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學迄今已走過了百余年的發展歷程。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曲折艱辛和持續進步，這一學科也不斷成長壯大，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正在愈益增強。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學也表現出日漸成熟的特征。

　　內容提要：中國社會學經歷了百余年的發展歷程，隨著學科不斷成長壯大，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正在愈益增強。與此同時，這一學科也表現出日漸成熟的特征。在中國社會學成長和成熟的過程中，農村社會學是做出重要貢獻的分支應用領域。無論是從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化的學術取向，或是追求主體性和自覺性的學術根基，還是承當民族生存和國家命運責任的學術立場，農村社會學的貢獻是獨特的和難以比擬的。當代農村社會學繼續秉承了社會學先賢的事業和志向，并堅持文化自覺、理論自覺和“再評判、再認識、再提煉”的學術理念。面對已經到來的新型城鎮化、城鄉社會變遷、城鄉關系調整的新階段，農村社會學和整個中國社會學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將進一步凝練和提升，以往西方社會學的話語支配地位將持續弱化并面臨終結，從而真正迎來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學派的發展時期。

　　關鍵詞：核心期刊論文,中國社會學,農村社會學,農村社會學的學術貢獻

　　其中最為重要的特征，莫過于這一學科的學術基本共識的形成和確定，我們甚至可以視之為學科成熟性的主要標志。在中國社會學走向成長和成熟的過程中，農村社會學是做出重要貢獻的分支應用領域。無論是從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化的學術取向，或是追求主體性和自覺性的學術根基，還是承當民族生存和國家命運責任的學術立場，農村社會學都做出了難以比擬的獨特貢獻。當代農村社會學繼續秉承了社會學先賢的事業和志向，并堅持文化自覺、理論自覺和“再評判、再認識、再提煉”的學術理念。面對已經到來的新型城鎮化、城鄉社會變遷、城鄉關系調整的新階段，農村社會學和整個中國社會學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將進一步凝練和提升，以往西方社會學的話語支配地位將持續弱化并面臨終結。

　　一、中國社會學的學術成長

　　從19 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社會學傳入中國，中國社會學開始起步，目睹了民族和人民經歷的沉重災難和無數艱辛，也見證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在經歷了萬千磨礪和難以言喻的曲折跌宕，而今終于步入佳境并且成就輝煌。在對中國社會的實際觀察和深入研究中，中國社會學研究者持續推動著學術的成長，這一學科的成熟性標志也日趨清晰，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即在于學術基本共識的形成和確定。在中國社會學的學術取向、學術根基和學術立場等重要方面，都貫穿著這種基本共識。

　　1.學術的取向：社會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化

　　本土化和中國化作為中國社會學的學術取向，其確立經歷了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學者首先遭遇了兩大基本關系――中西關系和古今關系，社會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化正是中國學者經過了艱苦的探索做出的選擇。事實上，中國社會學在早期發軔過程即經歷了理論上的重大轉變。在當時，社會進化論是進入中國最早的西方社會學理論之一，這一理論源自于影響巨大的生物進化論。“在19世紀末，有人在杰出人士當中作過民意測驗，以確定19世紀最有影響的10本書。結果顯示，惟有《物種起源》出現在所有書單之中。”[美]羅蘭・斯特龍伯格：《西方現代思想史》，劉北成、趙國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第316頁。赫伯特・斯賓塞將社會與生物有機體進行類比，使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物種進化規則推廣到了社會領域，形成了社會進化論。一定意義上說，生物進化論對于社會學學科的誕生極為重要，這一理論推動了“知識界和社會上的爭論”，正是在這種環境中“社會學才作為一門有自我意識的學科誕生，因此關于社會秩序的概念深受生物學的影響也就不足為奇了。”[美]喬納森・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邱澤奇、張茂元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頁。

