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律是關于市場交易規則的法律，不僅與經營者的經營活動密切相關,也與人民群眾的生活密切相關，因而是"適用頻率最高"的法律之一。本文主要針對所有權保留合同中天然孳息的歸屬進行了一些論述，文章是一篇律師職稱論文范文。

　　摘要：天然孳息的歸屬與原物所有權密不可分，《合同法》第163條規定的買賣合同孳息歸屬的“交付主義”規則以“所有權已經轉移或者最終能轉移至買受人”為適用前提，具有合理性。《物權法》第116條與《合同法》第163條并不沖突，所有權保留合同中天然孳息歸屬適用《合同法》第163條的結論符合民法精神，亦即“動產所有權保留，天然孳息所有權移轉”，且當事人約定優先。

　　關鍵詞：所有權保留合同,天然孳息,歸屬,《合同法》第163條

　　天然孳息的歸屬問題，在學界一直存有爭議，在《物權法》頒布之前，我國僅《合同法》第163條對買賣合同的孳息歸屬問題做了規定。《物權法》第116條第1款對天然孳息的歸屬作了明確規定。但是對于《合同法》第163條與《物權法》第116條的關系，學界見解頗具分歧，觀點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對《合同法》第163條的合理性存在不同見解。本文將在探討《合同法》第163條是否合理的基礎上，分析《合同法》第163條與《物權法》第116條是否存在沖突、應當如何銜接，最終在所有權保留合同中的天然孳息歸屬問題上得出符合民法基礎理論和社會一般正義觀念的法律適用結論。

　　一、天然孳息的判斷標準與歸屬模式

　　天然孳息是依物的自然屬性所產生的物，也稱為自然孳息，“是指果實、動物的出產物及其他按照物的使用方法所收獲的出產物”。與天然孳息相對應的概念是法定孳息，天然孳息側重于強調其是因自然規律或者按物的用法而收獲的物，法定孳息是指由法律關系產生的收益。天然孳息與法定孳息屬于《物權法》第116條對孳息的法定分類，產生孳息的物即為原物。對天然孳息的認定，《物權法》亦未加以明確界定，理論上一般認為需要把握以下幾點：第一，天然孳息具有的自然屬性“并不排斥天然孳息的產生經過人工培養、種植、飼養等生產投入”，也即天然孳息可以是人工培育而成的，此即羅馬法中所言的“加工孳息”，“但是人工產生的物必須是沒有對出產物進行改造加工”，需要對人工培育而成的天然孳息與加工物進行區分，誠如有學者指出：“原物的本質是不消費物，原物產生孳息以后，原物依然‘風姿依舊’。”第二，未分離的孳息不是孳息。也即天然孳息的認定，以其獨立于原物為前提條件，舉例而言，樹上的果實在其未與果樹分離之前屬于果樹的組成部分，只有分離之后才屬于天然孳息。第三，天然孳息不同于從物。簡而言之，天然孳息分離之后其歸屬不因原物的處分而發生變化，而從物與主物的分類的價值就在于從物一般隨同主物為法律處分。

　　當天然孳息脫離原物之后，即產生天然孳息的歸屬問題，對此，羅馬法的處理原則是“生根的植物從屬于土地”，“即已經分離的孳息歸收取權利人享有”，這一孳息歸屬原則理論上稱為“原物主義”，也即“分離主義”。該原則為大陸法系國家立法中廣泛采納，誠如有學者指出：“德國、法國、瑞士、日本、泰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等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沿襲了該項原則”。全國人大法工委亦在對《物權法》第116條加以釋義時指出：“考察德國、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立法例，關于天然孳息的基本規則，是在承認原物的所有權人有取得權利的大前提下，同時許可他人享有排斥原物所有權人的取得權利。”與大陸法系“原物主義”立法例相對應的是英美法系財產法所采納的“生產主義”，也即孳息系勞動所得，應歸屬于投入勞動的人所有。本文認為，“所有權人對其所有的物享有收益的權利”是一種社會生活的共識，故“原物主義”理應成為孳息歸屬的原則，這也能體現法典是對正義的文字表述的成文法精神。英美法系的“生產主義”其實是孳息來源本質的一種體現――“人們占有使用原物并對其進行生產勞動，其目的就是獲得出產物、收獲物，因此法律規定天然孳息的歸屬，實際上就是對勞動的保護”，但是這種對勞動的保護應當以勞動者有取得孳息的基礎權利為前提，比如所有權、用益物權或者特定的債權。據此可知，我國《物權法》第116條第1款對孳息歸屬的原則性規定兼采“原物主義”與“生產主義”的合理之處，在確立所有權人享有孳息所有權的基礎上，肯定了用益物權人通過勞動享有孳息所有權。

