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隆慶、萬歷以后，涌現(xiàn)出一大批四六選本，據(jù)筆者初步統(tǒng)計，存世者近五十種。但遺憾的是，除了王志堅的《四六法海》由于收入《四庫全書》而得到一些關(guān)注，其他選本皆湮沒無聞。作為駢文批評的一種重要方式，明代四六選本給后人研究明代的駢文批評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選家們在編選四六選本的過程中，其選本體例和選文內(nèi)容的安排也都是其文章觀的體現(xiàn)，而在選本前后通常所附的序跋以及凡例，更是直接闡釋時人四六文章觀的最重要方式。

　　[摘要]明代中后期，四六文在官場交際和日常應(yīng)酬中皆得到廣泛應(yīng)用，四六選本的刊刻發(fā)行也隨之大為興盛，一些文人借機大力鼓吹四六文利于彰顯禮節(jié)和利于表情達意兩個方面的特性，并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以適用為美”的實用主義四六文章觀。這種文章觀看到了四六文應(yīng)用范圍的廣泛性以及用途的重要性，因而有其內(nèi)在合理性，并對儒家正統(tǒng)文章觀產(chǎn)生了一定的沖擊作用。但是，由于這種文章觀是在商業(yè)利益的驅(qū)使下產(chǎn)生，因而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其在促進中晚明四六文寫作興盛的同時，也造成其形式化的傾向和套襲之風的盛行，并最終使得中晚明的四六文寫作在總體上呈現(xiàn)為“奪一時之勝”的“雞肋”。

　　[關(guān)鍵詞]《學習導刊》,四六,文章觀,選本,明代

　　由于中晚明時期四六文的適用范圍極廣，所以四六選本的編選者也牽涉到幾乎各個階層的大小文人，他們站在各自的立場和不同的角度對四六文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見解，而把這些見解去粗取精地做一番整理的話，便會發(fā)現(xiàn)一個以實用主義文章觀為主導的中晚明四六文評價體系，于中可見中晚明時期四六文批評的基本面貌。

　　一、“尊嚴之體”與“繾綣之文”：四六文兩大特性的凸顯

　　明代中后期，四六文在社會上的應(yīng)用愈發(fā)頻繁，這也就相應(yīng)地使得社會上對四六選本的需求越來越大，這也是當時大量四六選本不斷問世的直接動因。那么，四六文的應(yīng)用為什么會那么頻繁呢?關(guān)于這個問題，明代四六選本的編選者們給出了自己的解答。

　　(一)四六文利于彰顯禮節(jié)的特性

　　明代中后期四六書啟在官場交際中應(yīng)用非常頻繁，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在表現(xiàn)禮節(jié)方面的特殊功能。如鐘惺《四六新函序》中所言：

　　夫太極一而儀曜兩焉，則宇宙間有奇而不能無偶，明矣。……有如措辭天設(shè)，寒暄盡洽其素

　　心;命意日新，妍媸各開其生面。雙聲疊韻，聊展其恭敬之忱;合璧連珠，爰立其端嚴之體。又事

　　君使臣朋友相遺，禮文之不可廢者也。故誥表箋啟至今用之。四六在聲律方面“雙聲疊韻”的要求，能夠以其聲調(diào)之齊整，利于顯示“恭敬之忱”;而其“合璧連珠”的對仗，則能夠以其句式之工整，利于展現(xiàn)“端嚴之體”，在講究尊卑關(guān)系和官員體面的官場之中，四六這種由文本形式而凸顯出的恭敬與莊嚴，自有其無可替代之處。所以“誥表箋啟至今用之”，蓋“事君使臣朋友相遺，禮文之不可廢者也”。而卜履吉在其《四六燦花敘》中則更明確指出官場公文以四六形式呈現(xiàn)的必然性，其文曰：

　　四六者，文章家之整齊語也。……古之大臣，所以貢枕宣略于廟堂者，語皆燦然，特未嘗以

　　意鑄煉之而要其對。尊嚴之體，常貴整齊，而不尚紛錯，即謨訓足以鏡也，又奚俟格調(diào)之下衰至

　　李唐趙宋乎?……蓋皆出于自然，故駢其四，乃四之不得不駢也;儷其六，乃六之不得不儷也。

　　所稱辭合璧而意貫珠，亦當是不得不合、不得不貫也。卜履吉追溯廟堂公文之源頭，發(fā)現(xiàn)古之大臣在“貢枕宣略于廟堂”時，往往“未嘗以意鑄煉之而要其對”，并進一步指出官場公文“常貴整齊，而不尚紛錯”的文體要求。正是出于這種“駢其四，乃四之不得不駢也;儷其六，乃六之不得不儷也”的必然要求，所以官場公文以四六形式呈現(xiàn)，便也成為理所當然的了。