　　社會進化論對當時中國思想界的沖擊一度是顛覆性的，它曾經徹底改變了中國學者觀察和分析社會即歷史的眼光。梁啟超如是認為：“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也;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政治法制之變遷，進化也;宗教道德之發達，進化也;風俗習慣之移易，進化也”。故而凡“鑒觀既往，熟察現在，以圖將來”，無不以“進化之大理以貫通之”。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岳麓書社，2003 年，第18-19頁。嚴復也主張：“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治化極則”。嚴復：《論世變之亟》(1895)，參見《嚴復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6年，第1頁。然而，僅僅十余年之后，中國學者的觀點再次發生了顛覆，幾乎完全改變了他們對社會進化論的仰視。梁氏說自己對進化論“不敢十分堅持了”，因為“平心一看，幾千年中國歷史，不是一治一亂的在那里循環嗎?何止中國，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梁啟超：《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1923)，《梁啟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428頁。嚴復則從自然進化論轉向到了群學治亂論，認為進化的自然之道不能達到國家民族昌盛，善群才能進化，避免治亂輪回，因而群學為根本。嚴復的《群學肄言》便是這種轉變的明證。從中國早期社會學家對治亂盛衰的關注，后來形成了具有本土特點的理論表達，即“社會運行論”，當然這是半個多世紀之后的事了。

　　可以說，本土化和中國化是早期中國社會學各學派的基本共識，這一點一直貫穿在馬克思主義學派、鄉村建設學派、綜合學派、社區學派的理論傳統之中，成為了這些不同流派的一個共有特征，也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學的一個顯著特點。而且，社會學本土化和中國化不僅是理論社會學的基礎性研究始終執著的目標，也是分支社會學的應用性研究的不變方向，這一點在社區研究、家庭研究、社會調查、社會問題以及社會行政、人口學、人類學研究中，都得到了明確無疑的體現。在今天，中國社會學研究者對于社會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化形成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和更為自覺的追求。一方面，“社會學是作為西學的一種引入中國的，是一種來自西方的舶來品。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承認，沒有西方社會學就沒有中國社會學。”“我們必須學習它們、弄懂它們、借鑒它們。”⑦鄭杭生：《再評判、再認識、再提煉――中國社會學在“理論自覺”階段的基本功》，在中國社會學會2013年學術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2013年7月20日。同時，有了西方社會學并且在中國的傳播，但是未必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社會學。“西方社會學不能代替中國社會學，我們必須跳出西方，不斷進行社會學中國化的努力。”⑦ 　　在上世紀初期，梁啟超就認識到：“學問本無國界，不能說，那是歐洲的社會學，這是中國的社會學，這樣的分別一定說不通。不過原理雖無國界，資料卻有分別，無論那個國家，那個民族，那種學問，都有他獨立的資料;為他國家他民族所無。根據某種學科，已經發明的原則，證以本國從新搜集的資料;或者令原則的正確程度加增，或者遇必要時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造。”“中國人無論在何種學問，都有我們自己的責任，社會學方面責任更大，須看清楚了。一面我們責任重大，一面讓我們自己發明的余地很多。”梁啟超：《社會學在中國方面的幾個重要問題研究舉例》，載《社會學界》，1927年，第1卷刊。當代中國社會學研究者在本土化和中國化的付出和成就，足以告慰我們的學術先賢。

　　2.學術的根基：學術的主體性和自覺性

　　在學術研究中，與學界同仁進行交流、對話和分享對于研究者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學者們在表達自己的研究成果時須采用一定的學術方式并遵循一定的學術規則。因此，學術共同體內部會擁有一些能夠反映共識和共享的方式及規則，如研究論題、分析視角、概念、范式以及文本和話語體系等等。所有這些都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從西方學術發展來看，從最初的自然哲學母體中逐漸建立了較完整的自然科學知識體系，并分化出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即使是18世紀啟蒙運動中形成的新興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僅僅是近現代進程也已歷時300余年。反觀中國的近現代學術發展，從19世紀中后期或20世紀初期起步至今，僅有百多年的歷史。其中一些學科如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的學科調整中被中斷，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得以重建，目前才30多年的歷史。從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的經濟用30多年達到了西方用300多年才達到的水平，但知識體系和學術水平必須靠一點一滴地持續努力和逐漸沉淀，絕不可能像經濟發展這樣速成。因此，我國學術走向成熟并形成與自己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相匹配的水平，無論是基礎理論研究、分支應用研究還是研究方法，前面還有一段長路。

　　如果學術研究和學術共同體具備了一些重要品質和特征，那么人們應當會從中感受到它所反映的成熟性和高水準。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品質和特征，莫過于學術的主體性和自覺性。從現階段我國的實際來看，這種學術主體性和自覺性的品質和特征還不容樂觀。在學術研究和活動中，各種既有的思想定勢和觀念制約發揮著隱而不見的無形鉗制，大大限制了學術主體性和自覺性的生長和成熟。