　　二、如何理解《合同法》第163條的“交付”

　　買賣合同孳息歸屬問題特指買賣合同訂立后買賣標的物所生的孳息的歸屬問題，也即合同法領域所探討的利益承受問題，一般認為孳息的歸屬與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以及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負擔問題是緊密相關的。《合同法》第163條規定：“標的物在交付之前產生的孳息，歸出賣人所有，交付之后產生的孳息，歸買受人所有。”亦即《合同法》第163條以“交付”作為孳息所有權移轉的時間點，通說認為此處的“交付”與《合同法》第142條的風險負擔規則的“交付”均不要求所有權移轉，只要求客觀上轉移占有即可。對此持批判觀點的學者認為《合同法》第163條的孳息歸屬規則與買賣合同風險負擔規則一致而去實現所謂的“風險與利益一致原則”實為理論的混淆，風險負擔考慮的是誰最能控制風險的發生，故存在風險與利益一致的理論問題，但是孳息歸屬考慮的是誰對孳息的生產貢獻程度最大，也即其認為《合同法》第163條的立法規定不具合理性。對此，本文認為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問題，就是《合同法》第142條中風險負擔規則中的“交付”與第163條孳息歸屬規則中的“交付”內涵一致，均需符合風險與利益一致的基本理念，但是傳統民法理論認為風險承受者的確定關鍵在于誰能最有效地控制風險這一見解是錯誤的，這種論調源于對風險內涵的錯誤認識，因為風險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不可控。是故，上述學者以此否定《合同法》第163條的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此外，亦有論者主張《合同法》第163條孳息歸屬規則實乃確立了以所有權轉移與否來判定孳息歸屬的“所有權主義”標準，而不是孳息隨同原物占有轉移而轉移的“交付主義”標準，亦即《合同法》163條中的“交付”實乃“移轉所有權”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亦有學者主張《合同法》第142條所規定的買賣合同風險負擔規則不是通說所理解的“交付主義”，而應當理解為“所有權主義”。顯然，這種見解與通說的分歧關鍵在于對“交付”一詞所具有的內涵的理解不同。 　　本文認為，之所以有論者認為《合同法》第163條確立的買賣合同孳息歸屬規則不合理，關鍵在于傳統民法理論對于買賣合同孳息歸屬規則以及風險負擔規則的理解上陷入了誤區，通說觀點未深究以“移轉占有”為判斷標準的“交付主義”背后的法理。誠如前述，有論者主張《合同法》第163條中的“交付”實乃所有權變動的意思，筆者雖不認同其結論，但認為這種思維值得借鑒，也即《合同法》第163條孳息歸屬規則中的“交付”與買賣合同標的物所有權的移轉存在密切聯系。追溯至民事法律行為理論，德國物權行為理論的創始人薩維尼就曾指出，交付一方面包括占有的現實交付，另一方面也包括移轉所有權的意思表示。亦有論者曾通過對法律意義上的“交付”與字面意義上的“交付”進行全面分析，主張法律上的“交付”具有“轉移所有權”的內涵是不容忽視的，將“交付”僅理解為“轉移占有”是片面的。那么，究竟《合同法》第163條的“交付”應當如何理解，方能體現出成文法法律規則內含的公平正義價值呢?本文認為，對于孳息歸屬規則以及風險負擔規則的見解學界之所以難以達成一致意見，關鍵在于未對“交付主義”所主張的“轉移占有”予以二次解釋，也即本文認為當買賣合同中的“交付”與“所有權轉移”并不同步之時，風險負擔規則以及孳息歸屬規則中“轉移占有”的內涵究竟應當如何理解才是解決上述爭論的關鍵所在。本文認為，買賣合同生效之后的交付標的物的行為，無論交付的是動產還是不動產，即使“交付”本身并不意味著買賣標的物所有權的變動，“交付”的最終目的亦是為了轉移所有權。以此為基礎，本文主張買賣合同中“交付”所涉及的相關法律規則的運用，應以“所有權已經轉移或者最終能轉移至買受人”為前提，也即“交付”還具有“買受人請求轉移所有權的債權請求權在法律上仍能實現”的潛在內涵。換言之，若“交付”之后，既不導致所有權移轉，同時，買受人請求移轉所有權的債權請求權在法律上已不可能實現，那么就談不上買賣合同中所言的“交付”，不能適用《合同法》第163條在買賣合同孳息歸屬上確立的“交付主義”，也不能適用《合同法》第142條在買賣合同風險移轉問題上的“交付主義”。以《合同法》第142條確立的風險轉移規則為例，在不動產一物數賣的場合，筆者實難認同王利明先生主張的在出賣人將一房子賣給第一個買受人且交付(但未登記)時，即使出賣人再次將該房屋出賣給第二個買受人并且辦理過戶登記，若是在第一買受人占有房屋期間發生風險致使房屋毀損的，則再次出賣的行為并不影響第一個買受人承擔房屋毀損風險的結論。因為此時前順位買受人在法律上已不可能再取得買賣標的物的所有權，其占有該房屋的法律地位與承租人、借用人并不存在區別，此時讓其承擔風險實乃不公。“法釋[2003]7號”第11條第1款確實明文規定：“對房屋的轉移占有，視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以此表明不動產買受人承擔風險中的“交付”只要求客觀上轉移占有并不要求移轉所有權，但基于法律適用結論應當體現公平正義價值的解釋學立場，誠如前述，本文認為此處的“交付”要求“所有權已經移轉”和“所有權尚未移轉，但買受人移轉所有權的債權請求權在法律上尚能實現的實際移轉占有”。在上述案例中，唯有將“交付”如是解釋，“前順位買受人不承擔風險、后順位買受人亦不承擔風險”這一公平正義的結論方能在理論上行得通，因為此時出賣人對后順位買受人的移轉占有的交付義務尚未完成，而對于前順位買受人之前所履行的移轉占有的交付義務已經不再具有買賣合同中“交付”的意義，故此時應當由出賣人承擔風險。