　　(二)四六文利于傳情達意的特性

　　四六不僅在官場交際中廣受歡迎，在士紳日常應(yīng)酬中也應(yīng)用十分頻繁。那么，明代士紳階層為什么會這么喜愛四六書啟呢?

　　蔣時機在《四六宙函凡例》中有言：

　　商質(zhì)周文，即前代已開損益;而摹情繪景，肆吾人已極雕搜。至于通問報問之間，云樹山川

　　之隔，儻非曲述其思致，宛道其心靈，胡以表殷勤，通悃?也。是以云箋錦字，皆燦花之文;雁帛

　　魚書，盡聯(lián)璧之句。縉紳不廢，筆札宜工。這里所謂“儻非曲述其思致，宛道其心靈，胡以表殷勤，通悃歙也。”即是說四六文在人際交流方面的特殊效力，這種效果主要是通過辭藻的描繪和對仗的精工來實現(xiàn)的。好的四六書啟能夠運用四六文在辭藻和對仗等表達技巧上的長處，來產(chǎn)生良好的情感效果。

　　正如方大鎮(zhèn)在其《旁注四六類函序》中所言：“今縉紳大夫，大都以四六為酬答，亦知格尚排偶，響葉宮商，以非此不足泄發(fā)才情，寄吾繾綣。”由此可見，時人已清晰地認識到，四六在對仗、辭藻、聲律、用典等方面的特點如果運用適當?shù)脑挘�便能很好地達到“泄發(fā)才情，寄吾繾綣”的良好效果。

　　必須指出的是，對于四六文利于顯示禮節(jié)和利于傳情達意這兩種特性的探討，宋人王?的《四六話》、謝?的《四六談麈》、楊困道的《云莊四六余話》中亦皆有所表述，以上明人對于這兩種特性的探討，也都是在宋人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并非其首創(chuàng)。如果明代的駢文批評僅僅停留在對四六文這兩種特性的大力鼓吹上，似乎也無甚值得夸耀之處。明人的貢獻在于，他們在對四六這兩大特性深入挖掘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提出了一種實用主義的四六文章觀，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傳統(tǒng)儒家正統(tǒng)文章觀的價值序列提出了挑戰(zhàn)，推動了駢文批評的發(fā)展。

　　二、“以適用為美”：實用主義四六文章觀的提出

　　由于四六在官場交際和士紳日常應(yīng)酬中都有著重要的作用，使得中晚明的一些文人對四六的價值予以了新的評估，這種評估正是以四六的兩大特性為基礎(chǔ)，而力圖凸顯四六的實用性。在這種實用主義文章觀的籠罩下，四六的地位獲得了極高的肯定。如鄧?《啟雋類函序》所言：

　　音圓故便于宣讀，體方則易于模擬。折楊皇口，市口莫不啟齒;口脂面藥，丑婦竊思效顰。 　　由是流傳寢廣，朝野盛行，至后代以此取士，名為博學宏詞，而內(nèi)外兩制用之，迄今日猶然。四六

　　之盛極矣!……芝桂雖芳，不適烹飪之用;縞綦雖賤，而葉燕婉之歡。茍以適用為美，奚必是古

　　而非今哉?……四六者，比物連類，借事喻意。拘而不破，抒寫極性靈之變;婉而成章，抑揚在文

　　字之外。體俳而諧，故善戲不為謔;語莊以麗，故善誦不為諛。宜乎盛行于世，而施于箋奏啟牘

　　尤為愜當。鄧?此文明確提出“以適用為美”的實用主義文章觀。并從三個方面凸顯四六的實用性：其一，文體自身的特色。所謂“音圓故便于宣讀，體方則易于模擬”者，這也是其得以盛行的根本原因。其二，官方的推行。“至后代以此取士，名為博學宏詞，而內(nèi)外兩制用之，迄今日猶然。”其三，適合日常應(yīng)酬之用。 “芝桂雖芳，不適烹飪之用;縞綦雖賤，而葉燕婉之歡。”正是有著這樣的實用性，所以四六才能“宜乎盛行于世，而施于箋奏啟牘尤為愜當。”