　　譬如，所謂“普世主義”問題。對于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而言，幾乎任何有效的研究都必須訴諸本國家和本社會的具體經驗素材，或如貝克所言：“社會學分析的不是一般社會，而是各種社會”，“這就是說，有多少民族國家，就有多少社會。” [德]烏爾里希・貝克、約翰內斯・威爾姆斯：《自由與資本主義――與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的對話》，路國林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 頁。因此，從這種本土性和具體性推論出普世性結論必須采取十分謹慎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然而，啟蒙運動興起、19世紀興盛的西方新興社會科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自視為“普世學科”。雖然事實上，這些學科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核心國中“只研究了其中少數幾個國家”，但其目的卻十分遠大――試圖從一種不變的人性假設推演出人類行為的規律。然而，變化是無可置疑的客觀事實，對此，“普世學科”做了這樣的處理：“認為這種變化僅僅對文明國家來說才是正常的，所以這些國家有義務把變化施加于與之反抗的其他世界。”于是社會科學就發揮了一種作用：“作為描述不變傳統的一種模式，它為我們了解其他世界如何被帶入 ‘文明社會’開辟了一條道路。”[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劉琦巖、葉萌芽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19頁。隨著西方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西方社會科學也不斷興盛，這種普世的心態和抱負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了強化。

　　因此，這些自認為普世的學科又衍生出普世的目標和依據。例如西方經濟學以抽象的經濟人和經濟行為作為研究前提和對象，從而奠定了這一學科的普世化依據和基因，從其推衍出的經濟現象和行為規律都是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原則，因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利益最大化和效率化是不容置疑的普世價值，應當建立一整套普世的行動規則使之付諸實踐，這就是后來我們目睹的經濟全球化和市場一體化過程。這樣，被置于普世主義高地上的西方經濟學論證了經濟行為擺脫道德束縛和道義責任是正當的，理性人為了自我利益最大化而轉移成本也是正當的，普世的強者因此就有了剝奪弱者的理由，這就以非常學術的方式為“他者”鋪就了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如果說以往殖民主義的大行其道是不夠光彩的，那么現在的經濟殖民主義和金融殖民主義的大行其道卻能獲得喝彩和贊揚，這類所謂普世的社會學科是有重要責任的，這是以學術為業的人們必須承擔的良知和道義上的責任。

　　在所謂普世學科的想象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對立：普世性與歷史性、普遍性與特殊性、抽象性與具體性、單一性與多元性、同一性與異質性等等。對于學術而言，否棄了歷史性、特殊性、具體性、多元性和異質性，學術主體性和自覺性也就成為多余的和不可能的了。可以看出，這種普世想象的不兼容、不協調和不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顯然是大有問題的。因此，有必要重申以往的學術常識：人是社會性和具體性的存在，人是有良知的動物，人的行為應當體現道德的力量。同樣道理，社會是歷史性和實踐性的存在，一個社會應當擁有自己的理性和良知。人與社會這種不可磨滅的歷史性、實踐性、具體性和特殊性事實，是學術從業者必須實事求是地予以認知和認可的。而一旦如此，學術人就能夠超越普世教條的束縛和限制，對自己的社會和民族形成深入的研究、分析和解釋，這樣的知識體系將不再被囿于紙上，而是活化的和有生命的，這正是學術主體性和自覺性的生活來由和現實源泉。

