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歷史上，中國譜牒編修的內容體例不斷豐富、系統化，編修主體漸趨平民化。通過對譜牒編撰歷史的回顧及對譜牒文本的分析，文章認為可以將支持國人不間斷修譜的動因歸納為祖先崇拜和孝德思想，歷史意識和文化自覺，現實需要，憂患意識和夷夏觀念。譜牒編修行為及其背后的動因體現著宗族自適性，即宗族為了自身安全，趨利避害，調整自我特性以應對不斷變革的制度。

　　〔關鍵詞〕 譜牒 動因 宗族 自適性

　　1 引言

　　‘譜牒是記錄族人世系生平、家族歷史淵源的文獻典籍，編修歷史可以追溯到華夏民族始有文字記憶的商周時期。雖然譜牒的形態、功用、體例在歷史上屢有變化，但由于伴隨親族存在，縱使災害、戰亂、王朝更迭，其編修也少有中斷。這期間究竟是怎樣的動力支撐國人堅持修譜?對此，我們有必要回溯譜牒編修歷史，在譜牒的字里行間，探求譜牒編修這一行為和意識背后所蘊含的意義和意向，亦即修譜的動因。

　　2 譜牒編修歷史

　　譜牒隨宗族產生，為宗族所有，研究譜牒必然不能回避宗族問題。宗族，按《白虎通義》解釋，宗者，尊也，為先祖主也，族者，湊也，聚也。血緣和地緣要素加上“紀理族人”“生相親愛，死相哀痛”等功能要素，基本上勾勒出宗族的輪廓。錢杭進一步揭示了世系在宗族構建及宗族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決定宗族存在與否，支撐宗族架構的基本要素，既不是血緣關系，也不是組織和功能，而是世系關系”[1]。前宗族時代，有聚居而無世系;宗族定型后，因外部制度環境變革及自身世系規模變化，經歷了不同階段，但在漫長的發展史中，世系始終是一切宗族活動展開的基本依據，這些活動無不以實現宗族理想、功能為目的。這是梳理譜牒編修歷史的依歸。宗族由原始氏族發展而來，因缺乏足夠的歷史文獻和出土資料，我國商周以前還屬于傳說時代，至殷商始有文字可考，才得以對宗族情況進行粗略描述。當今學界普遍認為商代宗族已初步成形，但尚有氏族遺意。《冊府元龜》稱，“結繩之初，樸略茫昧，莫獲而詳。書契之后，辨姓授氏，可得而記。太昊之前，譜牒蓋闕;帝鴻之后，世緒具存”[2]。據調查，我國個別少數民族至今仍有口傳和結繩形式的“譜牒”[3]，但它們是否能夠完全清晰地表達世系仍有爭議。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最古老的譜牒由甲骨文寫成。殷墟已出土的 15 萬片甲骨中不僅有記述世系的對先公先王“周祭”“選祭”的卜辭，還有首見于《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序號 1506)這樣的記錄 11 世族人的甲骨家譜 [4]。這表明，殷商王室成員和顯貴家族已有意地記錄世系，雖大部分出于祭祀之需，且記述不夠完整，但“已啟譜牒的形式”[5]。周人代商，立子立嫡，衍生出完備的宗法，完全擺脫了氏族組織的痕跡。簡單說來，宗法制以“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6] 原則認定宗子，以宗子統族人、以兄統弟。結合分封制，族權與政權、宗統與君統在某種程度上的重合，血緣世系與政治、文化特權掛鉤，封建子弟，世卿世祿。同時，周人建立了與之配套的文教制度。中央王朝有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此職后為歷朝沿襲，掌親屬，敘九族，另有小史“奠系世，辨昭穆”[7]。此處系世便是《史記》所取資的《帝系》《世本》等譜牒文本，落實到實物，則為已見于商末的青銅譜牒大量增加，出現如微氏家族“墻盤”一樣的不單有世系，還有人物事跡的系譜。值得一提的是，世系“昭明德而廢幽昏”[7]1865，后世所宣揚的譜牒教化功能在此時已見端倪，對先世稱美而不稱惡的記述原則，也被后世修譜者所取法。