　　而在當時另一位文人許令典的筆下，四六的地位則進一步得到了無以復加的肯定。許令典《?鳩四六小啟序》有云：

　　自徐庾主盟，晉魏迭伯，隋陳之浸淫已甚，唐宋之氣骨僅存。我明郁郁比隆，彬彬選勝，風云

　　月露，斗捷縹緗，錦繡玄黃，鋪張簡帙，視草代言則絲綸黼黻，賡歌名刺則金石鏗鏘。崇庳敷對，

　　莊誦托之縟詞;故舊款陳，澹思寄之綺語。非只字櫛而句比，實則繪象而寫懷。誠以宇宙內(nèi)不可

　　無此種文章，而士君子共勉為三立盛事者也。許氏此文亦是從四六文切合實用的角度人手，舉凡視草代言、庚歌名刺、崇庳敷對、故舊款陳之事，皆需四六以敷用，而這些用途所需要的縟詞綺語以至于聲調(diào)之金石鏗鏘、篇章之絲綸黼黻，正是四六文之特色所在。在此基礎(chǔ)上，許氏認為“宇宙內(nèi)不可無此種文章，而士君子共勉為三立盛事者”，這樣的評價是極高的，三立者立德立功立言，即儒家所謂三不朽者。以四六文創(chuàng)作為三不朽之盛事，此無疑將四六推到了一個極高的地位。

　　以上兩則材料皆表現(xiàn)出鮮明的實用主義文章觀。這種文章觀明顯地突破了之前文章觀中以“文”、“道”關(guān)系為核心的傳統(tǒng)理念，也為四六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廣泛應(yīng)用和四六選本的大量出現(xiàn)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和保證。

　　“以適用為美”的實用主義四六文章觀的提出，具有其自身的內(nèi)在合理性。在當下文學史研究的通常理路中，古代各種文體的價值序列，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文學性的高低排序的，但是如果還原到古代某一具體時段的文章寫作觀念中，則其價值序列，似乎更多是以其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用途的重要性以及應(yīng)用范圍的廣狹來排列的。從重要性來看，多以四六文撰寫的制誥表奏等廟堂之文，在很多時候無疑是最被看重的，因為其承載的是宰輔重臣與天子的交流，古人編選文集時也往往把這些文章放在卷首。而從用途的廣狹來看，多以四六文撰寫的書啟的用途幾乎是最廣的，舉凡官僚縉紳交際應(yīng)酬等各個方面，皆離不開書啟。如岳元聲《四六宙函序》中所言：“諸凡廟堂慶賀之篇，館閣敷陳之犢，薦紳學士慰問寒暄之語，布衣才彥嘉褒勸勉之辭，靡不質(zhì)有其文，華能暢實。”既然四六在用途的重要性和廣泛性上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么，這種推重四六的實用主義文章觀的產(chǎn)生，也就并小顯得突兀。

　　但是，事實往往并不像邏輯推論所得到的結(jié)果這么簡單。從四六在明代中后期的實際存在狀態(tài)來看，四六文應(yīng)用之普遍和四六選本之暢銷自是一個方面，但另一方面，對四六文應(yīng)用普遍化的反對之聲以及四六選本價值的質(zhì)疑之聲也是異乎尋常的激烈。種種跡象都表明，明代中后期的四六文寫作在很多時候似乎并沒有很好地發(fā)揮其在顯示禮節(jié)和表達情感兩個方面應(yīng)有的長處，反而在應(yīng)用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一些極大的弊端，故而遭到來自很多方面的反對。