　　概言之，《合同法》第163條所言的“交付”與“所有權轉移”密切相關，其在孳息歸屬問題上確立的“交付主義”規則以“所有權已經轉移或者最終能轉移至買受人”為適用前提，該規則的設計具有充分的理論依據。

　　此外，對于《合同法》第163條對買賣合同孳息歸屬的規定與民事意思自治原則的關系，有論者認為“《合同法》的規定屬于強行性規定，沒有為當事人協議約定孳息的歸屬留下空間”，也即有學者所言的“該條未若第142條后段設置‘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的但書條文，一方面未能彰顯當事人在買賣標的物利益承受上的自治空間，另有方面也未能容許法定例外的存在從而有失僵化”。對于上述見解，本文持批判態度，誠如韓世遠先生所言，法律的解釋不能拘泥于所使用的詞句本身，本文認為《合同法》第163條未設置“但書”并未排除當事人意思自治在買賣合同孳息歸屬規則上的適用余地。首先，“根據私法自治的原則，孳息的歸屬當然應該在允許當事人自由約定之列”。誠如龍衛球教授所述：“在直接適用具體化了的法律規定時，保證其理解符合民法基礎原則和法理念，非常重要，因為民法的基本原則是法律的價值所在。被適用的固然是法條，但是這個法條的內涵，是以一定的價值為基礎的”。其次，意思自治作為民事的基本原則，其相當于所有民事法律制度的總則性的規定，只要具體的民法制度未明確排除其適用，在不影響第三人權益之時自然應當允許當事人意思自治存在，其關系相當于刑法總則與分則，也即總則是一般規定分則是具體規定，總則自然適用于分則。最后，本文認同一種觀點，就是說法律條文存在“注意規定”和“法律擬制”的分類，簡言之，“注意規定”屬于立法者在立法時為了提醒司法工作人員注意而做的一種起提示性作用的法律規定，該類法律規則的結論是法律推理的必然結果，也即，即使法律未明文規定，從理論上也應當如此處理，而“法律擬制”指如果沒有法律對某制度的某項規定，則從理論上無法得出條文所規定的法律規則。舉例而言，上述《合同法》第142條風險負擔條款的“但書”與《物權法》第176條“承擔擔保責任的擔保人，有權向債務人追償”即屬該類條款，而《合同法》第163之孳息歸屬規則從理論上可知當然具有適用當事人意思自治的余地，故即使法律沒明文規定，也應當允許當事人對孳息歸屬規則加以額外約定。

