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段塵封的歷史，一部小說的解密，還原了當時匪患成災的事實。作為文學的《匪首王海山》，有著這樣的評價，即文本意義的長與短;敘事策略的長與短;審美性上的長與短;社會價值的長與短。一部有著審美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作品。

　　關鍵詞：核心期刊論文,歷史小說,審美價值,社會價值

　　譚繼芳先生，執教一生，在他七十二歲高齡之際完成了二十余萬字的長篇小說《匪首王海山》(華夏出版社，2009)，其執著于文學的精神令人欽佩。這不僅給他多姿多彩的教師生涯再添了一幅厚重的圖畫，更為寶雞學界奉獻了一株意味綿長的文學之花。

　　嚴格來講，《匪首王海山》是一部歷史紀實小說，說的是民國初年寶雞八魚原姚家溝王海山從匪的故事。全書以王海山從匪后的一系列匪事活動為主線，以群匪盤踞地八魚城堡為故事展開點，從陜甘兩省民國政府、軍隊剿匪與匪患對決的較為廣闊的背景上，敘述了匪首王海山隨著勢力的不斷壯大，威懾西府五縣及寶雞方圓七區三十多個村莊，成為獨霸一方的土皇帝的行匪過程。作者以豐富的史料揭露了作為匪首的王海山，擁兵自重，武裝匪兵編制四個營，總數竟達一千六百余人。小說描述他們對抗政府，搶劫財物，蹂躪婦女，綁票索金，草菅人命，濫殺無辜，威脅善良農民為匪，甚至動用酷刑，以殘酷的手段魚肉鄉里的歷史史實。武裝土匪們多年來流寇式的活動，所到之處百姓談匪色變。1934年，在西府五縣(寶雞、鳳翔、岐山、扶風、麟游)萬民請命和呼吁下，陜西省主席清醒地認識到匪首王海山不僅擾亂西府五縣不寧，還會直接威脅到省城西安，于是調集十七路軍兩個團和五縣民團聯合剿匪。民國二十三年，匪首王海山終于被軍隊和民團擊斃，年三十二歲。這個橫行陜甘兩省作惡達七年的匪首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為完成這一寶雞民國初年匪患歷史的文學記錄，譚繼芳先生查閱了大量的文史資料，從民間搜羅了關于王海山離奇的罪惡事實，其創作動力如他所言“責無旁貸地把民國初年百姓飽受土匪禍亂之苦的史料演變為小說，使讀者看后自然痛恨萬惡的舊社會，從而熱愛新社會”(見前言)。作者所言樸素而又感動，一位老人的文學情懷和還原歷史的可貴精神，不正是當下倡導正能量社會意識的彰顯嗎!作為從事文學批評的筆者，本著關注本地文學創作之責，就有必要對譚繼芳先生的辛勞之作做如下評說和判斷。

　　一、《匪首王海山》文本意義的長與短 《匪首王海山》是一部典型的民間匪事小說文本，即寶雞民國初年一部真實的匪事事象生活的記錄。這類小說文本，從陜西文學創作的題材類向看，已形成了一組“秦地匪事文學”板塊，如賈平凹匪事系列《白浪》《五魁》，孫見喜《山匪》《關中男人》《關中女人》《關中匪事》《雙旗鎮刀客》，以及紅柯《西去的騎手》等等。譚繼芳先生的《匪首王海山》無疑是近年來這種匪事小說的再一蟬聯。有道是秦州自古帝王州，官匪兵家常爭地。由此，《匪首王海山》在寶雞文壇的問世，其地域故事凸顯的現實意義、歷史史實再現的價值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匪首王海山》既然界定為歷史小說，那么，從20世紀末文學史背景考察，這類小說又歸屬于“新歷史小說”范疇。上世紀80年代中期由作家二月河“清代帝王系列”小說引發至今，其創作依然沿著古代新歷史小說、近代新歷史小說兩條線延展，其小說文本多被轉換為影視文學而被搬上銀幕，廣為傳播。由于這一小說敘事所帶來的新視角、新故事、新框架、新人物、新結局，全然一個“新”字的表里，加之作家們新的歷史觀的深度介入，一時間新清官劇、新匪事劇、新公案劇等等熱播連連，熱評潮起。究其因，這類小說摒棄了前歷史小說過多的意識形態色彩，是作家們用文學重構歷史的一種小說，即個體對歷史的重新書寫。描寫主體也多樣化、民間化，人物各異邊緣化，反映了一個民間群類的社會世相。因此，這類新歷史小說就具有耐讀耐嚼的民間意味的情感魅力。《匪首王海山》就文本意義的簡單界定，屬于這類小說的范疇，若從“個體對歷史的重新書寫”這一文本意義的特質衡量，還差些火候，仍然局限在一個故事的敘述、一段史實的復現，缺少對這段歷史、歷史人物重新書寫的力度。這即文本意義的長與短。

　　二、敘事策略的長與短 《匪首王海山》是一部小說，是作者在對寶雞民國初年王海山行匪事象調查研究后，以文學的方式、手段所轉換的一部文學作品，這就涉及到一個文學的敘事策略問題。很明顯，《匪首王海山》的成書，作者采用的是民間原生態寫作策略。從人物、事件、環境、故事發生地等并未予以過多的典型化、概括化，或者提升為形而上的意識形態化層面，而是更多的以翔實、豐富的史料予以紀實性書寫，體現了原生態敘事的最大真實化與寫實性。這一堅持民間立場的寫作策略，無疑給讀者提供了民國初年橫跨陜甘兩省，禍及西府五縣，令后輩世人震驚的當地匪患成災的一幅活生生的歷史圖畫。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特定時期匪事歷史情境的生活還原，其創作意圖顯然達到了，作為特定時期一樁匪事的歷史遺存，其史料價值也達到了。