　　三、“雕鏤劌?”與“剽竊影響”：實用主義四六文章觀的流弊

　　山于四六在表情達意和顯示禮節(jié)兩方面的特殊功效，所以四六才能夠在官場交際和士紳日常應(yīng)酬中得到普遍的應(yīng)用，這也是實用主義四六文章觀在當時得以提出的前提。但是，實用主義四六文章觀的擁護者們似乎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點，那就是作為一種具有較高技術(shù)要求的文章形式，四六是很難成為一種普遍掌握的技能的。一方面需要普遍應(yīng)用，另一方面又很難普遍掌握，二者之間就形成了矛盾。矛盾演化的結(jié)果，就是矛盾的兩個方面在明代中后期時都出現(xiàn)了極端化的傾向：寫作技巧上的高難度帶來了四六寫作“競艷辭”、“騁溢美”的弊病;日常應(yīng)用的普遍性則帶來了四六寫作套襲之風的盛行。這兩種弊病，都是中晚明四六選本的編選者們所不得不正視的。

　　(一)文體自身弊端的凸顯：“競艷辭”、“騁溢美”

　　四六文寫作在用典、對仗、辭藻、聲律四個方面體現(xiàn)其功力。但這四種表達方式是一柄雙刃劍，四者運用適當?shù)脑挘�四六文便能將其在表情達意以及顯示禮節(jié)方面的功效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而如果運用不適當?shù)脑挘�便可能導致寫出來的文章呈現(xiàn)出一些弊病，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過度重視在表達方式上爭奇斗妍，導致文章流于形式化。如李國祥《古今四六濡削選章序》所云：

　　蓋世趨江河之下，競艷辭以取容悅，騁溢美以事游媚者，比比然也。以故奏記上官，強半以

　　啟，牽連月露，靡靡極矣。不佞竊竊稟經(jīng)酌雅，復有茲選，無亦昭體以期新而不亂，曉變以期奇而

　　不瀆，防文濫也。所謂的“競艷辭”、“騁溢美”是指在四六創(chuàng)作中過分地注重修飾辭藻，并通過工整的對仗與包含圣賢事功的典故，在形式上極盡精巧密麗之雕琢，在內(nèi)容上則流于大而無當?shù)目滟潱�雖然意圖在形式和內(nèi)容兩方面取悅對方，但在效果上看則可能并不如此。清人就指出明四六這種形式化的風氣是“或涂飾而掩情，或堆砌而傷氣，或雕鏤纖巧而傷雅”，“涂飾”、“堆砌”、“雕鏤纖巧”所帶來的往往是“掩情”、“傷氣”或“傷雅”，這應(yīng)該是四六書啟的寫作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對此，李國祥希望自己的四六選本能夠起到改變這種狀況的作用，使四六啟的文風進入一種“新而不亂”、“奇而不瀆”的健康狀態(tài)。這里的“新而不亂”、“奇而不瀆”意即文章可以而且應(yīng)該寫的出新出奇，但是出新出奇不能太過分，否則便會流于“牽連月露，靡靡極矣”的不良狀態(tài)。其所針對的，正是四六文在具體文體寫作上出現(xiàn)的過于注重表達方式而忽視內(nèi)容的形式化傾向。 　　(二)應(yīng)用普遍化弊端的凸顯：套襲之風的盛行

　　當四六書啟的應(yīng)用成為時代風氣之后，無論有沒有能力寫四六書啟、無論有沒有必要寫四六書啟，都得迎合這種風氣。當四六書啟寫作變成了一種時代風氣的標志時，四六書啟這種文字形式本身就代表了其功能，而并不一定要四六書啟寫得出色才能實現(xiàn)其功能。于是，很多沒有寫作能力的人在沒有充足寫作時間的情況下依然要寫很多沒有必要的四六書啟，這個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拿來一些四六選本作為模仿對象，抄襲剽竊一番應(yīng)付了事。而四六本身在文體格式上較之散文就更容易借鑒和模仿，這樣一來，四六書啟在很多時候便失去了其應(yīng)有的功能，而以其自身的形式代替卻又消解了這種功能。這種剽竊模擬之風的盛行，固然有四六文自身易于套式化的緣故，但更多的還是由四六應(yīng)用普遍化所帶來的。

　　針對這種套襲之風，一些有責任感的四六選家們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如鐘惺在其《四六新函序》中寫道：