　　再譬如，所謂“文野之別”問題。費孝通是對這一問題醒悟最早、認識最深的中國社會學家。他通過人類學研究看到，當時的進化論思想家和人類學家，都將西方當成是全體人類未來發展的方向，也就是將西方放在文明階梯的最頂端。……所有的非西方文化都是在成為西方世界的“文化殘存” (cultural survivals)。費孝通：《人類學與二十一世紀》，《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費老更為深透地看到了“歐洲從19世紀的對外帝國主義侵略，到20世紀前期的國家矛盾，與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觀，有著難以切割的密切關系，而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又曾是一代人類學前輩的信仰。”這是一個清醒的告誡：“文野之別”劃下了西方世界與非西方世界之間的文化溝壑，也播下了觀念和心理的隔離甚至仇視的種子，而且，強者的侵略和掠奪打上了文明的旗號，弱者無論屈從或反抗都抹不掉野蠻的標志。不管怎樣說，這種區分使得不同文化和社會之間的沖突難以避免了。由于“這種對文化的價值評判戴著‘科學革命’的面具”，王銘銘：《西方人類學思潮十講》，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頁。這就促使人們對西方社會科學與社會的矛盾、紛爭甚至戰爭之間的某種關系進行識別和深思。 　　學術的主體性和自覺性必然直面“文野之別”及其不同的變形。從一定意義上說，“文野之別”是普遍存在于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母題，作為一種元符號和元象征構成的隱喻，其中寓有的隱蔽性、全息性的學術機理，不斷再生出了社會科學中“文野之別”的種種新形態。譬如，在社會學中有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等二元劃分。在法學中，對情理與法理、人治禮治與法治的劃分，前者反映了具體語境的特殊規范，后者則體現了人類普遍的秩序準則，因而現代化也是具有普適性的西方法律不斷移植到非西方社會并替代其特殊規范的進程。此外，政治學中的朝代國家或傳統國家與現代國家的劃分，歷史學中的歷史世界與后歷史世界的劃分，等等。百多年來，追隨和依循這類重重疊疊的“新文野之別”，中國學人試圖“以野逐文”并“化野為文”，這一過程留下了人文思想和社會科學的重重曲折。這也許意味著，如果“文野之別”和各種“新文野之別”尚未破解，社會科學就很難稱得上實質性的進步。楊敏：《當代社會變革中的“國家?社會”新型關系――社會學中國化視野下的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華中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3.學術的立場：民族生存和國家命運的責任

　　中國社會學從其起步之時，就堅持以鮮明的學術立場反映民族生存和國家命運的大問題。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中西文化和社會思潮的大沖撞時期，也是中國社會面對千古未遇之變化的時期。外國勢力的入侵，歷次戰爭的失敗，生靈涂炭、割地賠款、民生凋敝;辛亥革命雖然終結了清朝帝制，也開始了軍閥混戰，隨著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機的加深，中國處于國運衰敗、民族危亡的關頭。這一時期，西方文化、哲學和社會科學被介紹到中國來，社會學也隨之引入中國。所以，社會學從傳入之時就面對著一個歷史期待――深入研究中國社會、重新認識中國社會，以尋求民族自強、國運重振之道。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也接受了民族和國家賦予的責任。在五四運動、大革命、一二九運動、抗日戰爭等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風云之中，都能看到中國知識界人士(包括社會學者)的參與。正如韓明謨所說的，“中國社會學的發生發展，與中國近代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起來抗擊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地主王朝的統治而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是分不開的。一門社會科學，象社會學，它是社會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特定的歷史情況的反映。因此，社會學的內容，一定程度體現為文學家所說的‘時代的脈搏’。”韓明謨：《中國社會學一百年》，《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1期。

　　作為一門有強烈責任感的學科，中國社會學在民族存亡決戰的關鍵時刻奮起，也在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社會進步的事業中有所作為，通過一代代學人的努力，確定了自己在中國學術史和學科史，包括近現代直到當代社會變遷過程的不容置疑的歷史地位。百余年的曲折經歷磨礪了中國社會學的學術風骨，同時也奠定了這一學科的重要傳統。我很贊成曹錦清教授的觀點：“我們要判定民族的未來，確定民族的立場，這是整個學術研究的基本前提。”③曹錦清：《中國崛起時代的學術立場問題》，該文為作者在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新年第一次研討會上的演講，2011年1月8日，參見三農中國網，http：//www.snzg.cn/article/2011/1107 /article_26098.html.同時，學術立場也從更深層次上反映了信仰問題。我想，信仰也可以區分為不同的類型，如世俗的信仰與宗教的信仰。世俗信仰植根于其世俗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國文化具有的非宗教色彩的世俗底蘊，這一點可能是各種現存文化都不具有的獨特之處。