　　春秋之世，周王朝借以維持整個宗族天下的禮樂開始崩塌，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宗法秩序遭到破壞。降及戰國，血緣關系的疏遠，對利益的追逐，使得諸侯間的相互攻伐頻繁劇烈起來，嚴重摧毀了原有的社會結構，血緣宗法社會逐漸向地緣政治社會轉變 [8]。秦漢一統，編戶齊民，雖郡縣與分封并行，歷史不可阻擋地進入了中央集權的平民社會。因封侯拜將崛起形成的世家大族成為一股新興力量，持續地參與政治中。大宗法因失去其賴以生存的政治土壤，只能存在于儒者的討論和理想中，但百世不遷的原則卻成為中國宗族向往的狀態，足以牢籠百代。宗族向小宗法過渡和發展，家族私修、專記自身世系的譜牒隨之產生形成 [9]。曹魏政權為革除兩漢以來察舉制積累的弊端，籠絡人才，開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原則上以個人行狀為主，家世次之，權分九品。入晉以后，轉而不重才能，僅以家世門戶為重，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僑姓”“吳姓”“郡姓”“虜姓”幾大姓氏集團即按照門戶等級區分士庶的典型，以此進行利益再分配。至此，世系及記錄世系的譜牒成為銓選、婚姻的依據。為保證真實性，此時譜牒以官修為主，多為通國譜和州郡譜，私修譜牒“亦上于官，有郎令掌之”[10]。譜牒作為族姓檔案在現實生活中發揮著憑證和管理作用，專門的譜牒之學蔚然興起。九品中正制在隋末唐初幾度興廢后，以唐太宗貞觀初年為斷限 [11]，最終退出歷史舞臺�？婆e制成熟，在一定程度上為寒門庶族敞開了政權大門。由于社會風俗的慣性仍以門望相尚，同時出于鞏固皇族及關隴貴族利益的考慮，太宗朝開展了《氏族志》編修活動，通過“崇重今朝冠冕”，改變以往衡量族性等級的標準，“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12]。其后根據宗族政治勢力盛衰，高宗、中宗朝遞有編修，唐代成為最后一個官方編修譜牒的朝代�？梢哉f，隋唐譜牒之風為南北朝余緒，但此時，因重世族的風尚，私家修譜隨之興盛。《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唐代譜牒絕大部分即屬于私修性質。宋朝以文立國，科舉制成熟完備，已如汪洙“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言，以寒素起家，由科第取朱紫的士人比比皆是，士庶的流動加速。原官修姓望氏族譜在唐季五代戰火中散佚，伴隨著世族豪門勢力的衰亡，已無重修必要，取而代之的是士大夫階層私修家譜，這種包括表、志、圖、紀、例等內容的譜牒成為后世家譜的主流。社會安定、宗族繁衍、政府倡導是此時期譜牒興盛的原因;歐陽修、蘇洵等文壇宿老從事譜牒編修、體例創制，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則提升了譜牒的質量與數量。元代譜牒編修仍以私修為主，沿著宋朝私修家譜的軌道繼續向前發展，不同的是元朝譜牒根據收族需要對宋代小宗法“五世則遷”原則有所調整，在世系關系上追溯更久遠的年代。