　　六朝駢儷、三唐雕琢，其源遠矣。第后之風云月露，止習虛詞;藻縟紛華，全無旨趣。是以壯

　　夫嗤之小技，賢者薄而不為。豈盡病其俳哉?亦鄙其浮耳。……行之久而套襲之病生，用之廣

　　而假借之習起。故山龍火藻，盡優(yōu)孟之裝;麟脯駝蹄，半市沽之味。何怪乎世之吐棄而厭觀也。這段文字明確指出套襲之風盛行的原因。“行之久”是從時間的角度上說的，四六書啟在六朝已有雛形，歷經(jīng)唐宋元明幾個朝代，在文章數(shù)量上可謂浩繁，可供來借鑒和模仿的優(yōu)秀之作也數(shù)不勝數(shù)，為明人套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用之廣”是從空間上來說的，由于四六書啟在文人士大夫和縉紳中間用途極為廣泛，久而久之，每一種用途的四六都形成了一些約定俗成的套路和范式，使這種本來因空洞浮華而遭到詬病的文章形式更加趨于模式化和形式化，從而出現(xiàn)了“山龍火藻，盡優(yōu)孟之裝;麟脯駝蹄，半市沽之味”的局面。“山龍火藻”、“麟脯駝蹄”本來都是珍罕之物，但是如果是只有“山龍火藻”、“麟脯駝蹄”外形的贗品的話，就難免令人“吐棄而厭觀”了。有鑒于此，鐘惺很希望通過《四六新函》這個選本為已經(jīng)趨于套襲化的四六寫作樹立一些新的榜樣，同時也提醒讀者不要去模擬或者套用書中這些選文，而是要能夠變通，否則就難免東施效顰之譏了。

　　四、“調(diào)世者”與“持世者”：為四六選本作序者的尷尬

　　在對明代四六的形式化之風以及套襲之風批判的眾多聲音中，有一種聲音是比較奇怪的，但又是比較有代表性的，那就是為四六選本寫序言的文人們。這些人通常都是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或者社會聲望的儒生，所以選家們請他們來給選本作序。他們的身份使得他們在序文中常常陷于一種糾結(jié)的狀態(tài)：一方面他們要站在選家的立場上來考慮，夸贊四六選本和四六文的好處，以吸引更多的人來購買。在這個層面上，他們是實用主義四六文章觀的積極提出者和主要擁護者，并進而對中晚明四六文的寫作和四六選本的大量發(fā)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另一方面，作為有社會影響力的儒家士子，他們也不得不正視由于四六應(yīng)用風氣的泛濫而導致的四六形式化和套襲化的弊端，并常常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糾正不良的四六創(chuàng)作風氣。但尷尬之處在于，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這兩者常常是矛盾的。

　　如李自榮在給《車書樓選注名公新語滿紙千金》所寫的序言中，就典型地體現(xiàn)出這種糾結(jié)的心態(tài)。在文章的開頭，李氏言道“自古語變而為四六，古聲變而為偶雋。而風會莫返其初已。余舊集多啟聯(lián)，文多慶吊。邇坊間翻鍥，悉命刪之。說者日：‘非是不行于世也。’夫予之為古文詞以適予之性，而思以諧世乎哉?”這里李自榮明確表明不喜歡四六書啟，在編訂自撰文集時，也把這些四六文全部刪去。當有人告訴他“非是不行于世”的時候，他也予以反駁，認為“予之為古文詞以適予之性”而不是要迎合時人。但是，接下來在具體談及到《車書樓選注名公新語滿紙千金》這部選本時，話鋒卻陡然一轉(zhuǎn)，出現(xiàn)了“夫桂蘭之舟楫不可涉江河，家習戶誦，將焉賴之。顧習俗之趨猶水也。……則淳之不得不漓也，樸之不得不雕也，素之不得不飾也，拙之不得不工且巧也，天為之也”的論調(diào)，這里已經(jīng)流露出對四六文盛行之風的接受和讓步了，認為這個是不可逆轉(zhuǎn)的天意。再往后夸贊這部四六選本時，語調(diào)則完全翻轉(zhuǎn)，所謂“是集之編，糅芬麗弊，鞫明究……四屬六比，駢櫛儷聯(lián)，黃白之抽對，朱蚣之調(diào)施，握摘?纖，眩麗嫵媚，……以之涉世則棘喉滯吻以呈工，澤粉涂脂以成冶，雕龍繡虎以肆辯。才情詞致，泱泱而莫知其門，悠悠而靡其室。各象形尚貌，以趣其時之所趨，習之所染。貫玉編珠，則騷律之入調(diào);茹芳漱潤，則詞選之登場。漢唐宋不得專美于前，而國朝之纘集編摩，是成合璧。茫茫學海，取之左右逢其源。”這里對四六選本選文極盡贊美，僅以這一段來看，其本身就頗具諷刺意味的表現(xiàn)出四六“競艷辭”、“騁溢美”的弊端了。