　　世俗信仰不僅源于世俗文化的土壤，也是世俗理論的某種精華所在。中國文化的這種獨特之處對有關信仰的理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對于許多具有世俗情懷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 “民族就是世俗的上帝，沒有上帝的民族崇拜民族。為什么崇拜呢?因為那里的‘活’有著意義。”③早在先秦時期，百家迭起、諸子爭鋒，世俗理論的發展異常繁盛、氣象萬千，基本確定了中華文化獨特的世俗化道路。盡管先秦諸子在具體觀點上異質多元，但是，他們對美好社會生活的向往，對合理制度與和諧秩序的求索，對社會避亂達治、長盛不衰之道的探尋，表達了一種共同理想。這是一筆珍貴的精神遺產。這也意味著，中國文化中的世俗信仰包含著深厚的理論底蘊和宏闊的歷史視野，對民族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考和回答，對“天下大同”的美好追求。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社會學對民族生存和國家命運所擔負的責任感，具有某種崇高、神圣的意味。

　　二、農村社會學對中國社會學的學術貢獻

　　中國社會學從早期朦朧中起步，隨著中國踏上近現代進程開始了自己的敘事。農村社會學也在此過程中不斷成長并發揮著自己的作用。從農村社會學經歷的每一個發展階段，都體現著文化自覺、理論自覺的學術品質。

　　1.以本土化中國化為旨向的農村社會學

　　堅持社會學本土化中國化的學術旨向是我國農村社會學的一貫基調，無論是在理論研究、應用研究、對策研究或是方法運用方面，我們都能夠感受到這一鮮明的風格。

　　譬如，以費孝通為代表的早期社區學派確定的學術旨向是：農村是中國文化和社會的基礎，也可以說是中國基層社區。……必須進入從這基層社區所發展出來的多層次的社區，進行實證的調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層在內的多層次相互聯系的各種社區綜合起來，才能概括地認識“中國文化和社會”這個龐大的社會文化實體。費孝通：《重讀〈江村經濟・序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事實上，這一旨向是費老取得卓越成就的學術基礎。馬林諾夫斯基認為《江村經濟》一著在社會人類學領域開創一個新風氣，“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他看重的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成果”，認為“研究自己民族的人類學”是最艱巨的，并強調“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馬氏因之將中國社區研究視為“社會學的中國學派”的形成。這種從一個個村落的研究積累逐漸擴展到對中國的整體認識，后來被Firth稱為“微型社會學”，再后來被Freedman稱為“社會人類學的中國時期”。費孝通：《重讀〈江村經濟・序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社區研究在引入功能主義理論、田野調查等方法和社區研究策略方面，獲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重塑了人類學和社會學。 　　又如，李景漢的社會調查研究也是堅持社會學本土化中國化的一個典范。他所做的大量社會調查中，定縣調查尤為經典。他根據第一手資料明確指出，土地問題在當時的中國尤為嚴重而急切，因為中國尚在農業經濟時代，若土地問題不得到解決，農業經濟就會發生危機，整個社會經濟亦將陷于崩潰。“我們不能不承認土地問題是農村問題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產關系，又是土地問題的中心;其次才是生產技術及其他種種的問題，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決的辦法，則一切其他的努力終歸無效;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時的治標的。一個政府是不是一個革命的政府，一個政黨是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和一個人是不是一個革命的人，很可以從其對于土地制度的主張來決定。”李景漢：《定縣土地調查報告》，《社會科學》第1卷第2、3期，1936年。通過實地調查李景漢對土地問題、土地制度、農村、農民以及政府、政黨及革命等重大問題形成了極為深刻的認識。

　　再如，早期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派明確認識到：“只有通過本土化、中國化的途徑，才能真正在中國社會扎根、開花、結果。”鄭杭生：《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學》，《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5期。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是最早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本土化、中國化重要性的代表性人物。1938年他首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理論命題，并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新階段》，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第202頁。他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又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提出，對中國社會學的民族特性、中國特性和中國特點的形成有著重要意義。

　　當代農村社會學繼續堅持并推進了本土化中國化的學術旨向。“三十年來，農村社會學與中國農村的巨大變革相伴相隨，其研究內容日益廣泛和深入。其中既有宏觀層面的考察，也有微觀層面的探索，可以說，時至今日，農村社會學的研究已經覆蓋農村社會的方方面面。”鐘漲寶：《農村社會學》，參見鄭杭生主編：《中國社會學30年(1978-200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隨著改革開放過程中國社會的巨變，農村社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當代農村社會學研究者給予了深入觀察和追蹤研究。例如，土地承包責任制、人民公社“準單位制”結束，所有制關系的多樣性，農民職業結構的日趨多樣化，農村新階層(如農民工階層、雇傭工人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個體工商戶和個體勞動者階層等)的特點及影響，農村組織及其關系的日趨復雜，村民委員會自治與村黨支部的關系、村委會與鄉鎮政府的關系，農村基層組織的分類、農村社會組織的發展和管理等研究。此外，有關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開辟了更為廣闊的領域，涉及了流動人口、農民工群體、戶籍制度、農民工與市民、農民工與本地農民、農村留守人群(留守家庭、婦女、兒童、老人等)、農村社會救助和社會保障及社會福利研究，等等。

