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乎文學，劉書成給其定義：“文學是用語言塑造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1]童慶炳主編的《文藝理論教程》則說：“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是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2]而“道德是調整人們相互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所特有的，由經濟關系決定的，以善惡標準評價的，依靠人們內心信念傳統習慣和社會輿論所維系的一類社會現象”[3]文學是一種精神活動反映社會生活，而道德又普遍存在于現實生活中，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文學反映的對象。因而文學在反映社會存在時不能不受道德的影響和制約，文學在反作用于社會時也首先是感染熏陶人的道德。

　　摘要：文學與道德在社會結構中都處于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層面，它們的關系歷來就十分復雜，對其闡述也多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文強調了文學與道德有著密切的聯系，并通過從文學精神源于道德以及文學之于道德的促進與發展這兩個方面的論述，闡明了二者密不可分，雙向互補的關系。進一步強調了，只有在承認文學與道德確有聯系的前提下明辨二者間的關系，才能更好地保持住文學積極的生命力與活力。

　　關鍵詞：博士論文發表,文學,道德,關系

　　何西來總結說：這是一種雙向的互補的關系。無論對于文學還是對于道德都是重要的，而非可有可無的。[4]文學借助于道德中的善充實自身，使文學能夠直射人們內心，并且達到填補人們現實缺憾，引導靈魂崇高化的作用。道德則借助于文學的感性塑造使理性規范，且脫離了冰冷的教條約束，從而以更鮮活的形象作用于人的內心世界。作家通過情感渲染塑造出的道德完成了由“理”向“情”轉化的過程，“道德不再是平典的訓誡，而是被充分地情化了，并且裝上了想象的翅膀，活化了。一個形象化，一個情化，這就使一系列正面的道德準則、道德理想，能夠向美的界域升華，具備更易于被人們接受的美的品格。”[5]

　　一 文學精神源于道德

　　“由于作為意識形態的復雜性使得文學和社會、現實以及政治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中的基本關系就是倫理道德關系。恰恰由于透過這樣的道德關系，我們才會清楚為什么文學不是直接地作用于現實。換句話說，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間接地通過道德影響和倫理塑造來作用于現實的。”[6]文學作用于現實的意義在于表述道德，其向量關系不是單一的，而是雙向甚至多向，聯系復雜，客觀存在，不以簡單否認而改變。

　　作為一種精神現象，文學體現了作者對人生存狀態的道德關懷。他們通過文學創作來把握社會人生，并將其特有的人生態度揮灑在藝術世界里。由此，文學創作的觸發往往包含著道德動機的因素，文學的道德精神直接根源于作家的道德態度，具有某種道德訴求或道德理想。

　　徐增《而庵詩話》云：“詩品出于人品，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強調了作家道德品格對作品的決定性意義。屈原是我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偉大詩人。戰國宋玉，西漢劉安、司馬遷，東漢的班固等，確立了屈原作為一個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賢人形象。而后梁啟超把屈原的“清廉”、“忠信”，表述為具有改革政治的熱情，熱愛人民，熱愛社會，對祖國的同情和眷戀，及不愿向黑暗勢力妥協的決心。[7]以后世的評價觀之，屈原及其作品的深入人心已經大大地向我們證明了作家的道德態度是深深影響著作品的。同樣，作為眾人仰慕的陶淵明，張?《采菊亭詩引》中就贊其道：“陶靖節人品甚高，晉宋諸人所未易及，可見胸次灑落，八窗玲瓏。豈野馬游塵所能棲也。”陶淵明襟懷坦蕩、人品高尚，讀其詩“專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煩繩削而自合。”因而讀者不僅愛他的詩，更愛他的人品。

　　我們細觀文學歷史長河，很多作品都顯露作家的高尚情感，作品所描寫的人物也寄寓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道德情懷，折射出作家的博大胸襟，使文學突顯出道德的魅力和超越現實的光輝。《三國演義》中作者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滲透了道德判斷，比如諸葛亮，他清淡傲世、胸容天下、氣吞山河，忠心耿耿，集才、智、膽、忠于一身的精神;而關羽則被刻畫成忠義的化身，重然諾，守信用，始終不渝，即使白馬被擒，身在曹營，也不忘舊恩，終于復歸劉備，忠義一時無兩。再說但丁的《神曲》，寫魂游三界之事，其鼓舞人的力量就來自作者的道德體驗和對道德理想的追尋。

　　以上為我們展現了作家的道德品格，還讓我們看到了道德精神理想關注人的生存境況，關懷人與社會的關系。毫無疑問，道德作為一種內心的召喚，鋪就了我們通向彼岸的道路;作為一種前進的階石，構筑了文學特有的道德精神風貌。我們也更明確了文學的來源之一便是道德于作家的心靈發酵，進而創作使作品達到深刻影響讀者內心世界的作用。