　　明清時期，譜牒編修迎來了高潮，數量急劇增長，內容不斷豐富，體例更加完善，宗旨更加明確。根據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譜牒，這一階段譜牒編修已經相當成熟，體例內容主要有誥敕、譜序、譜例、姓氏源流、列傳、家訓、墳地圖等，漸至明中期出現的祠堂、祠產等宗族集體財產，以及與之有關的田產屋基買賣契約、官府判決書等也記錄進來。同時，隨著家族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規模宏大，往往匯集若干同姓宗族或支派的會通譜、統宗譜也出現了，不少譜牒在追溯先世時采用大宗法形式，將世系追溯到受姓之始，連綿不絕以至于當世。譜牒編修歷史呈現兩大規律：其一，內容體例的豐富化系統化。從最初零星簡單的記錄，發展為連貫翔實的記載，從只有世系著錄，發展為列傳、族規、家訓等內容無所不包，全面記錄家族的興衰歷史及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二，編修主體的平民化。根據政權與族權的關系，我國的宗族發展經歷了周以前兩權合一時期，秦漢至隋唐的兩權分離時期，至第三期，宋元明清集權加強，家族完全受制于政府，與之對應，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分別是貴族、世族、衿紳平民;與此關系嬗變相一致，譜牒的編修由官修為主轉變為私修為主，從最初僅為王室貴族所有，漸次發展成為世族所有、為士大夫所有、為一般平民家族所有。

　　3 譜牒編修動因

　　3.1 祖先崇拜和孝德思想

　　祖先崇拜始自蒙昧時代的圖騰崇拜和鬼神信仰。原始氏族畫圖騰以別部落，事鬼神以求福佑，神秘的自然力成為氏族成員共同的精神支柱，如商人尚鬼，每事必問。隨著理性思維的發展，人們開始有意識地找尋現實中的祖先并產生了崇拜的情感和儀式，從而“增強與維持同一宗族的團結性，期求本宗親屬的繁殖和福祉”[13]。在此過程中奇跡傳說被保存或虛構，后世帝王無不將受姓源流推究到遠古帝系乃至神話人物，以此賦予政權神圣感和合法性;現在所能見到的很多譜牒也采取了類似做法，將源頭追溯至上古受姓之始，以崇隆家族歷史。商代祭祀占卜而留下的大量甲骨譜牒，商周頌美先祖的青銅譜牒以及《詩經》 《尚書》等先秦典籍中很多篇章就是在這樣一種樸素且真摯的祖先崇拜之情中記錄下來。

　　近乎宗教情感的祖先崇拜在西周宗法完善后衍生出孝德思想，具有了宗法性和道德性。孝德思想為儒家接受和發揚，提出“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14]。如李澤厚所言，孔子不是把作為宗教三要素的人的情感、觀念、儀式引向外在的崇拜對象或神秘境界，而是把這三者引導和消溶在以親子血緣為基礎的世間關系和現實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導向異化了的神學大廈和偶像符號，將其抒發和滿足在日常心理 - 倫理和社會人生中 [15]，這成就了中華民族的實踐理性。“孝”在歷史生活中的最終落腳點不在“天”和“地”，而在“民”和“行”，祖先崇拜、孝心孝德被消解在肌膚之親、日用之間。孝為立國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無不循道而行;譜牒作為對先祖的追念和對血脈的記錄，其編修就具有了盡孝的意義，“不修譜謂之不孝”“人家三代不修譜，則為不孝”，類似之言常見于譜牒家規。

