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論文發表期刊推薦《短篇小說》，《短篇小說》由吉林省文聯主管主辦，國際刊號：ISSN：1003-1561；國內刊號：CN：22-1030/I。 傾訴人生百味，追憶似水流年，回味年輕時的沖動與夢想。人間真情，都市風情，鄉村故事，袖珍傳奇，真情道白，如話家常，娓娓道來。恰似一杯清茶，意境悠 遠，回味無窮。《短篇小說》是全國惟一一家專門刊發短篇小說的文學期刊。

　　摘要：《趙氏孤兒》是中國戲曲史上著名的悲劇，對該劇的現代話劇改編有多種版本。金海曙通過改編《趙氏孤兒》，對傳統的復仇價值觀提出了質疑，從一定程度上對傳統儒家思想進行了抨擊，也對現世人生的選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關鍵詞：趙氏孤兒,不復仇,價值觀

　　中國歷史上四大古典悲劇分別是：《竇娥冤》《漢宮秋》《梧桐雨》以及《趙氏孤兒》，而在傳統戲劇中，《趙氏孤兒》最為著名。1912年，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更將其稱贊為：“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在十八世紀，這部經典的悲劇曾經被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改編為《中國孤兒》，更在國際上早早的就奠定了其特殊的地位。

　　在關于趙氏孤兒的各種文學文本中，紀君祥的元雜劇是最為著名的。元雜劇《冤報冤趙氏孤兒》又被稱之為《趙氏孤兒大報仇》，在劇中，趙盾是由于晉王荒淫無道且奸臣屠岸賈獻媚進言，加上靈獒事件而不得不出逃最后自殺明志。門客程嬰為了保存趙家唯一的血脈，與公孫忤臼商議后，獻出自己的兒子，保住趙氏孤兒的命。程嬰帶著趙氏孤兒到屠岸賈府上甘愿成為門客，背了十六年的罵名。十六年后，程嬰終于告訴趙氏孤兒其身世，使得趙氏孤兒復仇成功。

　　在紀君祥的改編之中，“趙盾是忠臣，趙氏孤兒從出生開始，就肩負著復仇使命”[1]。無論是善與惡之間的對抗，還是宣揚正義的不可戰勝，這一切都是由趙氏孤兒的復仇旅途之中所得到的。程嬰與公孫忤臼的犧牲、趙氏孤兒在得知真相之時的復仇，實現了他所存在的一切意義。而無論是趙莊姬、韓厥或者是公孫忤臼與程嬰的孩子，他們死的價值，正是在趙氏孤兒的復仇之中，才得以體現與升華。

　　而對于趙氏孤兒本身而言，這種社會責任與家族血仇從其一出生就成為他的使命的同時，也成為了他的枷鎖與其冷酷性情的側寫。有學者認為，“讓趙氏孤兒從一出生就背負著深沉的復仇負擔，不僅顯示了人生的悲劇性，而且揭示了社會的殘酷性以及道德的非人性與相對性”[2]。

　　趙武的一身本事，自是從程嬰與屠岸賈所教所授，而屠岸賈對于這個繼子，也可以算得上是盡心盡力。“教的他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會”“那屠岸賈將我的孩兒十分見喜”，從文本之中，也可見屠岸賈對趙武（屠成）也是盡力的栽培。在他不知道屠岸賈是自己仇人之時，他對于屠岸賈的評價也是十分高的。“俺父親英勇誰如，我拚著個盡心兒扶助。”“我則待扶明主晉靈公，助賢臣屠岸賈”“可不道馬壯人強，父慈子孝，怕什么主憂臣辱。”而程嬰利用一個手卷對趙武講清楚他的身世之后，趙武的轉變可以說是令人目瞪口呆、瞠目結舌。“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還他九族屠”這樣類似于野蠻的話語，是對一個早上或許還尊敬親愛的義父而說，而之間并沒有絲毫的猶豫與懷疑。十六年以來的贍養教誨在一瞬間化為烏有，甚至這種仇恨比其父其祖更為強烈。我們不難發現，紀君祥在處理這樣的一個環節的時候，更像是為了復仇而復仇，為了正義而正義。趙武的所作所為看似是符合人性的，但實際上卻是泯滅人性的行為。

　　戴在趙武身上復仇的枷鎖，與其說是程嬰放置的，不如說是紀君祥放置的。正所謂知人論世，在當時漢人不如狗的年代里，這種復仇的指向其實是元代的統治者。于是趙武變得冷血，甚至于絕情，對屠岸賈的復仇，變成了人生的唯一選擇。而每個時代都有自己不同的印記，在現代社會之中，這種復仇是否是人生的唯一選擇，也被現代人所探討。