　　二 文學之于道德的促進和發展

　　“文學從它產生的第一天起，就肩負著道德教化的任務，并且內化為重要的功能。只要文學仍然主要是寫人、寫人的社會生活和內心生活，這種功能就會如影隨形，無法擺脫。”[8]《毛詩序》云：“詩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這無疑讓我們看到文學產生的巨大的道德教化作用，即“文學以特殊的方式闡揚既有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準則，維護和強化主流價值規范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道德秩序。”[9]

　　《奧德賽》中作者荷馬高舉倫理道德之旗，描述俄底修斯和兒子不顧無數的誘惑與道德考驗，堅持自己崇高的道德目標去實現一家人對團聚的熱切期盼。很顯然，作品讓我們領悟到的是面對混亂不堪的秩序，荷馬從容地打開了一扇倫理道德之門，以此完成了俄底修斯追求家庭團聚的道德理想，同時為人們樹立了一個偉大的道德典型，起到了意義重大的教化作用。又如西方經典《圣經》，它以宗教經典故事和淺顯的道理明確人間利害，深入人心，對道德建設的影響可稱全球之最。當然，兒童文學之于兒童道德建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近年來經典、暢銷的兒童文學作品如《小王子》《哈利波特》等，在道德方面的建樹也被廣為稱贊，教與兒童智慧、勇氣、規范等社會要素的重要性，在兒童還沒進入社會熔爐之前，為其塑造了健康的價值觀。

　　時代在循序漸進地發展，倫理觀念和道德意識必然會發生變化，一些文學作品道德質量的下降也引起了人們的批評和思索，但文學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不會從根本上消失，很多作品仍一刻不停地向我們禮贊真摯感人的親情;謳歌相濡以沫的愛情;褒揚懲惡揚善的事跡;提倡互幫互助的行為。實際，在時代變化下產生作用的只是其維護的具體的道德內容而已。如國學經典《道德經》，區區五千言便玄之又玄，但數千年來國人卻從不放棄對其鉆研解讀，其真意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甚至連斷句也是各有不同，可共通的影響卻是正面的、積極的。再看以魯迅、郭沫若為代表的作家們，充當了舊道德的掘墓人，他們對封建倫理道德進行批判，深刻地揭露其“吃人”本質，抨擊了舊的道德觀念，并在此基礎上，張揚新的道德觀念和倫理價值。這表征著時代倫理精神的深刻轉換。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沒有深刻的道德批判，就沒有道德進步。又如張資平的《沖積期化石》則從一個側面傳出了積極維護人性尊嚴，追求個性解放，婚姻自由的二十世紀初期中日青年的共同心聲和時代要求。不可否認，就道德功能而言，這些都是教化作用的體現。 　　凡此種種，文學與道德顯然存在緊密的聯系。但波德萊爾、克羅齊等人都持有文學藝術與道德不相干的文藝觀。克羅齊曾說：“道德的區分根本就不能用于藝術。”[10]作家米蘭?昆德拉也提出“把道德判斷逐出小說之外。”的說法。而我們應該明確認識到這種割裂兩者之間聯系的做法是不慎完備的。“我們承認文學中的道德因素不能超過文學自身的審美本質，但我們也無法回避二者的聯系，即使再超越道德創作的作家也避免不了表現與人相關的內容，只要與人有關，就必然與道德相關。”[11]在承認與肯定它們聯系的前提下把握準確二者之間的關系，才能進一步保持住文學積極的生命力，真正好的文學作品必然是兼具藝術性與道德性的，無端剝離開任一個都會太過偏頗。與此同時，沒有包括道德建設在內的精神文明的塑造，所有的物質文明成果都將毀于一旦。文學正是解決高度的物質文明與低下的道德水準之間形成的巨大矛盾，提升公眾道德水準的有效途徑之一。■

　　注釋

　　[1]劉書成.文藝學概論[M].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7頁

　　[2]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第76頁

　　[3]羅國杰主編.倫理學名詞解釋[M].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頁

　　[4][5]何西來.論歷史轉折中的文學與道德(上)》[J].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6]馬相武.文學不能脫離道德[J].文藝報，2006年8月17日.第005版

　　[7]方銘.屈原新論[J].北京日報，2012年6月25日

　　[8]何西來.論歷史轉折中的文學與道德(上)[J].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9]劉玉平.論文學的倫理精神[J].四川師范學院學報，1997年11月第6期

　　[10]克羅齊.美學原理美學綱要[M].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213頁

　　[11]宋陽.論文學與道德的關系[J].和田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28卷第2期

　　參考文獻

　　[1]劉書成.文藝學概論[M].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5年

　　[2]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3]羅國杰主編.倫理學名詞解釋[M].人民出版社，1984年

　　[4]劉求長.文藝學問題專論[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

　　[5]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A] .魯迅全集(第9卷)[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6]唐金海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通史[M].東方出版社，2003年

　　[7]何西來.論歷史轉折中的文學與道德(上)[J].漢中師范學院學報， 1999年第2期(總第57期)

　　[8]董學文，李詠吟.重建文學與道德的新型美學關系[J].北京社會科學，2001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