　　2.追求主體性和自覺性的農村社會學

　　中國社會學的學術主體性和自覺性在這一領域得到了突出體現。農村社會學對于反映中國社會的歷史性和實踐性、具體性和特殊性，一直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我國社會的本土實際進行了深入研究，并給予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解釋。具體地說，在知識性的載體和實體性的載體這兩個方面，中國社會學的學術主體性和自覺性都直接得益于農村社會學的不懈努力。

　　首先，就知識性載體而言，農村社會學的研究推動了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學知識體系的積淀。早期中國社會學中的鄉村建設學派、社區學派、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學派，在農村社會研究和調查過程中形成了豐碩的成果。在理論上如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理論及生育制度理論、毛澤東的中國社會階級理論和矛盾論及實踐論等等。在社會調查方法上運用并改造了功能主義方法、田野工作法、社區研究法、個案方法等，并形成了更有本土特點的具體方法，如毛澤東提出并使用的典型調查法、座談會法，對于社會調查方法的發展具有原創性的貢獻。他親自進行的中國農村實地調查就有 30余次，如《尋烏調查》(1930)、《興國調查》(1930)、《長岡鄉調查》(1933)、《才溪鄉調查》(1933)等。毛澤東堅持認為：要了解情況，唯一的辦法是向社會做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791頁。

　　自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學重建，農村社會學翻開了新的一頁。譬如，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農民的思想觀念(傳統道德、婚姻、生育、禮儀、時間等觀念)以及競爭觀、鄉土觀、知識觀和人生觀，還有文化、社會化、社會交往、社會變遷等，都涉及到了基礎層面的理論研究。在中層理論研究方面，涉及了農村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經濟結構、收入結構、家庭結構、組織結構、職業結構、社會資本、精英類型以及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模式、途徑、樣態等研究。同時，農村社會學對分支社會學的理論研究，如家庭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政治社會學、鄉村治理學、法社會學、犯罪社會學、社會政策、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等，亦有重要貢獻。鐘漲寶：《農村社會學》，參見鄭杭生主編：《中國社會學30年(1978-200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在社會調查方法方面，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積淀，不僅奠定了中國社會和中華文明的共同基礎，而且也是中國社會的差異性、多樣性、多元化、個性化的深厚來源。所以，農村社會學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成為了最具新意和探索價值的一個領域。如比較研究方法、歷史方法、各種社會調查、各種社會實驗以及實地觀察法、文獻法、問卷法、訪談法等。在定性方法方面，則注重引入和發展人類學的方法(田野工作法、民族志、訪談法、觀察法、個案法)，對實地素材給予深度解析。在定量方法方面采用了各種研究技術，如調查技術、抽樣技術、統計方法和技術等。同時，農村社會學也緊跟大數據時代的定量要求，依托國內各類數據庫資源，運用各種統計分析方法(如回歸分析、相關分析、因子分析、logistic模型等)，對農村社會宏觀層面現象(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文化教育、人口變化，社會結構變化、社會分層現象，區位特點、區域差距等)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明顯強化，也為農村社會的政策對策制定提供了更加準確的依據。 　　其次，就實體性載體而言，從事農村研究的本土學者形成了學術群體和共同體，不斷推動著具有學術主體性和自覺性的中國學派的發展。早期農村社會學已經對社會學中國學派做出了卓越貢獻，如鄉村建設學派、社區學派、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農村社會學研究等，都是與農村社會學研究直接聯系的。當代農村社會學繼續推進了社會學中國學派的壯大。譬如，人類學取向的農村社會學通過家族與宗族組織等現象及其深層結構和功能需求分析，涉及了心理、文化、歷史、制度及社會公益和福利事業等領域。又如，政治學取向的農村社會學圍繞鄉村治理問題，對村民自治、村級選舉、農民政治參與、鄉村關系、鄉村治理類型以及鄉鎮政府的地位和角色、財政來源、運行困境與基層治理危機等進行了深入研究。社會學取向的農村社會學在專業教學和學術研究方面發揮了更全面的作用，如在高校開設農村社會學專業、編寫和出版《農村社會學》和《農村社會調查》國家級教材、建設農村社會學國家級精品課程和教學團隊、在農村發展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建立農村社會研究平臺等。在學術方面，農村社會學的研究催生了多個分支領域，形成了農村發展、“三農”問題理論、城鄉一體化、新農村建設、農村社會管理與治理、農村基層政權、鄉村演變、鄉村社區治理等研究，凝練出農村社會學的眾多分支理論。農村社會學這種學術主體性和自覺性，很大程度上使社會學知識體系不再囿于紙上，從而體現了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學派的特征。

