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英雄史觀有多種形式，在尼采那里有，在鮑威爾那里有，在黑格爾那里有，在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也有，盡管基本觀點各不相同，總體上都是否認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夸大英雄人物或絕對觀念的作用，把群眾看作惰性的、盲目的、被動的可供英雄使用的“材料”和“試驗品”，看成毫無意義的“零”或實數后面的一串“零”，認為沒有英雄的“實數”作用，這些群眾都是“多余的廢品”和“瓦礫場”。本文選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創辦于1983年，由鄧小平同志題寫刊名，是著力推動思想政治工作創新的研究型和工作參考型刊物，被新聞出版署列入國家“雙獎”期刊方陣，是全國重點社科期刊。本刊著眼于不斷壯大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優勢，注重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傳達中央關于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精神、研究思想政治工作領域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探討社會熱點焦點背后的價值標準、介紹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經驗、報道各地區各行業各領域思想政治工作前沿動態、展示研究成果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風采，積極為宣傳思想文化領域的中心工作服務，為思想政治工作創新實踐服務，為廣大思想政治工作者服務。

　　關鍵詞：群眾歷史觀,群眾實踐觀,群眾動力觀,群眾利益觀,群眾發展觀,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一、群眾歷史觀

　　馬克思恩格斯在給斐·拉薩爾的信中指出，拉薩爾不懂得人民群眾作為歷史發展動力的作用，漠視農民和平民階級的作用，把以騎士濟金根為首的貴族反對派描寫成革命思想的真正代表，犯了“把路德式的騎士反對派看得高于閔采爾式的平民反對派”的錯誤，“對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農民分子，以及他們的隨之而來的理論上的代表人物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這是輕視平民作用的典型體現。社會歷史進程中，決定社會發展的歸根到底不是杰出人物的愿望和思想，而是社會存在的演變，是生產方式的變更。正如列寧所說，“具有優秀精神品質的是少數人，而決定歷史結局的卻是廣大群眾”。人民群眾是大海，那些杰出人物不過是滄海一粟。人民群眾歷史作用的發揮是有條件的。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思想要得到實現，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在現實社會中，人的力量的發揮總是受到多種因素的局限，人民群眾只能在已有的條件下，在已有的環境中發生作用，并且這種環境條件經常地變化著。離開了一定的歷史條件，人民群眾的創造性也無從談起。“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這種歷史制約性，表現為群眾作用的歷史條件性和它所造成的歷史局限性。作為自覺的歷史活動家的人民群眾正是“歷史創造者”，“只有當群眾組織起來并為知識所指導時，人數眾多才能起決定勝負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群眾實踐的質量會逐步提高，群眾運動的自覺性會逐步加強，“隨著人們歷史創造活動的擴大和深入，作為自覺的歷史活動家的人民群眾在數量上也必定增多起來。”列寧認為，群眾歷史作用的發揮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兩方面結合起來:既以完全科學的冷靜態度去分析客觀形勢和演進的客觀進程，又非常堅決地承認群眾(當然，還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階級的聯系的個人、團體、組織、政黨)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革命首創精神的意義。”可見，馬列主義群眾史觀的實質在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它是為人類解放和實現共產主義作哲學上的論證的，它產生于現實社會，表現于現實社會，影響著現實社會。