　　3.2 歷史意識和文化自覺

　　中國有悠久的史學傳統。遠古時期，雖無完備的史學理論，卻已注重史料保存和歷史編纂，較其他民族更早地進入了成文歷史時代。“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于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16]。以之為濫觴，整個中國歷史都有一以貫之的史官制度，并形成了以藏往知來為目的的史官文化——“史以明政教，彰世變，非專為存人也”“凡英雄宗教物質社會依時代之演變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歸之于人之理性”[17]。歷史意識使得中國人自覺地把歷史作為一種必需品來持續書寫更新。在商周至南北朝時期，政權與族權或多或少地重合，家族世系的歷史書寫自有國家層面進行。隋唐以后，這種官方行為漸趨消失。而史書編錄有嚴格標準，茍非功勛顯著則正史略而不錄，“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于是宗族開始自行保存本族歷史。文化自覺與文化價值取向，決定了譜牒編修內容、體例和功能。譜牒不僅記載世系，也記載重要人物的嘉言懿行，串聯整個家族的發展軌跡。宋元時期即有人將譜牒比擬為正史，得到普遍認同。如程氏宗譜所敘，“家之有譜，無異國之有史也，而亦與史異者，蓋史則揚清激濁，褒貶綦嚴，而譜則沿流溯源，搜羅殆遍，非瑣也”[18];亦如歐陽氏譜序所言，“譜則以記生死，序昭穆，知尊卑，別親疏，以傳教于后昆也，故譜為一族不可無猶史為一國不可少矣”[19]。他們均以修史之意志進行譜牒編修，并同正史一樣突出了嘉顯懼廢的教化功能。當然，有歷史意識并不等同于有史識、史德，也并非所有家族在編修譜牒時，都能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維護歷史真實性。如蕭江家族譜牒曾誤以漢人蕭望之為先世，史學家歐陽修在編修自己家族譜牒時采取了隱諱手法;有些宗族編修譜牒時會采用美化，甚至是造假、捏造事實的手段來提升家族名望，虛構家族歷史，如章學誠譏評的“李必隴西，劉必沛國，但求資望，不問從來，則有譜之弊，不如無譜”[20]。

　　3.3 現實需要

　　現實需要是譜牒編修的直接動力。鄭樵曾指出，唐以上譜牒一用于選舉，一用于婚嫁，宋以后二用俱廢 [21]。譜牒編修歷史的梳理過程中實際上也伏藏著功能嬗變這一暗線，其變化與宗族同外在制度環境關系演進相關。周代以前貴族作為政權支柱，其存在即是政權的存在;宋元以前統治者依靠世族進行政治治理，世族甚至對君主有某種抗衡力量。在這兩個時期，宗族在政權中的自然參與度極高，身份特權關系王侯嗣位、官吏銓選，連婚姻也多在等級內進行。這種現實需要推動了依姓望高低排列、體現等級次序的譜牒編修，用以管理族人。宋元以后，族權再無力抗衡皇權�；首逡酝�，普通宗族的政治和經濟利益逐漸與血緣身份相剝離，家族興衰加劇。這一時期私家譜牒的興盛，不單是新興士大夫階層發思古之幽情，更是對恢復宗法制討論的回應和嘗試，以求構建一種可以長久維持的“世家”。即張載所謂“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后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因此，“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22]。通過譜牒編修，世系確認，來確保宗族榮辱與共、福禍同擔。同時，通過寫入譜牒內的族規、家訓等對族人進行適應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教育。明清之后，宗族演變出祠堂族長制，在皇權允許下，從事民間自治，實行自教養。譜牒亦成為宗族管理權力的現實保障和精神象征，有宗有族，有譜有人，族人若是違反族規或不服管理，將被剝奪入祠、上譜的權利，譜牒無疑是族權維護的利器。但為人津津樂道的所謂教化、懲戒功能，多是譜牒研究者后來賦予的，對于普通族人來說，其內容的重要性，遠不及編撰族譜活動所體現的宗族一體化及其他象征意義 [23]。譜牒的編修需要全族老少同心協力參與，持續編修譜牒也使族人不斷回顧歷史，譜成之后進行熱鬧莊重的散譜，這些“集義”過程，通過儀式深入族人內心，從而生發族人的道德感和存在感，增強宗族凝聚力。所謂“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24]，譜牒編修恰合乎了儒家的禮制思想，由外而內，化性起偽，習與性成，用實際行動落實情感。