　　在2003年，金海曙重新改編了一個劇本，他以紀君祥的《趙氏孤兒》作為一個故事原型和戲劇主題，從一個嶄新的視角去解析趙武的復仇，那就是不復仇。

　　金海曙對于紀君祥的劇本有著三處較大的改動，影響到了趙武最后不復仇的結局。

　　首先是屠岸賈、趙盾與晉靈公形象的改變。趙盾二十年前在先王的授意之下殺了屠岸賈全家，將他趕到了苦寒之地，更是親手殺了屠岸賈的夫人。二十年后，新王即位，希望能夠削弱趙氏家族的勢力，于是召回了屠岸賈。在屠岸賈與趙盾你爭我奪的過程中，看似是屠岸賈揮劍出擊，實際上幕后的主使人就是晉靈公。在整部劇的最后，程嬰與屠岸賈都希望晉靈公能夠“圣裁”，可是晉靈公卻一句“這是你們的事，不是孤的事”，看似是讓屠岸賈看著辦吧，可接下來“王室凋零，沒有什么人才，這人，給孤留著”，就保住了趙武的命。而屠岸賈與程嬰二人，似乎才明白過來。殺死趙氏滿門的不僅僅是屠岸賈，更有晉靈公，而屠岸賈到這時候才發現，自己不過是晉靈公棋盤上的一顆棋子罷了。而晉靈公通過兩次手段，將兩個大家世族的權力削弱到極點，從而鞏固了自身的地位。那么在“血腥殺戮、斬草除根的政治斗爭、權勢傾軋中，趙盾與屠岸賈不是忠奸正邪斗爭的雙方代表，而是玩弄權術、借勢借力以鞏固地位、剪除異己的沖突中相互敵對卻彼此欣賞、惺惺相惜的一對”[3]，而晉靈公，則成為了雄才偉略的代言人。通過這樣的一個改編，悲劇的前提發生了一系列的置換。從正邪對立變成了權力斗爭，從奸臣殺忠臣變成了受害者殺仇人，為最后悲劇的改變埋下了一個巨大的伏筆。

　　這二人的形象從完整的“忠義之士”改變成為各有自己心中小算盤的官吏，雖然也有犧牲的悲壯，但是我們卻可以從其中看出他們的犧牲并不是那么的純粹，是有一些雜質摻于其中的。而這二人犧牲的不純粹，也使得劇本中的悲劇意味發生了一定的改變，從被奸人所害的悲憤轉化為了殘酷政治斗爭下的無奈，使得最后趙武的選擇增添了更多的邏輯性。

　　其次是趙朔戲份的改變。在紀本中，趙朔的戲份不多，只是在趙武出生之前有過出場，為趙武取名，更將趙武定義為趙氏孤兒，從名字上希望他能為家族報仇雪恨，在嬰兒尚未出生之時便增添了悲壯氛圍。而在金本之中，趙朔卻成為了趙屠兩家正面對立的導火索。趙朔押解鋤麑去屠府，被顧候阻攔不讓見屠岸賈，爭斗間無意傷了被封了官的西域靈獒。趙盾打了趙朔一頓后將其送往屠府，提彌明不服，率領驍騎營包圍屠府，拉開了決戰的序幕。在金本之中，趙朔被刻畫成了一個心胸狹窄、毫無城府、不懂隱忍、囂張跋扈的紈绔子弟。正是因為趙朔的自作主張，才使得屠岸賈有機會對趙家下手。如果說，二十年前的故事和晉靈公的暗示是趙屠兩家爭斗的根本原因，那么趙朔的無知則是趙屠兩家正面展開廝殺的直接原因。趙朔的形象看似只是一個人的形象，卻可以看出作者在其背后所暗指的事物。在二十年間，趙家“始終占有政治上的優越地位”，也使得趙家開始飛揚跋扈，不可一世，這也就是晉靈公要對趙家下手的原因。趙家之所以還能夠在朝堂上占有一席之地，完全是靠著趙盾的政治資本與政治盟友，而趙家的下一代則已經垮了。可以說，趙朔的形象，是趙家的一個縮影，而這種一代不如一代的隱喻，則是為趙武失去了最后的血性，做了一個隱秘的鋪墊。

　　而金海曙對于“趙氏孤兒”進行的最大的改編，也是人們所爭議最大的部分則是趙武的不復仇。在戲的結尾，西域靈獒老死，而屠岸賈也在晉靈公的猜忌下準備加封鎮國公。屠岸賈從趙武（屠勃/程勃）的名字中，似乎發現了什么。在趙武詢問程嬰的過程中，程嬰終于忍不住告訴了趙武他全家是被屠岸賈殺死的事實，并希望趙武去報仇。趙武起初并不相信，可最終相信了以后，卻不愿意報仇，稱“我不認賬”“不管有多少條人命，它跟我也沒有關系”。最終，在真相大白之后，晉靈公喜出望外，將趙武帶回宮中，程嬰也被顧候所殺，只留下屠岸賈呆滯在臺上，任憑大雨沖刷。

