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刑罰應從懲罰性走向矯正性，把犯罪人作為犯罪預防的重點，通過各種矯正措施使之不再犯罪。換言之，從一般預防到個別預防，由于犯罪人的特定性，因而刑罰的矯正功能可以得到切實的落實，從而使刑罰從空洞的心理強制發展為具體的矯正措施。著名的實證法學派學者菲利提出了“犯罪飽和原則”，主張刑罰不應當是對犯罪的報應，而應當是社會用以防衛犯罪威脅的手段，刑罰應與犯罪的危險狀態相適應，并且根據犯罪的危險狀態對罪犯實行不定期隔離原則。

　　關鍵詞：公共關懷與人性化的不同,公共關懷與人性化的本質

　　一、刑法的公共關懷和刑法人性化的比較分析

　　（一）同為關懷，但二者實現關懷的手段不同

　　刑法的公共關懷要求通過刑法制定和適用的普遍性來實現，它是一種公法契約，要保障現代契約的權利意識，不但要使政府的強制性權力有效發揮作用，還要借助社會力量對權力加以制約，而這個社會力量主要來源于中產階級；而要實現刑法的人性化就要顧全整個社會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層面，它從細微之處入手，針對個案具體分析，隨著文明的發展和人道主義的勃興，“以矯正為基礎的近代個別預防論得以產生。矯正論注重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通過生理與心理的矯治方法，便犯罪人復歸社會。”

　　（二）二者實現宗旨的評價標準不同

　　刑法的公共關懷的根本意義上就是救世和拯救，其重要性在于它能否判斷應該法律制度是否適用于人民。它以公共理性為評價標準，區別于“天賦理性”。法律是公眾信仰的東西，要注意公共關懷和公眾情感。所以說公共關懷的目的是達到宏觀上的良法美制；而刑法人性化的宗旨則要求關注微觀上的個案公正，以實質意義上正義的實現為評價標準。設立刑法所要達到的“報應”應當是一種極其普遍、古老、真實而又樸素的情感，是刑罰對犯罪的必然反應，是對所受損害的必要的回復、回報或補償，體現的是人類情感中對公平正義的基本需要。

　　（三）二者關注的對象不盡相同

　　刑法的公共關懷著眼于“公共”，有時為了達到整個社會的協調一致難免要犧牲一些個別利益，西方刑法有的甚至把刑罰視為工具，刑法功利主義盛行，“貝卡里亞、費爾巴哈意圖通過法律的威嚇而預防犯罪；而龍勃羅梭、菲利則意圖通過矯正而預防犯罪。無論是威嚇還是矯正，都意味著對刑罰功利效果的追求”。功利是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目的的；而刑法的人性化涉及整個社會的每一個人的利益，考察的是一個個人，“公民個人的權利受到法律保護，而對于犯罪的懲罰正是這種法律保護的措施之一。所以，國家對犯罪的懲治不僅應當有利于保護具有社會性的個人，還應當有利于保障具有個體性的個人”。信奉人之向善，一切從人之于人的本性出發，在法律上給予最大限度的寬和和忍耐。

　　二、刑法的公共關懷和刑法人性化本質一致性

　　所有的概念都是相對的，可以說在刑法領域，人性化是原則，公共關懷是目的，二者既矛盾又調和。刑罰應從懲罰性走向矯正性，把犯罪人作為犯罪預防的重點，通過各種矯正措施使之不再犯罪。換言之，從一般預防到個別預防，由于犯罪人的特定性，因而刑罰的矯正功能可以得到切實的落實，從而使刑罰從空洞的心理強制發展為具體的矯正措施。著名的實證法學派學者菲利提出了“犯罪飽和原則”，主張刑罰不應當是對犯罪的報應，而應當是社會用以防衛犯罪威脅的手段，刑罰應與犯罪的危險狀態相適應，并且根據犯罪的危險狀態對罪犯實行不定期隔離原則。這里的一般預防就是刑法的公共關懷的體現，而個別預防，尋求個案正義就體現了刑法人性化的趨勢。刑罰學的體系中既包括刑罰輕重等宏觀刑事控制模式的建設性探討，還包括微觀的刑事措施對于犯罪人矯正過程之中具體作用的研究。因此，筆者認為刑法所體現的公共關懷和母性是相通的。上下的互動即合法。基于社會契約意識和刑法的根本目的和作用，二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如何實現刑法的公共關懷與人性化的統一，是一個需要呼喚民族智慧的大問題。霍布斯和洛克認為：公共關懷占據人類最初始的倫理位置。首先是對弱者的關懷，犯罪嫌疑人在國家機器面前始終是弱者，只有在犯罪的當時是暫時的強者。因此，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保障善良人的權利，也應當成為保護犯罪人的大憲章。首先，一個國家法治程度不是體現在立法的多寡，而是體現在法律精神中對每個個體人權的尊重，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犯罪人，其全部權利都應該達到最大限度的保障。這就要求在立法層面充滿博愛與敬意，不但需要在實體法中明確規定，也需要在程序法中處處體現。以使司法者在面臨新情況、新問題時，即使無法可依，也可根據事實本著公平、公正的原則居中裁斷。結果也同樣可以實現刑法的雙重目的。其次，刑法的公共關懷還需要政府職能機關與司法部門的配合方能實現，張中秋揭示了刑法與國家的相關關系，指出：一個社會的國家集權和觀念愈發達，其刑事立法也必然發達。如果一個社會的國家集權和觀念發達到使個人獨立存在的價值與利益變得無足輕重或基本喪失，國家代表了個人（個人完全消融在國家之中），侵犯私人權益就是侵犯國家利益、破壞社會秩序，那么，這個社會的全部法律必然表現為刑法和刑法化的法律。”這段話足以說明公共關懷在刑法中的各樣體現，以及在貫徹落實刑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大力倡導人性化的今天我們一樣不能忽視刑法的公共關懷，從而使剛硬的刑法展現其母性柔和的一面。第三，體現在刑法的功能上，不管是本著公共關懷的宗旨還是懷著人性化的情操，我們都能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你們想預防犯罪嗎？就應該使法律少為人的某些階層服務，而讓它為人服務。”貝卡里亞的這句話精確的闡明了刑法關懷的公共性和人性化的在預防犯罪上的一致性功用。有效長期預防犯罪的根源在于教育，在于使犯罪人內心對公理的認同，對社會和人生重拾信心。福柯對處罰犯罪的目的的認識的基本思想也反對那些有違人性的“殺”，而強調監獄，強調改造。這種非典型性的刑罰思想的理由在于：監獄既能體現受害人對犯罪人的“報復”，又能體現區別對待，因為監獄看管每個人是把他們隔離開，避免同流合污，相互浸染，對每個人都有利，這種人性化的舉措正是公共關懷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