　　三、《合同法》第163條與《物權法》第116條的銜接

　　自《物權法》頒布以來，圍繞著《合同法》第163條與《物權法》第116條，學術界的爭論主要圍繞著問題：第一，《合同法》第163條是否合理?第二，《合同法》第163條與《物權法》第116條是什么關系，是否存在沖突，如有沖突應當如何理順兩者之間的關系等? 　　有學者認為《物權法》的規定與《合同法》的規定的沖突是顯而易見的，另有論者認為“至少從字面含義來看，在當事人未對孳息歸屬作出特別約定時，第116條與第163條的沖突在所難免”。但與前述不同的是，也有論者通過將《合同法》第163條之“交付”本意即為“轉移所有權”，從而主張上述條文所謂的沖突并不存在。此外，還有學者，在未就這兩個條文規定是否有沖突的情形下，主張《物權法》第116條屬于孳息歸屬的原則，“在例外情況下，買賣合同下的孳息歸屬的移轉是以交付為準的，此時不適用孳息歸屬原物的規則”。從現有文獻資料來看，認為這兩個條文存在沖突是學界的主流觀點，其內部可分為以下兩大類：第一種觀點可概述為“孳息歸屬問題一律適用《物權法》第116條，《合同法》第163條已失去效力”，有的學者認為《物權法》第116條與《合同法》第163條均屬于關于孳息的規定，但并不是一般規定與具體規定的關系，故根據《立法法》第83條之規定應當根據新法優先于舊法的規則從而在孳息歸屬上適用《物權法》的規定;還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兩個條文之間屬于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殊規定的沖突，故根據《立法法》第85條的相關規定，應當由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裁決，在權威意見出來之前，從理論上而言，由于《合同法》第163條不合理，故應當適用《物權法》第116條。第二種觀點主張“買賣合同的孳息歸屬規則，仍適用《合同法》第163條”，如有實務人士則通過對所有權保留合同相關問題的分析，認為“在物權法的背景下，合同法第163條仍然健康存在，其‘交付主義’的判斷標準應當堅持，它沒有排除當事人自由約定的權利”;亦有論者通過從體系解釋角度的分析，主張“無論是從第163條的立法過程和立法意圖、比較法來源還是從司法實踐來看，該條的規定本身就排除了孳息歸屬的一般原則，而更多地關注了處于交易過程中的標的物及買賣合同履行過程的屬性，除了通常認為的風險與收益相一致原則之外，還有意識地將買賣合同標的物孳息的歸屬與原物所有權的變動相脫鉤”，并最終認為“兩者之間的關系類似于同一法律文件中總則規定與分則規定的關系，與通常的法律規范沖突或規范不一致并不相同，此時應當優先適用分則的規定，而無需考慮其新法、舊法的關系”。

　　對此，本文持以下觀點：

　　首先，根據本文前述，可知《合同法》第163條不存在理論缺陷，其“交付主義”以“所有權已經轉移或者最終能轉移至買受人”為適用前提，此“交付”的內涵符合物權行為理論的要求。從本質上而言，《合同法》第163條之買賣合同孳息歸屬規則的背后原理也是“權利繼續取得原則”，與所有權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

