術的一致性。

　　(二)專家如何“守門”

　　具有專業知識和決策權力對于專家而言是互為表里的，這一點在學界精英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他們以隱性的方式發揮影響作用。為此，本文主要討論學界精英的“守門”策略。 　　第一，通過學科分類。我們知道現今的知識生產與社會權力、利益體制達成“共謀”，其根本原因是學科分類的日益精細化，表現為知識越來越專門化、相互分割，而擁有知識的人人為地給知識或者學科劃定界限，實施學科規訓，維護學科的專業地位，從而使學科變得偏狹，學者變得狹隘，權力體制也不斷結晶化。

　　伯恩斯坦(Bernstein，B)指出[9]39：

　　一個學科的分類(該學科的內容根據其他學科的內容來描述的程度)和框架的制定(一個經過約定且清晰明確的內容傳輸給學生的過程，以及學者控制這個傳輸活動的程度)從本質上反映了權力關系。與之相關的問題是，該學科是否擁有一個功能強大的累積制度(即，知識被視作具有積累性)而不是一個集成制度(在這個制度中，知識具有聚集性)。當一門學科分析清晰、框架明確而且擁有一個功能強大的累積制度時，該學科領域的學者就被賦予了權力。

　　錢 潔：從“專家守門”到“行政設計”

　　第二，依托專業學會。19世紀現代學科的涌現，依賴于17和18世紀新建制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變革可算是科學學會的形成�？茖W史研究表明近代科學之所以在大學外誕生、勃興并逐漸在大學內部制度化，與17世紀英國皇家學會、法國和德國皇家科學院的建立和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學會不僅承擔了科學研究工作，還建立了一系列如研究資助、研究獎勵、期刊發行、同行評議和學科規范等制度。[11]

　　專業學會對于學術制度的發展和規范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可以說，專業學會促進了科學活動的體制化。同時，在專業學會中交流的人又組成學術共同體，反過來促進、完善學會。離開“專業的聯系”即專業學會，我們便無法認識學術生活;對于學術研究而言，除非有一個全國性的專業學會，否則任何一個學術領域都將一事無成。[12]

　　同時專業學會也生產著象征權力以及對學者實施著學科規訓。學者們一般判斷一門獨立學科時，一個重要的標志是看其是否成立了全國性的學術團體即專業學會[13]。17、18世紀學會的成立標志了知識劃分史上的突破，到了19世紀，更專門的建制興起和各個科學學科的專業標準同時建立起來，于是學者們以自己的專業而不是以整個科學家群體來互相認同。

　　高校一般會把專業學會尤其是一級學會的“落戶”作為一種榮譽，因為這也意味著資源的匯聚，可以依托學會舉辦學術會議、學術論壇等聚集研究人員，也可以以學會的名義承接各種研究項目等，在這一過程中，學會會長具有分配話語權和遴選學界新秀的權力，雖然這一權力并非顯性。專業學會“很大程度上控制著成員的加入以及聲望的獲得和在學術界地位的提升”[14]。

　　第三，形成學術部落文化。學者之于學術部落的歸屬感，表現在許多方面：學科文化、語言。一個學科群體的職業語言和專業文獻在建構學科的文化身份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這種排他性以更為微妙的方式在這些學科里交流，語言學家稱之為語域。學術部落可以使用適于驅逐非法移民的各種策略來界定自己的身份，保護自己的學術領地。除了這些結構特點外，運用更強大的整合力量是學科共同體中那些文化性更為明顯的元素：他們的各種傳統、習俗與實踐，傳播的知識、信仰、道德標準與行為準則，以及他們進行交流的語言形式、符號形式和共享的意義。[9]49-50

　　具有相同學科文化和語言的學術部落可以稱之為會聚的學術部落，在這一部落中有學者之間的價值觀、話語體系都較為一致，而這種一致的文化是經過訓練日積月累形成的。當學者還未成為這一學術部落的成員時，他可能具有自己的表達方式，然而當他設想加入某一學術部落后，他就會模仿、順應此部落的話語方式，因為這是獲得學術部落成員認同的關鍵一步，之后他就會在不知不覺中運用這種話語方式，漸漸地成為其一種思維方式。以教育社會學為例，這一學科的成員在學科規訓之后形成了以“誰的?”和“何以可能?”[15]的發問方式，甚至因為這樣被貼上了“批判的、解構的”學科標記。這就是默頓(Merton，RK)所說的“源于制度上的強調”[16]。學者們“在其中可以體驗到自己是這個共同體中的一分子”[17]。