　　二、群眾實踐觀

　　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而“工人群眾本身是最好的支點”。但是，人民群眾的實踐水平是隨著理論覺悟而變化的，它經常以批判的方式表達出來，更需要通過社會實踐來檢驗。按照馬列主義觀點，理論轉化為實踐的前提是被群眾掌握和理解。“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曾對“批判的批判”的觀點予以嚴厲批駁，“批判的批判認為人類就是精神空虛的群眾，這樣它就為思辨認為現實的人無限渺小的論點提供了最明顯的證據。”在“批判的批判”者眼里，許多對象和人物變成了“群眾”，而“群眾”變成了一種對象和人物，他們把不合時宜的活動和群眾的關系搬出來，忽視了群眾關注什么以及對此有多少熱情。“絕對的批判”也同樣存在很多錯誤，它把“群眾”同“精神”的斗爭規定為全部歷史的目的，把“群眾”宣稱為“卑賤”的“純粹的無”，把群眾作為“物質”而把“精神”當作真理性的東西同物質對立起來，最終把精神和群眾的對立等同于“批判”和群眾的對立，使精神成了歷史長河中的永恒材料，而群眾成了社會發展的暫時現象。馬克思在致費爾巴哈的信中談及“批判”問題時曾說:“這種批判自認為是歷史上唯一積極的因素。與這種批判相對立的是作為群眾、作為怠惰的群眾的整個人類，群眾只是作為精神的對立物才有意義。”這種批判成了唯靈論的代言形式，是與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明顯對立的。人民群眾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社會的大舞臺上就少了主角;如果忽視了群眾的作用，社會舞臺上就只有少數人的“清唱”或“獨白”。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群眾實踐觀有兩個要點:一是用理論武裝群眾，二是用行動服務群眾。理論只有掌握群眾，才能轉化為物質力量，人民群眾的解放離不開科學理論指導。“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具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人應該通過實踐證明思維的真理性、思維的現實性。理論建設中，“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決不在于背誦詞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須永遠遵守‘正統的’公式，而在于促進廣泛的工人運動，促進群眾的組織和主動性。”理論和實踐應當融會貫通，它造成一種結果，即“隨著對象性的現實在社會中對人來說到處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成為人的現實，因而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一切對象對他來說也就成為他自身的對象化，成為確證和實現他的個性的對象，成為他的對象，這就是說，對象成為他自身。”就過程而言，人的類本質是通過自由自覺的活動實現的，人的類本質必須對象化，而人在勞動中生產出來的產品、創造的對象世界正是自己類本質的對象化和確證，這是整個世界歷史的全部基礎。一般說來，思想的現實與現實的思想大體一致時，才會表現出較強的吸引力。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理論的作用效果不是源于自身的一廂情愿，也不是僅僅靠激情就能達到目的，它需要群眾實踐的推動。“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會領域來為自己的領域服務，光憑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夠的。”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只能是行動中的空想者，它除了給現實涂抹一層誘人的空幻色彩以外，不會有更大的影響。先是生活中，“馬克思主義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錯誤就是把空談當作事實，把虛假的表面現象當作實質或某種重要的東西。”這種錯誤很容易導致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等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行為。因此，“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思想的現實”和“現實的思想”要融為一體，如果“實際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無實際內容”，那就根本談不上思想貼近現實或現實貼近思想。在對群眾實踐觀的理解上，列寧認為，“群眾性的工人運動的實踐的重要性決不次于理論，而且只有這種實踐才能對我們的原則作出真正的檢驗。”這是以生活原則和工作標準的形式肯定群眾實踐的重要性。毫無疑問，思想活動的場所是現實社會，思想活動的載體是社會實踐，它在現實社會中的作用是通過社會主體的活動體現出來的。因此，不能采用兩張皮的形式，把理論作為一回事，把實踐作為另一回事，更不能“用生造的唯心主義來愚弄人民”，它的形式只能由群眾自己決定。這種形式的思維前提是已有的成功經驗，是經過實踐得出的。“至于在實踐中具體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萬人開始行動以后由千百萬人的經驗來表明。”列寧在論述社會主義問題時表達了對群眾首創精神和實踐經驗的尊重，他說:“對俄國來說，根據書本爭論社會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深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只能根據經驗來談論社會主義。”經驗來自群眾的實踐，不是虛無縹緲的思想幻想;經驗來自群眾的創新，不是幾個革命家坐在辦公室里研究出來的;經驗來自群眾對規律性內容的總結，不是經驗主義者所標榜的“經驗”。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必須激勵群眾的革命精神，讓群眾在實踐中牽引革命的“火車頭”，“革命是要通過試驗和實踐來學習的，只有當千百萬人萬眾一心、一致奮起的時候，革命才成其為革命。”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激發群眾的建設熱情，讓群眾在實踐中撬動歷史發展的“杠桿”，“不吸引更多的人民階層參加社會建設，不激發一直沉睡的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就談不上什么革命的改革。”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只唱高調而不注重實際，難免會脫離群眾。“少來一些政治空談。少發一些書生的議論。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農群眾怎樣在日常工作中實際地創造新事物。”具體工作中，還要注意教育方法，不是片面渲染個例而是注重常態化教育;不是夸飾冒險而是提倡客觀分析。“工人階級不是用言語而是用行動，用實例來教育他們，而且不是用個別英雄的冒險行動作例子，而是用把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結合起來的群眾性的革命行動作例子來教育他們。”對共產黨人來說，這既是理論問題，又是實踐需要，而且要體現二者的有機結合，“這是一件最困難但又最重要的事情”。