　　3.農村社會學的社會責任和學術擔當

　　農村社會學有著特殊的天然品質，這就是它的鄉土性和民族性，這是社會學的其他研究領域難以比擬的特質。因而也就不奇怪，一代又一代農村研究者將推動社會進步和民族振興視為當然責任，在此過程中取得了卓越的學術成就。如梁漱溟身處民族存亡之時，清楚地認識到“實民族歷史上未曾遭遇過的命運”，“……故必從頭作起。由此開展出來的社會，是一個全新的組織，為人類以前所無。”②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6、23頁。他堅信“中國歷史到今日要有一大轉變，社會要有一大改造，正須以奔赴遠大理想來解決眼前問題。抑今日實到了人類歷史的一大轉變期，社會改造沒有那一國能逃。”②梁氏將自己對本土文化的虔敬之情、對民族命運的赤誠之心傾注到了農村社會研究中，不僅是鄉村建設學派的領軍人物，也是中國著名的現代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哲學創始人及新儒學代表人物。雖然他一生并沒有讀過大學，也沒有海外留學經歷，卻成就了學術史上的一個傳奇。

　　費孝通對自己早年的研究(如《江村經濟》)很自謙，稱之為一棵“無心種下的楊柳”，但其意義被視為“人類學跨過‘野蠻’進入‘文明’進行一次實地探索”。④費孝通：《重讀〈江村經濟・序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正是費老懷有的責任感和道義感促成了他在學術上的遠大志向，這就是通過“社會學的中國學派”走出的道路，把研究文明國家的社會文化作為社會人類學的奮斗目標，④進而抹平“文野之別”。費老的學術實踐開辟了從異文化邁向本土文化、從“野蠻社會”邁向“文明社會”的研究道路，因而成為了社會人類學理論和實踐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費老后來用“和而不同”這四個字來概括我國文化研究過程中人文價值的基本態度，費孝通：《人類學與二十一世紀》，《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從而開創了中國社會科學“文化自覺”的先河，這一過程重塑了人類學和社會學。

　　陳翰笙是農村社會學的又一典范。上世紀20年代，針對當時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對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激烈爭論，他開始著手對中國農村經濟進行實地調查研究，明確中國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的癥結，進而確定中國農村的社會性質并指明其發展道路。從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他主持了江蘇、河北、廣東的農村經濟調查，形成的基本結論是：大地主是促成農村崩潰的主要因素，“現在中國的貧農，難有增加其土地之望。……國有及公有的土地，為大地主所掠奪，他們非法的然而在事實上壟斷了這些土地的地租。”“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間的矛盾，正是現代中國土地問題的核心。”陳翰笙：《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參見《陳翰笙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第44、59頁。并指出：“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廢除封建的土地制度，進行土地革命，使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是發展農業生產，解決農村問題唯一正確的道路。”陳翰笙：《30年代的農村調查》，參見陳翰笙：《四個時代的我》，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9頁。