　　學者的訓練是一種有力的操縱機制，學科控制了學者結束訓練以后的職業樣式。正如福柯所言，“學科構成了話語生產的一個控制體系，它通過同一性的作用來設置其邊界，而在這種同一性中，規則被永久性地恢復了活動”[7]35。

　　“專家守門”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其“決策者”的角色，這些以學術為志業的知識主體的出現對于學科制度化是有積極作用的。

　　這種意義在筆者對一位老教授的訪談中可以窺見一斑。Y先生在回憶他是如何在其學科展露頭角時說：“80年代在重慶開學術會議的時候，被P先生看中，他對我的發言不斷點頭，把我作為研究會的委員，當時我是最年輕的。這一次會議以及后來的工作調動、參編中國X學科第一部史學著作都為我在這個學科奠定了基礎。”[18]

　　在學科制度化時期，專家在學科規訓制度中還是充當著“學術守門人”，學科的發展還是基于自身規律的，“只有在一個并非由他發明的規則體系之內，抱著改進現存秩序的目的，他才能進行有意的設計，并且實際地有所創造。”[19]

　　二、“行政設計”：學科規訓制度的悄然轉變

　　19世紀以來的學科制度化奠定了大學作為人類知識生產主要制度性場所的無可替代的地位。專家在學科制度化過程中起著“守門”的作用，促進了學科制度化、形成了學科秩序、穩定了學科發展。但時至今日，由于種種原因，學科已開始逐漸超出了自身合理性的限度，甚至開始阻礙知識的發展。當下中國的學科也在不斷制度化，使得專家從決策者變成了參與者，學科從學者的學科逐漸變成了學院的學科、學校的學科，從制度化變成了過度制度化[20]，從“專家守門”變成了“行政設計”。“行政設計”對于我國學科制度的規訓策略是分層的。

　　(一)“洗牌”：行政設計的宏觀策略

　　本文以國家重點學科到省優勢學科的變化來探討行政設計的宏觀策略。國家重點學科建設的政策源頭是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21]，1988年教育部審批了414個國家重點學科，2007年國家重點學科分為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和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重點學科建設由此形成了從國家到省市完整的體系，確立了其在大學的“龍頭地位”。從1987年開始，重點學科采取了國家―主管部門(單位)或省(自治區、直轄市)―所在單位的三級管理模式，但直到2006年才逐步增加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在國家重點學科建設和管理上的力度。[22]由于重點學科建設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有學者認為重點學科的分布是政策制度預先設計的結果，是一種政策制度制定者的“自我編程”[23]。在國家重點學科建設的十多年間，學科壁壘、學科秩序、學科分層得以形成，學科席位得以安排，學科標準得以確立，大學及學者按照其標準被規訓著。沒有國家重點學科的大學以此作為重點發展目標，有國家重點(培育)學科的學科正在努力抹去“培育”二字。然而，2014年2月教育部取消國家重點學科行政審批成為了國家重點學科建設的歷史轉折。這一決定的原意是簡政放權，實際上意味著學科的重新“洗牌”，新的學科秩序將出現，確切地說新的學科規訓方式已經出現。 　　以江蘇省為例，優勢學科建設已經進入了第二期工程，從第一期評審條件之一“符合申報條件且同時為我省國家一級重點學科及培育建設點的學科，或在全國具有明顯優勢、在國際相關領域具有較強特色的學科，或具有部省以上人才培養、科研基地的學科”。[24]可以看出，優勢學科建設在一定意義上是國家重點學科建設的延伸，遵循的也還是行政設計的邏輯。因為，從優勢學科的設立、申報、審批、評估都是行政部門的職能，并沒有發揮國家簡政放權所倡導的專業社會機構的評價作用。如果說國家重點學科反映的是全國政治、經濟、學術的結構同構性，那么優勢學科所呈現的是地區政治、經濟、學術的結構同構性。