　　但是，《匪首王海山》畢竟是小說文本，而非歷史教科書。在作者運用原生態敘事策略的同時，應該隱含創作主體對描寫對象所持有的一種傾向，即價值判斷。所以，在敘事策略的背后，我們看到和感到的僅僅是匪事行徑的平面化紀實，作者傾向較為模糊，價值判斷也有些弱化，重新書寫意味顯然不夠。文學需要對生活的重新書寫，這也是當前文學創作中普遍所缺失的，而思想、精神、意義、價值往往被一堆故事所淹沒。我們應該琢磨作家賈平凹的匪事小說，如對男匪們陽剛俠氣的描寫，對女匪們秀婉柔懷人性化的贊美，這樣的描寫意在改寫和顛覆“匪”的舊有概念，其文本意義是重大的。從人類學視域看，所謂“匪”，雖是匪，但首先是人。既為人，也就免不了匪性與人性因素的諸多膠著膠拌。而事實上，往往匪的某些壯舉使世人震撼、欽佩，人的一些卑瑣倒使人嘆失、灰喪，這在生活中是常有的事。所以，賈平凹筆下的五魁，《天下無賊》中的王薄、王麗，這些人物都是作家對歷史重新書寫的結果，對所謂“匪”“賊”重新認知的思考，因而使其作品的表現很有價值力度，以至成為匪事文學中的經典。《匪首王海山》，在敘事策略上之短也就在此處。這就是敘事策略的長與短。 　　三、審美性上的長與短 作為具有濃厚色彩的民

　　間敘事小說《匪首王海山》，因其文本性質而言，應有的審美性特征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因為美在民間，文學又必須是審美的。從這一層面看，《匪首王海山》有以下審美之長。如小說描寫寶雞民國初年社會環境的諸多筆墨，有著對那時那景那情的浮現回味;匪首王海山匪性匪行的還原描寫，有著對一個已逝的、使當地人噩夢中惡魔的鞭笞意味;百姓面對匪患成災的心理狀態、生存環境的描寫，有著世人往事聯想的苦澀無奈以及對今日太平盛世的珍惜;對西府五縣民事、民情、風俗、地域性的翔實勾畫，有著引發人們對古今地域、人事、世風何以演變的遐想，等等，這些都增加了作品一定的審美之長和誘人的可讀性。

　　但如上所談，當將《匪首王海山》文本界定為作者以民間立場，采借民間原生態敘事策略完成的民間匪事這樣一部小說時，它應有的更為飽滿豐富的民間性、審美性之不足便暴露了出來，有一種意猶未盡的缺憾。也就是說，這種更大程度上的民間性的描寫張力不足。如匪首王海山，注意了表面化的惡性惡德，即性惡的一面，對其人性的復雜性多維變數之深度挖掘不夠;匪伙群體性情之多彩與多異描寫缺乏個性。因為人之初，性本善，那么惡從何來?惡之多維性、惡之漸變性又如何?描寫不足。由此導致全書匪事淋漓，匪氣充溢，而民眾正氣弱小，民間精神張揚不夠。全書寫了一個反抗者馬鵬也去龍門寺隱身了。這一點完全可以做些文章。因為從我們這個民族的存在史看，古之浩然正氣在民間，民間精神就是民族精神的寓居地，它不以政黨的存在而存在。過去有個誤說，共產黨人代表民間精神。其實，共產黨人的產生，只是把這種民間精神加以引導、集中、強化，使其更加科學化、先進化、明確化、目標化而已。這就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樸真理。所以，《匪首王海山》應該注意把握正氣與匪氣描寫上的周全策略，使這樣一部典型的民間匪事文本，更應該在民間性、故事性、人性、風俗性上有廣闊的開拓空間。這就是審美性的長與短。

　　四、社會價值的長與短 一部文學作品其應有的

　　社會價值是必須和必然的。雖然古之以來的“文以載道”“詩言志”在時下似乎淡化，但是作家通過文字給世人提供有意味的思考，仍是文學創作的使命和要義。可以說，你幾乎很難找出一部沒有思考價值的作品，也就是說沒有蘊含作家任何意味的作品。從這一層面說，《匪首王海山》社會價值是鮮明的。如對寶雞民國初年亂世亂象、匪患暴行、政府腐敗、民無寧日悲哀生存境況的真實記錄，其歷史警示作用，對寶雞特定時期歷史的認識作用，對世人的教科書作用等都是顯而易見的。同時，從寶雞作家對創作題材的開拓，新的領域的涉獵，新的書寫對象的探索上，的確提供了頗具新穎意義的一種文學品種，是獨有貢獻的。這是《匪首王海山》所體現出的社會價值之長。從另一方面說，所謂社會價值，重在作家于文本內里通過故事構架、人物描寫、主體命意、字里書寫的構思編排，流露出對所寫特定歷史時期民生、倫理、人性等社會性問題的哲學思考，而不是單純敘述了一樁樁事件，描寫了一個個事象的直觀記載。特別是注重對人性復雜性、多維性、漸變性的深度挖掘。《匪首王海山》在這個問題上有明顯短處，并且對王海山諸多艷情、艷事之筆墨嫌多，顯得就有些浮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