　　趙武最終放棄了上一輩人們的恩怨情仇，選擇了一條自己的路，這是一條自由的路，也是一條無奈的路。在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有權利自由的選擇個體的生活，而并不是像傳統社會的儒家文化思想之中，只能追隨父輩所安排的道路前行。屠岸賈養育了趙武十六年，對他像對待自己的親身骨肉；十六年來養尊處優的生活，與上輩的恩怨毫無瓜葛，甚至能夠在屠岸賈死后繼承爵位，趙武憑什么要向屠岸賈報仇。如果趙武報了仇，那這十六年屠岸賈對趙武的恩情，又如何來報答呢？“它跟我也沒有關系”這不僅僅是趙武被可怕的現實所壓垮之后所尋求的托詞，更是他對于人生道路上面臨選擇時的回避。他不愿意去接受上輩留下的遺產，更不愿手持利刃面對養育了他十六年的義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趙武是有人情味兒的，至少他懂的感恩。“爹，您是我爹。屠太尉養育了我十六年，他也是我爹”。當程嬰怒斥他“認賊作父”之時，程嬰自己卻沒有想到，這一切恰恰是他造成的。程嬰為了選擇對屠岸賈最為殘忍的報復，而選擇讓他“認賊作父”。而讓趙武所崩潰的，恰恰是血海深仇、養育之恩之間的無止境的沖突。這多重的原因給了他一個最為理智卻也最為無奈的答案，“它跟我也沒有關系”。

　　“舊時的一切后果要新成長起來的‘趙氏孤兒’一人承擔，在客觀上對個人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力量形成了一個不容回避的質疑。”[4]在當下社會，新生的個體生命在面對抉擇的時候，面臨人生的兩難境地之時，新舊的兩種人生觀與價值觀總是給人生的選擇帶來更多的艱難。這不僅僅是對于趙武的疑問，更是作者面對當下社會而發出的疑問。

　　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中，作者面對相同的母題，會有不同的敘述方式與構思模式，而兩相對比才可以體會到時代的差異與文化的推演。在紀君祥創作《趙氏孤兒》的時代中，漢人的國土被蒙古人所占領，而與此同時，元代統治者將統治區域內部按照種族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漢人與南人受到了極為不公平的待遇，激化了民族矛盾與社會矛盾。而紀君祥作為劇作家，緊抓時代的特色，肯定自我犧牲與向邪惡斗爭的精神，將矛頭對準異族統治者，旨在維護正統、反元復宋。屠岸賈的形象是影射當時的元代統治者，嗜殺暴虐，而在斗爭之中，趙武的個性是劇作者希望的，劇作者希望出現一個像趙武一樣，武力高強，更有決心恢復漢室的領導者。而作為一個造反的領導者，冷血、無情是必要的條件之一，所以趙武的性格才被如此塑造。同時，紀君祥也描繪了一個反抗的過程，先是如程嬰獻子一般的犧牲，接著是長時間的隱忍、積蓄力量，最后就是一場偉大的復仇。這是紀君祥所希望的，也是當時民眾的普遍愿望。

　　而金海曙身處的時代與紀君祥不同，自然在劇本之中添加的元素也就大相徑庭。相對于紀君祥的時代，金海曙身處的中國現代社會中，民族矛盾與社會矛盾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移。民族融合一步步加強，漢民族也重新恢復了大體上的統治地位，民族矛盾已經轉化為中華民族統一與西方意圖分裂的矛盾。而在元代的社會矛盾大體上是由于民族矛盾演變而來，而當今中國的社會矛盾更多的是民眾道德品質與意識形態的矛盾。在當今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已經在五四、文革等活動中消失殆盡，而新道德卻尚未建立起來，整個社會道德層面顯得尤為混亂。中國人在富起來之后，如何智起來是一個新的命題。傳統儒家倡導的忠孝，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如何詮釋；面對子從父業與父債子還，子輩的新生命是否能夠擁有自己的選擇權；生命的平等與奉獻犧牲之間，是否依舊是如同舊時代一樣的關系。這些問題金海曙都將自己的思考融入劇本的創作之中，并大膽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觀點。

　　從勇猛卻冷血的反叛者的代言人，到理智卻無奈的新中國人的代表，趙武形象的改變不僅僅是文學藝術上的改變，更是時代的印記。

　　參考文獻：

　　[1]劉玉.論“趙氏孤兒”故事演變及其文化意義[J]．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2（6）：31-34．

　　[2]劉家思.復仇母題的現代性置換——論林版《趙氏孤兒》的審美特征[J].四川戲劇，2004（2）：35-37．

　　[3]吳戈.《趙氏孤兒》的文化改寫：古代/當代/中國/外國[J]．上海戲劇學院學報，2004（3）：12-24．

　　[4]劉雅.“非常時期”的戲劇舉動——話劇《趙氏孤兒》走上舞臺[J]．上海戲劇，2003（6）：27-28．

　　[5]子衿.孤兒可以不復仇的三個理由[J]．藝術評論，2003（1）：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