　　三、群眾動力觀

　　恩格斯指出:“在歷史上活動的許多單個愿望在大多數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結果，因而它們的動機對全部結果來說同樣地只有從屬的意義。”并且“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要使這些單個的力量能形成有效的“合力”，就必須對這些力量進行組織和領導，把一個個普通的人組合成具有凝聚力和戰斗力的集合體。“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31］歷史合力論中，人民群眾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合體。但是，在缺乏引導的情況下，不同個體力量是雜亂無序的，一旦置于具有強大吸引力的“磁場”中，在“場力”的作用下將被規整到一個方向上，形成一個個作用一致的“空間向量”和巨大的復合能量。這種情況下，每個個體就像空間點陣的格點一樣，由無序的存在變為有規則的排列。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談到:“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匯集而成的那樣。”由于很多力量被抵消了，所生成的合力很小，其“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希望通過工農聯盟發揮群眾的作用，他們對工人群眾的團結寄予很多期待，認為這是避免在革命中造成“孤鴻哀鳴”的有效方式。恩格斯在預言俄國革命時指出:“只要火藥一點著，只要力量一釋放出來，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變為動能(仍然是普列漢諾夫愛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那么，點燃導火線的人們就會被炸得粉身碎骨，因為這種爆炸力將比他們強一千倍，它將以經濟力和經濟阻力為轉移盡可能給自己尋找出路。”動態能量是靜態能量的積淀和爆發，靜態能量就像“伏流”，它在潛移默化中積累，動態能量就像“激流”，它在整個社會中涌動。一旦施加某種外力，就會相互激蕩，產生巨大的沖擊波。自然的力量和社會的力量都遵循一定的規律，只不過社會發展的動力更多地注入了人的因素，是人的能動性給自然社會打上了人的活動印記，使“歷史是真正的人的自然史”。列寧非常看重人民群眾在社會變革與發展中的作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不可戰勝的根源就在這里”，“群眾生氣勃勃的創造力正是新的社會生活的基本因素。”“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他進一步指出，群眾力量的表達與理論覺悟的高低有密切關系，有了一定的覺悟，才能辨別是非，提高工作的自覺性。“思想一旦掌握群眾，就變成力量。”他經常用條件句式的論述描述群眾力量的作用條件和效果，如:“一個國家的力量在于群眾的覺悟。只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并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這里，列寧把國家力量與群眾覺悟聯系起來，體現了國家層面上的社會潛能，如果聯系當今社會的文化軟實力和綜合國力來理解，更具有現實意義。又如:“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氣勃勃的人民創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獲得勝利并保持政權。”僅僅依靠政黨的力量有很多局限性，只有“無產階級的百萬大軍才是萬能的”。共產黨人的重要任務是組織群眾和做好理論宣傳工作，提高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發展無產階級的獨立的階級組織，明確他們的社會主義思想，堅定他們的決心。