　　誠如曹錦清所言：“回顧這六十年，復興不可阻擋，我們要確立這個信心。中華民族要重新回到她曾經擁有的亞洲位置，這個趨勢不可阻擋，這個目標一日不實現，中國的知識分子向前的思維運動就不會停息，這是近代告訴我們的。”曹錦清：《中國崛起時代的學術立場問題》，該文為作者在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新年第一次研討會上的演講，2011年1月8日，參見三農中國網，http：//www.snzg.cn/article/2011/1107 /article_26098.html.當代農村社會學不僅秉承了學界先賢們的責任感和道義感，而且以更大的勇氣對國內外既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再評判、再認識、再提煉”。中國學者逐漸認識到，城鄉社會變遷是工業化、現代化過程密切相關的兩個側面，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始終發揮著復雜的影響，這就使得理論視野更為開闊、研究內容方面更具涵蓋力。在當代農村社會學對“城鎮化過程中的三農問題”的重新思考中，可以看到這一變化。

　　首先，土地問題。土地問題可以說是以往城鎮化困境和挑戰的關鍵，并仍然是新型城鎮化的關鍵。土地制度的調整包括土地流轉等都會涉及到巨大的利益轉移，應當通過更好的制度安排讓農民在城鎮化過程中獲得更為合理的收益，促使農業用地實現適當規模化。其次，農業和農民問題。中國的糧食安全已經成為關系到國家和民族安全的一個大問題，這就使構建現代農業和現代農村職業體系顯得愈加緊迫。我國農業需要實現重大轉變，形成規模生產和經營，提高農業的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和市場競爭力，使“維系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體系”和“促進食品安全的本地化食物體系”成為現實。再有，農村問題。在本世紀中期實現75%城鎮化率、達到中級城市型社會，是中國城市化具有現實性的目標。要達到高級城市型社會(城鎮化率在76%～90%之間)和完全城市型社會(城鎮化率大于90%)，必然受到人口規模和其他國情的限制。因此，新型城市化應當是新型城鎮與亮麗鄉村的并行建設的過程。此外，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新型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其核心是農民市民化，其路徑可分為“被動城鎮化”和“主動城鎮化”;戶籍制度的改革是繞不過去的，應淡化戶口價值，將附著在戶籍上的各種社會利益進行分解。應促成城市中三大人口群體(即本地農民、本地市民和農民工為主體的外來流動人口)在社會利益上的基本協調，推動三元化利益格局的柔化和同化趨向，不斷增進“身份?權利?待遇”的同城化，是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必須的過程。鄭杭生：《城鄉一體化與同城化齊舉并進》，《紅旗文稿》2013年第20期;李強：《論農民和農民工的主動市民化與被動市民化》，《河北學刊》2013年第4期;李強、胡寶榮：《戶籍制度改革與農民工市民化的路徑》，《社會學評論》 2013年第1期;鐘漲寶、聶建亮：《論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退出機制的建立健全》，《經濟體制改革》2012年第1期;陸益龍：《戶籍制度――控制與社會差別》，商務出版社，2004年;曹錦清：《當前農村研究中的真問題》，《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11期;楊敏：《三元化利益格局下“身份?權利?待遇”體系的重建――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社會學評論》2013年第1期;《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構建“新三農”發展格局》，《學術論壇》 2013年第9期。

　　結語

　　隨著中國社會學的學術成長，這一學科的學術取向、學術根基和學術立場等基本共識仍在繼續凝練和提升。 1997年，費孝通提出并闡述了“文化自覺”的理念，得到中國學者的廣泛認同。2009年，鄭杭生倡導“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指出社會學的“理論自覺”是“文化自覺”的學科特殊表現;2013年又論述了“再評判、再認識、再提煉”，并指出這三個“再”代表中國社會學必須面對的三種基本關系：中西關系，今古關系，理實關系――理論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鄭杭生：《再評判、再認識、再提煉――中國社會學在“理論自覺”階段的基本功》，在中國社會學會2013年學術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2013年7月20日。從文化自覺到理論自覺又到“三個再”，中國社會學的學術基調不斷明晰和強化。當代中國社會學不會再囿于西方社會學理論或社會理論的籠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論研究或經驗研究成為西方社會學理論或社會理論的一個案例、一個驗證。

　　中國社會仍在持續的快速發展。在即將到來的這個時期，我們將目睹新型城鎮化、城鄉社會變遷、城鄉關系調整的新階段，農村社會學將再次面對農村社會發展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并在重新思考和研究中凝練出新的知識結晶，這種努力將使西方現代性敘事的話語支配地位走向終結，確立起城鄉社會變遷研究以及整個農村社會學研究的中國敘事和話語體系，中國農村社會將隨之進一步展露前所未有的新容顏，真正迎來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學派的發展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