　　像李自榮這樣明顯前后自相矛盾的序文正體現(xiàn)出其心中的糾結(jié)。但更多的時候，文人們并不那么咀顯地把這種糾結(jié)心態(tài)如此直接地表現(xiàn)出來，而是通過更為含蓄的方式。如余大成《四六燦花序》有云：

　　自世務(wù)教諂，而諛語卮言，悉緘魚雁，乃寒酸沿毛穎之余?，食客倩墨鄉(xiāng)之重臺，而逝波莫返矣。彼有人焉，起而振之，人方靡，我為標，人方流，我為砥，吾未見調(diào)世者之不可持世也。豈其

　　以水濟水，然猥隨世俗盛衰乎哉?余大成這段話在觀點表達上顯得很含蓄。首先，指出時代風氣之壞，委婉表達自己對這種風氣的不滿。然后提出自己的期望，期望“彼有人焉，起而振之，人方靡，我為標，人方流，我為砥，吾未見調(diào)世者之不可持世也。”相對于李白榮那篇序言對《車書樓選注名公新語滿紙千金》近乎夢囈般地夸贊，這里的表述就圓滑得多，余大成只是“滿懷信心”地期望這部選本能夠起到糾正時弊的作用。其文末的一句話“豈其以水濟水，然猥隨世俗盛衰乎哉?'’如果仔細玩味的話，便能感覺其反問語氣之薄弱，或許他已很清醒地認識到，并沒有人能夠通過選本改變這種不良風氣，因而結(jié)果也只能是“然猥隨世俗盛衰”吧。

　　然而無論是李自榮還是余大成，也無論他們在觀點表達上是直白的還是含蓄的，但他們內(nèi)心的糾結(jié)卻都存在著。這種普遍存在的糾結(jié)心態(tài)體現(xiàn)在序文中，就使得很多四六選本的序文呈現(xiàn)為近乎默契般的類似思路：先表明自己對這種四六風氣的不滿，甚至表明自己試圖有所改變的立場，但是隨后當筆調(diào)轉(zhuǎn)到自己所序或所編的選本時，都會在不經(jīng)意問將先前的焦慮轉(zhuǎn)而變?yōu)橐缑乐�詞，或者一變而為樂觀昂揚之態(tài)度。這種思路甚至可以具體化為以下幾點：批判不良的時代風氣、批判前人四六選本的不良影響、指出四六的理想化創(chuàng)作樣式、推崇自己選本在糾正時風和指導寫作方面的功能。 　　五、“以綺語自飾其拙”：奪一時之勝的“雞肋”

　　其實在上述這種糾結(jié)背后，正體現(xiàn)出儒家文人在商業(yè)經(jīng)濟環(huán)境中的矛盾心態(tài)：宋人吳子良曾稱贊陳耆卿的四六文為“理趣深而光焰長，以文人之華藻立儒者之典刑”。或許宋人蘇軾、王安石、陳耆卿等人的一些作品，尚能當?shù)闷?ldquo;以文人之華藻立儒者之典刑”的贊譽，而后世則徒有文人之華藻，而失去了儒者道德事功之擔當。作為傳承孔孟之學的儒生們來說，本來理應(yīng)承擔起改變這種不良風氣的職責，就像李國祥所說的要“稟經(jīng)酌雅”，如余大成所說的應(yīng)該“人方靡，我為標，人方流，我為砥”，才是有擔當?shù)目酌祥T徒。但在明末濃厚的商業(yè)經(jīng)濟氛圍中，這種期望或者呼喚顯得非常的軟弱無力。因為說到底，明代中后期的這些選本尤其是四六選本，其母體已經(jīng)起了變化，那些出自于私家出版機構(gòu)的選本，很難做到官修選本或者說是非商業(yè)性環(huán)境中選本那種正統(tǒng)的堅守，而是必須考慮商業(yè)效益，必須要暢銷，這樣一來就不能不迎合社會的需求。所以，當社會需要這種便于抄襲、利于諂媚的選本時，這些本欲擔當扭轉(zhuǎn)風氣重任的文人們，也只能是邊發(fā)發(fā)牢騷，邊老老實實地滿足社會需求。在這個意義上看，他們所提出的實用主義四六文章觀，雖然在客觀上起到了對傳統(tǒng)儒家正統(tǒng)文章觀的沖擊作用，有其內(nèi)在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為清初駢文的再度復興做了理論上的準備，但是從其主觀上來看，四六選本大量刊刻發(fā)行所帶來的商業(yè)利益的驅(qū)使，也許才是最大的動力。畢竟，在一個商業(yè)化的大環(huán)境里，一切都以商業(yè)利益為第一推動，其他的，只能是從屬吧。