　　四、群眾利益觀

　　群眾利益的實現方式和路徑，構成每個歷史時代的基本色調，當社會發展遠離群眾利益時，群眾對社會進步的渴望會煙消云散。“‘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因此，對社會發展懷有熱情并予以關注，源于現實利益的驅動，如果離開了利益，僅憑空洞的說教蠱惑群眾，即使能夠成功，也難以持久。利益就像晴雨表，能及時反映群眾的思想癥候，一旦利益紐帶斷裂或變形，馬上會在群眾的行為和觀念中表現出來;利益就像試金石，能客觀判斷群眾的價值取向，一旦不能正常表達，社會的結構也會變形。“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質特性(不管它們是以怎樣的異化形式表現出來)、利益把市民社會的成員聯合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絕對的批判”造成了一個循環怪圈，即“超越一切群眾利益的自己體內的循環”，群眾對此毫無興趣。而“批判的批判”把這些群眾描述為“頑固不化的群眾”和“不滿意的群眾”，認為這些群眾冷酷無情、自私、盲目且無信仰，這與資產階級公然叫喊的“群眾是可鄙的群氓”遙相呼應。另一種觀點把群眾描述為“軟心腸的”和“需要解救的”一批人，也是輕視群眾作用的典型表現。“真正的運動和對這些各不相同的社會傾向的改造不僅沒有日薄西山，而且只是在現在才真正開始。這一運動將不會像批判的批判所希望的那樣以純粹的、即抽象的理論為歸宿，而將以實實在在的實踐為歸宿，這種實實在在的實踐決不會為批判的那種絕對的范疇耗時費力。”神學家們給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在他們看來，“利益被升格為人類的紐帶———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體的和純粹利己的———就必然會造成普遍的分散狀態，必然會使人們只管自己，使人類彼此隔絕，變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這種單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體性原則的最終結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達到的頂點。”這種狀態可能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過程和中間狀態，因為，“人類分解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這種情況本身就是一切同業公會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滅，是人類走向自由的自主聯合以前必經的最后階段。”在未來社會里，群眾利益迥異于宗教及資產階級所標榜的利益，它是作為社會主體最日常和最主要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列寧認為，對群眾利益的關注狀況，直接影響著群眾對國家的態度，影響著群眾的現實活動方向。“如果不提出經濟要求，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勞動群眾的狀況，勞動群眾是永遠也不會同意去考慮什么全國的共同‘進步’的。只有在改善勞動者的經濟狀況的條件下，群眾才會投入運動，積極參加運動，高度重視運動，發揚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堅定不移的精神，并對偉大事業忠心耿耿。”無產階級政黨要想忠實體現群眾的利益，必須做深入細致的工作，讓群眾真正體會黨的溫暖。“為了為群眾服務和代表他們正確地意識到的利益，先進隊伍即組織必須在群眾中開展自己的全部活動，毫無例外地吸收他們中間的一切優秀力量，并且要隨時隨地仔細客觀地檢查:是否同群眾保持著聯系，聯系是否密切。這樣，也只有這樣，先進隊伍才能教育和啟發群眾，代表他們的利益，教他們組織起來，使群眾的全部活動沿著自覺的階級政策的道路前進。”因為社會主義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社會，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緊密契合，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職能，“工農政權辦事首先考慮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國家的大政方針、社會活動、文化工作都必須正確地表達人民的想法，代表人民的利益，因為“只有從千百萬人著眼，才會有實事求是的政策”。共產黨人應該是群眾利益的忠實體現者。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本質所在。共產黨人沒有特殊的利益要求，“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這是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利益觀、世界觀和群眾觀。這種群眾觀是由社會的發展要求及革命的現實條件決定的，而“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共產黨人應當經常保持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先進性，唯其如此，才能帶領廣大群眾為實現近期目標和長遠目標而奮斗。在群眾性運動中，“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是從“過去支配現在”向“現在支配過去”的轉變，這是從自發的個體活動向自覺的集體活動轉變。