　　其次，對于《合同法》第163條與《物權法》第116條的關系，根據本文前述《合同法》第163交付所具內涵之釋義，該規則相當于對《物權法》第116條的延伸，即學界不少學者所謂的沖突并不存在。本文認為雖然有學者主張以總則與分則來看待這兩個條文的關系，或者通過一般規定與特殊規定來解釋，均有一定合理性，從理論上而言，一部法律中分則內容本身即屬于對總則內容的特殊規定，但本文認為新法與舊法沖突規則的適用應當以新法、舊法對同一個問題做出了不同的處理意見為前提，而《物權法》第116條與《合同法》第163條并非就同一個問題作出的不同意見，前者在于對孳息歸屬問題的原則性規定，后者是對買賣合同中的孳息歸屬問題的規定，不應當適用新法與舊法的沖突規則來篇釋。即使這兩個條文的新法與舊法關系見解成立，根據本文前述對《合同法》第163條的合理性之論述，及其對《物權法》第116條的適用并不會造成不協調，從理論上也理應適用《合同法》第163條來處理買賣合同的孳息歸屬問題。

　　概言之，在《物權法》頒布之后，買賣合同孳息歸屬問題仍應當適用《合同法》第163條，且以買受人已經取得買賣標的所有權或者其取得買賣標的物所有權的債權請求權在法律上尚可實現。

　　四、所有權保留合同中天然孳息適用《合同法》第163條的證成

　　“所謂所有權保留，是指在買賣合同中，買受人雖先占有、使用標的物，但在雙方當事人約定的特定條件(通常是價款的一部或全部清償)成就之前，出賣人仍保留標的物所有權。待條件成就后，再將所有權轉移給買受人。”其法律依據在我國《合同法》第134條。在《物權法》頒布后，王利明教授根據我國《物權法》第23條的規定認為，所有權保留合同屬于當事人約定的物權變動方式，而在《物權法》第23條關于動產交付轉移所有權的規則中僅限于“法律”可以對動產的物權變動規則作出例外規定，故從文義解釋的角度出發，不應擴張解釋當事人約定也可以變更動產物權變動的方式，從而認為《合同法》第134條規定的所有權保留合同不再具有適用效力。對此，筆者不敢茍同，筆者認為《合同法》第134條規定的所有權保留條款即屬于《物權法》第23條關于動產交付轉移所有權規則中的“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中的“法律另有規定”，也即此處的“法律另有規定”不應限于《物權法》第188、189條對動產抵押權設立采納意思主義的物權變動立法模式之類的“另有規定”。理由如下：第一，當事人之間達成所有權保留的合意，屬于《合同法》第134條的所有權保留合同，而《合同法》第134條屬于法律條文，其對動產所有權的物權變動的規則理應屬于《物權法》第23條所言的“法律另有規定”，沒有任何理由將《合同法》第134條的規定排除在“法律另有規定的范圍之外”，上述論者在邏輯推理上忽略了所有權保留條款亦屬于法律規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釋[2012]8號”第34條規定：“買賣合同當事人主張合同法第134條關于標的物所有權保留的規定適用于不動產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該司法解釋對所有權保留合同的標的物僅限動產的規定表明《物權法》施行后，最高司法機關的權威意見仍肯定所有權保留條款的法律效力。