　　3.4 憂患意識和夷夏觀念

　　促使宗族不斷修譜的另一直接動因是貫穿于整個宗族存在過程之中的憂患意識。宗族本身是一個動態穩定的社群，世系規模不斷擴大，進行分房或是遷徙，每隔一段時間人口發生變化。以三十年為一代，“人世生育婚嫁沒葬等事瑣跡紛，在三十年中尚能朗然于心”[25]。三十年后，老者彌老，新者方生，人事代謝，若不修譜，則老一輩的資料無所稽，新一輩無所歸，宗族也有渙散之虞。故此，宗族會自覺啟動修譜計劃，如黃岡宋氏家族譜牒分別于 1860 年、1887 年、1915 年二修、三修和四修，前后間隔不超過三十年。若說上述憂患僅源于宗族內部變化的話，那么當外部環境發生大動蕩時，這種憂患意識將被放大，進而衍生出對家國民族的憂患。它是《春秋》“大一統”“謹夷夏之防” 思想的延續和發展。國家戰亂、社會動蕩或是王朝更迭之后，宗族會盡力克服困難著手譜牒編修，以收合族人。從歷史上來看，南北朝譜牒的興盛很大原因就在于此，“自五胡亂華，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臺之子孫，混為一區，不可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于世也歟”[26]。元朝華夷雜處和嚴苛的政治統治，同樣導致了修譜之風的盛行。放眼近現代，列強環伺，天朝上國的迷夢破碎，自我為中心的天下主義遭遇挫折，民族主義趁勢而起。此時的“夷夏”發展為西方和東方文明、先進的歐美民族和落后的中華民族，夷夏之防也就演變為愛國保種、救亡圖存的運動，催生了大量譜牒。如胡氏宗譜所寫，“當此群雄角逐、虎視眈眈、爭相吞噬之惡世界，若一群之內勢如散沙，無道以為立國合群之要素，相維相系，相友相助，互保生存以抵抗外來之侵略，將見強鄰狡啟，封疆日削，國且不國，種姓焉托……年來吾華民族從事修譜者項背相望，大都激于敬之忱，人窮反本，久蟄思奮意者，民族復興之朕兆乎”[27];續修于 1944 年的戴氏宗譜也表明了相似用意，“今者時局日非，強鄰逼處。吾鄉之族無巨細，咸亟亟以修譜為務，蓋譜所以聯家族合群志也，國勢之盛衰強弱，必視乎家族之團結堅固與否”[28]。

　　4 宗族的自適性

　　宗族自誕生以來，經歷了不同階段，但均為專制制度下的繼續。狹義的宗法制雖在戰國后消滅，卻影響了宗族幾千年的發展。宗族為爭取生存空間，趨利避害，調整自我特性以應對不斷變革的制度。這種類似于生物或程序的、能修正自身特性以適應對象動態變化或擾動的特性，就是自適性。雖然它無可避免地存在滯后性，但不能否認正是因為這種自適性，宗族才得以生存。譜牒編修行為及其背后的動因或可作為此自適性的客觀表現。宗族發展史上，唐宋之間為一大變革，宋以前有世族，宋以后宗族開始平民化。宋代理學誕生，其核心的倫理道德強調三綱五常，因對維護以擬制血親形式形成的君臣子民“家天下”有積極作用，很快成為王朝的主流意識形態。自然，家族在編修家譜時，也就自覺地宣揚和實踐這些思想。同時，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在實踐中，又被宗族在“齊家”之后加上“化鄉”，在整個社會建立起一種包括士大夫在內的自律性秩序 [29]。通過譜牒編修收入的圣諭、族規，莊嚴其事，既用正面例子鼓勵族人向善，也對違反族規的行為作出懲罰，“愿吾族父兄者朝夕講明此義，使婦孺共聞知，其上遵國法，下守家規，循循于規范之中同歸良善”[30]。這一切的出發點都是為了維護家族自身的榮譽、穩定和安全，順從現實政治環境。