　　五、群眾發展觀

　　人民群眾的發展是創造能力的真實表達，列寧也指出，作為自覺的歷史活動家的人民群眾正是“歷史創造者”。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解放”與群眾的長遠利益和人民群眾發展的最終目標聯系起來，認為“人的解放”將會消除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裂，使個體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系中成為類存在物，使人自身的社會力量不再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現并同自身相分裂。實現“人的解放”的主體是廣大無產階級，這并不局限于實現自身的解放，還要擴展到其他領域。人類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標志是未來生活的美好，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指出，宗教批判的目的就是要用人民現實的幸福代替虛幻的幸福。但是，在馬克思看來，理論上的宗教批判并不是實現幸福的全部工作，因為批判宗教盡管撕碎了裝飾在鎖鏈上的“虛幻的花朵”，卻沒有砸碎這個鎖鏈，拋棄“虛幻幸福的宗教”并不等于馬上得到現實的幸福。“中世紀把意識形態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學、政治、法學，都合并到神學中，使它們成為神學中的科目。因此，當時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不得不采取神學的形式;對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來的群眾感情說來，要掀起巨大的風暴，就必須讓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現。”宗教披著虛幻的外衣，帶著神秘的色彩，用華美的言辭和誘人的色調來麻痹群眾意志，用上帝之手把天國的幻想植入塵世，讓人民在縹緲的云端尋找心靈慰籍。但是，人民群眾的利益應該是實實在在的，不是靠“自我安慰”和來世幸福實現的。回歸人的本性，“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乃是人民群眾實踐的重要方式。人能夠有目的地“再生產整個自然界”，也能夠按照美的規律創造一個屬人的世界，這個世界不僅滿足人的物質需要，而且使人從中觀照自身、體驗社會實踐帶來的享受和樂趣，給自身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類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的載體是共產主義社會，它既是人的實踐場所，又是人的發展空間，也是人的解放的必然環節。人的解放也意味著廣大群眾擺脫思想和體力上的束縛，在覺悟上達到一定的程度，在實踐上擁有先進的技術。“真正導致解放的措施，只有在經濟變革促使廣大工人群眾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從而為他們取得政權開辟了道路的時候，才有可能。”列寧指出:“單是正義，單是群眾對剝削憤恨的感情，永遠也不會把他們引上通往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他要求工人政黨“應當既以理論家的身分，又以宣傳員的身分，既以鼓動員的身分，又以組織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開展教育工作。通過教育、訓練和引導，啟發人民覺悟，讓人民群眾理解黨和國家的政策實質、目的、任務、條件和實現形式。只有這樣，人民群眾才能更積極地支持黨的政策，執行黨的決策，更加主動自覺地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社會轉型和變遷是最能引起群眾覺悟的事情，“在革命時期千百萬人民一個星期內學到的東西，比他們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學到的還要多。”因為在社會生活發生急劇變化時，群眾最容易看到人民中間的不同階級抱有什么目的，擁有多大力量，采取什么手段進行活動。人民群眾的未來發展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一致的，其結果是不再有任何階級差別，不再有任何對個人生活資料的憂慮，并且能夠談論真正的人的自由，談論那種同自然規律和諧一致的生活，談論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的一致性問題。工業和技術進步是社會發展的典型標志，也是社會需要的推動結果，展示出人的多種能力，“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心理學;對這種心理學人們至今還沒有從它同人的本質的聯系，而總是僅僅從外在的有用性這種關系來理解。”通常情況下，它不是單個人力量的外顯，而是群體類本質力量的表達。與社會進步伴隨的是人們文化素質的提高，“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但是，“文明每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一步。”社會發展的雙重影響提醒人們，群眾覺悟的提高不是自動發生的，需要外界的引導和灌輸。“只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這個過程是思想升華的過程，是物質增長的過程，是社會進步的過程。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僅僅建立政治國家還不是人的解放的充分條件，因為在政治國家里人過著雙重生活，一種是社會存在物，一種是異己力量的玩物。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現實的悖論是認識的局限性和社會發展的局限性造成的，解決問題的出路蘊藏在事實之中，大自然決不會讓樹長得戳破了天。“通過工業———盡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這是人類本質力量的外顯，它使“人的本質力量得到新的證明，人的本質得到新的充實”。從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馬列主義群眾觀揭示了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探討了發揮群眾歷史作用的方法和路徑，科學預見了人民群眾的未來發展方向。在價值取向上，它把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未來發展作為最根本的目標;在方法選擇上，它把群眾的實踐作為最基本的途徑和判斷標準;在路徑選擇上，它要求依靠群眾自身的力量在黨的領導下實現發展。因此，馬列主義群眾觀體現了歷史與現實的統一，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關注當前與著眼未來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