　　退一步來看，即使是當時那些為數(shù)不多的能夠堅守信念，把糾正時風放在第一位的選本，它們的努力似乎也沒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以《四六法海》和《詞致錄》為例，前者是家刻本，以傳統(tǒng)儒家士大夫的胸襟，力圖為明四六創(chuàng)作正本清源;后者則是官刻本，以官方力量修撰而成，沒有盈利的負擔。這兩部選本是中晚明極少數(shù)能將糾正四六文風弊病的理念真正貫徹到選本編撰中去的，并直指四六創(chuàng)作的種種弊端。但是可悲的是，刊刻于萬歷十五年的《詞致錄》無可奈何地成了很多后出的四六選本剽竊的對象，無意中助長了套襲之風的盛行。而《四六法海》的命運在晚明則似乎更令人唏噓，在可見的晚明的相關(guān)文獻記載中，很難找到對《四六法海》的評價，而其主張“駢散同源”的理念和正本清源的選文思路也只有到了“駢散兼行”理念流行的清代前中期才找到知音，成為明代諸多四六選本中唯一被選人《四庫全書》的選本，并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同。

　　以上對于中晚明實用主義四六文章觀提出的背景、基本觀點、流弊以及流弊的成因都已做了大致的論述。總的來看，在實用主義四六文章觀籠罩下的中晚明四六文寫作，總體上呈現(xiàn)為一種尷尬的存在狀態(tài)，一種食之無味而棄之可惜的狀態(tài)。所謂食之無味者，是其流于形式化以及多剽竊模擬之習的弊端導致了其并不能很好地實現(xiàn)其表情達意或顯示禮節(jié)的功能;所謂棄之可惜者，是指它的應(yīng)用已經(jīng)在官場交際和士紳日常應(yīng)酬中形成普遍的風氣，而其在“競艷辭”、“騁溢美”上面的特長很多時候似乎也恰恰迎合了官場和士紳交往中的虛與委蛇的需要。清人焦循《里堂家訓》中有一段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種畸形需求的存在：

　　為四六者，好用冷僻故事、新異字句，往往見之不解何謂，及一一考注明白，而其意又索然無理，是真天下之廢文，吾不愿子弟習之。平湖陸?有《隴頭芻話》一卷，論四六云：“四六之文，多在影響間，大抵其德不可稱而必欲稱之，其事不足述而必欲述之，則舍此體其誰?”此言甚有見。

　　……然既有此體，亦不容廢，特不可專一于此，以綺語自飾其拙耳。在明代中后期的社會環(huán)境中，四六文大多皆是為“其德不可稱而必欲稱之，其事不足述而必欲述之”而作，在這種用途上，四六文實在是比散文要更合適。所謂“既有此體，亦不容廢”者，如果深入到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層面上看，也正是人與人交往中的這種社會交際應(yīng)酬的需要所決定的。無論是在官場交際還是在縉紳交往間，彼此之間由于利益關(guān)系的錯綜復雜的緊密牽連而不得不建立起一種必要的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至少在表面上看必須是親密的，必須是和諧的，這樣，這種聯(lián)系才能起到互通有無的基本效果。但由于更多的是以利益關(guān)系而非情感關(guān)系為第一位的，所以這種聯(lián)系，在很多時候又注定只能是一種虛與委蛇的程式。四六的對仗之工整、聲調(diào)之鏗鏘，易于見態(tài)度之莊重;用典之含蓄、辭藻之華麗，便于為諂媚客套之語。這似乎冥冥中注定了它雖然盛極一時，但畢竟只能是時人人際交往中的“雞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