　　既然《物權法》頒布之后當事人之間仍可約定動產即使交付也不轉移所有權，也即所有權保留的合意仍具有法律效力，現在要研究的問題就是《合同法》第134條規定的所有權保留合同中孳息歸屬能否適用《合同法》第163條。 　　對此，學界有不同的意見。持肯定觀點的學者認為“動產所有權保留，天然孳息隨同保留”，也即當合同當事人對合同標的物做出了交付并不轉移所有權的約定之時，若雙方意定的所有權轉移條件未成就之時，原物產生了孳息的，則孳息仍歸屬于原物所有人。持該觀點的論者釋義如下：“如果原物與天然孳息分屬出賣人和買受人，則會產生不公平的后果。因為出賣人的對價沒有實現(所有權保留一般是以買受人按約定支付對價的隨意條件)，卻發生了天然孳息所有權的轉移。還有，在分屬雙方當事人而出賣人要求返還的時候，對原物是物權請求權，對天然孳息只能是債權請求權，這在技術上是不適宜的。”此外，其還主張“在動產約定所有權保留的情況下，應當適用所有權保留的規定，亦即應當排除對《合同法》第163條的適用。”從表面上而言，根據孳息歸屬原物所有權人的“權利繼續取得原則”，“動產所有權保留，天然孳息隨同保留”的觀點確實并無不妥，但傳統民法理論在主張“動產所有權保留，天然孳息隨同保留”時始終未能回答一個問題，即在《合同法》第163條明文規定“交付”為孳息所有權移轉標準的現行立法模式下，為何所有權保留合同的孳息歸屬規則屬于該條文規定的例外?亦有論者從理論上對“動產所有權保留，天然孳息隨同保留”提出批判，針鋒相對地提出可概括為“動產所有權保留，天然孳息所有權移轉”的觀點。首先，針對肯定論者所言的孳息不保留則不公平的觀點，反對論者針鋒相對地指出“孳息歸屬于買受人并非有失公平”，因為在所有權保留的買賣合同中，買受人對買賣合同的標的物已經享有了占有、使用、收益的權利，也即另有學者所主張的“用益債權”，此時買受人收取和享有孳息屬于正當地行使權利;且一般可推定買受人對孳息作出了較大貢獻，根據孳息歸屬考慮的主要因素，天然孳息理應歸屬于買受人。其次，主張“動產所有權保留，天然孳息所有權移轉”的論者還指出：“孳息歸屬于買受人，對賣方保護并無不利”，其主要基于以下兩方面的考量：第一，所有權保留合同若最終未能轉讓所有權，則賣方在合同解除之時除對標的物享有返還原物請求外，對已歸屬于買方的孳息可行使不當得利請求權;第二，孳息所有權若與原物一并保留，則原物所有權移轉之時，孳息歸屬于買受人將缺乏依據。

　　綜上所述，對于孳息所有權是否保留的問題，從爭論者的結論來看，孳息的最終歸屬在法律效果上可謂殊途同歸：若最終原物所有權不轉移，則孳息的所有權人最終還是原物所有權人，只是解釋途徑有所差異，亦即在《合同法》第163條關于孳息歸屬的規定是否適用于《合同法》第134條所規定的所有權保留的問題上學者們觀點有所分歧。

　　結語

　　本文認為《合同法》第134條所規定的所有權保留合同既然屬于買賣合同，所有權保留合同的天然孳息歸屬問題仍適用《合同法》第163條，且當事人約定優先。即在當事人有約定時從約定，若當事人沒約定時，在買受人對買賣標的物的所有權轉移的債權請求權在法律上尚能實現或交付本身即意味著所有權轉移的情況下，買受人已經取得對天然孳息的所有權。概言之，在所有權保留合同中，“動產所有權保留，天然孳息所有權移轉”。理由如下：第一，誠如前述，《合同法》第163條所規定的“交付”的最終目的亦乃轉移所有權，在所有權保留的場合，出賣人之“交付”雖然本身并不轉移所有權，但在所有權保留條件解除時即意味著轉移所有權，是故，《合同法》第134條所產生的孳息歸屬問題的解決理應適用《合同法》第163條;第二，本文對《合同法》第163條之“交付”的解釋結論意味著我國《合同法》規定的買賣合同孳息歸屬規則是對“生產主義”與“原物主義”兩種立法例合理性的一種融合，有學者就曾認為“法律規定天然孳息的歸屬，實際上就是對勞動的保護”，但事實上，無論何種勞動都離不開原物的這種物質投入，是故，唯有將兩種立法例融合，方能在孳息歸屬問題上的實質公平;第三，誠如有學者所言，“孳息歸屬于買受人，對賣方保護并無不利”，主張孳息所有權亦保留的論者所言的“在分屬雙方當事人而出賣人要求返還的時候，對原物是物權請求權，對天然孳息只能是債權請求權，這在技術上是不適宜的”并不成立，因為在所有權移轉條件并未成就的情形下，返回原物和返還孳息本即屬于兩個不同的訴請;第四，“孳息所有權若與原物一并保留，則原物所有權移轉之時，孳息歸屬于買受人將缺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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