　　從國家重點學科建設到優勢學科建設，擺在大學面前的難題是學科的重新分層。在國家重點學科審批取消之前，學科分層的秩序是相對簡單的，國家重點學科自然處在學科的第一層次，以此類推。然而，現在這一分類方式由于國家重點學科審批的取消，成為了新的問題。在N學校一次學科調研會上，與會代表提出一個疑問：“學科特區改革首先要明確的是哪些學科可以進入特區?”不難想象，優勢學科、協同創新中心等新生事物將成為新的學科資本加以運行。為了在行政設計的藩籬中突圍，有研究者提出了從“指定指標”到“協商指標”[25]，并重新認識高等教育中政府的作用。

　　(二)“撥款”：行政設計的中觀策略

　　影響著現有學科自我發展的能力的因素之一是財政撥款機構(大學管理機構、國家政府、洲際機構、公共及私人基金)的需要。

　　“撥款”是一種政府行為，是一種行政手段，是對學科的一種嘉獎，同時也是一種資本的賦予。不僅是經濟資本，還有文化資本。因此，撥款是一種政治過程，是利益相關者之間在政府決策中不斷博弈或討價還價的結果。由于學科自身不會生成經費，學科建設的經費必然由相關機關賦予，行政機構由此介入學科發展，其學科評估指標又對學科建設有導向作用，撥款機構由此成為了新的“守門人”，它有權決定撥給誰以及撥多少甚至是這期撥多少下期撥多少。以江蘇省優勢學科二期建設為例，這一期的經費從原來的每年500萬變為每年300萬。不可否認，這一變化是財政撥款機構經過論證的，但是對于具體進行優勢學科建設的學�；驅W院來說，就意味著經費使用規則的重新制定。直觀來說，是各項經費的全面削減，這樣學科的人才引進、國際合作與交流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眾所周知，學科建設離不開經費支持，經費多少在一定意義上制約了學科的發展。撥款這一中觀策略在學科規訓制度中的運行主要體現對人才的會聚的影響，是學科生態的作用因子之一。一個學科如果擁有行政冠名以及相應的經費支持，那么對于吸引本學科高端人才還是有利的。

　　(三)“認定”：行政設計的微觀策略

　　關于“認定”在學科規訓制度的作用，本文將以期刊的認定為例來討論。這本是一個具有共識性的問題，但事實上也有行政化的一面，比如說誰來認定期刊的級別，期刊在各個學校的認同度等都存在差異。曾有人舉例說，某校長的貢獻之一是把某期刊作為某學校某學科的權威期刊，因為這一認定結果讓這一學科的教師有了更多的學術資源，這確實比有些學科只有一種權威期刊或者有的學科曾經是權威期刊現在只是一般期刊的教師幸運得多了。此外，同一期刊在不同學校的認定級別也是有差異的，有的權威期刊在博士看來都不是很權威，而它卻是有的學校認定的一級權威期刊。

　　關于期刊主編的確定有時也是遵循一定的規則的，比如說有的高校分管文科的副校長是該校學報的主編。因此，當副校長任免的時候也是學報期刊主編易主的時刻。此外，在期刊認定的過程中，還有一種“有限認定”的說法。如在某學報上發表的成果在本校教師職稱評審的時候是可以認定為二級權威期刊的，雖然該學報在CSSCI來源期刊目錄中被認定為高校綜合性學報來源期刊。這種成果的認定方式是高校的“自主發明”，當然也是一種成果邊界的人為劃定。

　　與期刊認定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期刊的使用。期刊認定的呈現方式是符號化的。具體表現在各類評審中，材料的呈現方式是符號的，如一權51，表示以第一作者名義發表論文5篇。省部級1一1，表示獲得省部級項目一等獎1項，排名第一。就是這些簡化的符號決定著各類人才選拔、職稱晉升、評獎結果，這種符號在一定意義上將人也符號化了，變成了一串串數字，其中的內涵、價值在這一過程中喪失了。