　　辛亥革命，帝制解體，對宗族而言可算是天翻地覆的變化。西方思潮傳入，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相繼開展，啟迪國人重新思考傳統。宗族制度對人的個性壓制和在文化上的保守僵化，受到猛烈批判。在今天看來，這種批判因對宗族基本規范的誤解而略有過界，在當時對宗族具有顛覆性影響。在國家對待宗族的問題上，有主張改造宗族，將人的團結力從宗族擴展到國族者 [31] ;有承認宗族合法性，改革其宗法性，借助家族推行縣政、地方自治和社會建設者 [32]。而宗族自有想法，周氏家族稱“晚近人心浮薄，厭故喜新，稗販歐西糟粕，競以摧毀家族制度為能”，黃氏宗族認為“事變紛紜，政事日出，方今共和成立，皆以收族保種為言，誠以族大則其勢甚大，他族不得而侵之，種強則其權自強，異種不得而奪之，故雖議共和，我大漢一族與滿族、蒙族、回族、藏族不相侵害，要自以收族為長”[33]。總之，認為家族主義將進于國家主義。當然，有不少宗族積極地進行自我調整以適應社會改良，如彭氏宗族主動革除舊社會的種種不良規定，聲明“奠定民族基礎以適應時代文明，以掃除偏狹之觀念、陳腐之習慣”“天下為公漸及大同世界”[34]。

　　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時期以宗法家族代表封建“四權”之一的族權，在根據地采取“建立新型婚姻家庭關系、改革舊式繼承制度、鏟除宗族經濟基礎”等措施，摧毀宗族制度，建立社會新秩序 [35]。新中國成立后，不少宗族或持觀望態度，“戊子歲闔族倡議五修，均表同情，是于己丑歲付之于梓矣，至庚寅輟停者，適時務之渙新，散而弗聚，聚而弗能，此政治改革之所致也”[36] ;或主動適應新社會，變更紀年，革除封建思想。但隨后的極“左”思潮，對宗族及譜牒不加辨析，一概斥為封建糟粕，使得大陸宗族基本停止了活動。上世紀 90 年代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政策環境的放松，潛伏的宗族意識再次浮現，最終掀起了一場編修家譜、建立宗祠、開展聯宗的熱潮。在這場活動中，宗族自覺地同新時代精神相結合，努力擺脫傳統宗族活動給人的不良印象，支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樹立了遵守法令、建設家鄉等新思想。有觀點認為，當生產力極大發展，且人作為家族成員的意識被作為國家公民的意識完全代替時，傳統宗族關系就會自然消失。這無疑需要很長時間。只要農村生產力沒有完全解放，聚族而居的大結構沒有改變，人們的宗族親情意識沒有消失，宗族也就不會消失。不過在后宗族時代，有世系而無聚居。未來宗族可能利用信息通信技術實現異地異時的宗族活動，譜牒編修也將從傳統的、集體的、鄉村社會的配套儀式變成個人的、存在于城市和網絡空間的孤立的儀式 [37]。譜牒在新時期的形式與內容將更加豐富，超越傳統譜牒，發揮對宗族歷史和親人生活的記錄作用。屆時人們編修譜牒的動因將會更加純粹，即出于歷史文化的需要和自身歸屬的追尋。

　　5 結語

　　宗族能在中國存續千年直到如今，有其合理性。包括譜牒編修在內的宗族活動所表現出來的互助精神和親情認同，以及對自身歷史感、歸屬感和道德感的追求，不僅是宗族文化，也是中華數千年文明的寶貴財富，它植根于中國歷史傳統和當代社會之中。譜牒編修由來已久，并將持續下去，其動因可以歸結為精神需求和現實需要。在當今社會，譜牒編修將會增添面向現實和未來的歷史記憶訴求，譜牒本身也將體現現代人倫思想和對社會功能的挖掘。針對這一情況，圖情檔等文獻機構在收集古籍家譜的同時，應積極開發館藏家譜資源，提供咨詢和利用服務，從而參與到家庭、家族、社會的記憶建構活動中，實現從館藏小文本向社會大文本的拓展。(來稿時間：2018 年 7 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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