　　三、從“專家守門”到“行政設計”轉變之后

　　學科規訓制度蘊含的是權力和規訓的雙重存在，即學科規訓制度是權力運作的結果，學科規訓制度同時又再制權力。“專家”為什么會成為其守門人?因為“專家”也是以權力和規訓的雙重意義存在的，一方面學科制度化需要專家，專家知識進而被賦予了權力，另一方面專家又是被規訓的對象，是受學科制度內在機制規訓的。換言之，在“專家守門”階段，知識和權力的關系是異常密切的，幾乎是同位語。這時的知識是學科本位的、高度集中的，是“樹狀”線性發展的，這時的學科也是“山頭林立”的，學術研究是專精化的，“專家”也是隸屬于某一個學科的。正是這種學科制度化使得“專家守門”成為可能。

　　但是，隨著社會變遷，知識觀念正在發展變化，知識開始朝向“番薯藤”[26]般的橫向發展。對于專家而言，原初的權力和規訓的雙重存在方式發生了改變，專家作為擁有知識和權力的統一體出現了內在疏離，專家的權力意義正在隱退，同時被規訓的意義正在凸顯。行政力量因為擁有權力而成為學科規訓制度新的“守門人”。這種轉變將對學科結構、學科規律、學者帶來沖擊。

　　(一)再現學科差序結構

　　由于“專家守門”的式微，“行政設計”的凸顯，使得學科分層或者學科的等級觀念得到強化。學科所在的大學的“出身”就顯得很重要。從江蘇省優勢學科第一期建設名單中可以看出，部屬高校的席位多于省屬高校，部屬高校中“985”高校的席位明顯多于非“985”高校。如果再仔細分析，就會發現，“985”高校中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席位遠遠少于自然科學學科。以南京大學為例，在入選的21個優勢學科中，人文社會科學只有7個。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一期增列項目也以工學類為主，30個增列項目中共有19個屬于工學類。[27]這一學科分布就如同國家重點學科一樣，象征著學科分層。這種分層不僅表現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也表現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內部，雖然這種差序結構一直存在于學科發展中。 　　(二)紊亂學科發展規律

　　學科本身意味著在一門知識中受教，即使受規訓而最終具備紀律，亦即是擁有能夠自主自持的素質。[7]12學科發展應該遵循自身發展規律，綜觀學科發展的歷史，學科從原初意義上的學者的學科，或者說是學者的共同體，到學科制度化階段的大學或學院的學科，我們不難看出，學科發展的歷史是學科規訓制度發展的縮影。特別是到了學者所稱的學科過度制度化階段，學科演變為一種象征性資本的逐食，甚至上演了學科“大戰”。以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組織開展的學科評估，已經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了很多高校學科建設的“方向標”，他們為了在學科評估中取得好的名次，甚至樹立“假想敵”，對照其現有指標，組織團隊進行逐個趕超。這是一種有違學科自身發展規律的行為，不利于學科生態的有序構建。此外，有些學科評估還存在“一俊遮百丑”的現象，如獲得國家教學成果一等獎，那么其下面的一系列指標都視為達到。

　　作為一種開放系統，學科不僅有自身特定的結構，而且存在于特定的環境之中。[28]學科發展的結果既不是學科內部知識自發演進的結果，也不是學科研究者純粹的理性建構，而是這兩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29]

　　(三)削弱學科關懷意蘊

　　學科關懷一般用于人類學和民俗學中，主要體現對學科的關懷以及對學術史的關懷。[30]在學科發展過程中過多地加入行政設計的色彩將削弱學科關懷的意蘊，缺失對學科本身的關懷以及對學科領域中人的關懷。學科提供的是一種觀察世界之眼，是一種思維方式，權力應該只是學科含義的一個維度。

　　不可否認，學科規訓制度對于學科共同體的構建，對于維護學科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專家守門”成為其中不可忽視的力量。行政設計對于學科發展具有短期的推動效應，但是如何發揮專家的作用，平衡專家與行政的關系，仍然是學科規訓制度所要面對的問題。一方面，學科規訓制度是在上述兩者的作用下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應該對其進行科學“規訓”，以此來促進學科的發展，構建健康的學科生態，讓學科發展彰顯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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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推薦雜志《教育研究與實驗》為全國中文核心期刊《教育研究與實驗》(雙月刊)，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主管、華中師范大學主辦的綜合性教育理論學術期刊，現為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實驗研究分會會刊。國際標準刊號為ISSN1003-160X;國內統一刊號為CN42-1041/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