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產權管制理論范式把“產權管制一公共領域一租金耗散”和“信息約束一管制放松一經濟增長”這兩個定律作為內核，并以原因、過程和績效三個假說作為保護帶。該范式把經濟體制轉軌理解為一個產權管制不斷放松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圍繞交易費用的內生性、外生性和內外均等化三條邏輯構建產權管制的契約范式，從而相應得到“剩余權利全面管制的工資契約”、“剩余權利無管制的定租契約”和“剩余權利均衡管制的分成契約”三個命題，最終構成一個基于產權管制契約范式的國家理論。該理論強調不同的產權管制契約類型分別對應著不同的產權管制制度結構。從而形成不同的國家組織模式。

　　關鍵詞：政工師論文范文,產權管制,管制放松,制度轉軌,國家理論,政治交易費用

　　一、引言：從產權的國家理論到產權的管制范式

　　新制度經濟學家Furubotn和Pejovich曾經斷言，沒有國家理論的產權經濟學不是一套完整的產權理論。為此，Barzel提出若干基于產權范式的國家理論。但是，該理論范式只是運用產權制度變遷理論與委托代理博弈理論分析國家的起源與演進，卻沒有解釋國家行為是如何影響產權的形成與執行的。于是，umbeck建立了一個“權力制造產權”的理論框架。在此基礎上，Noah & Wengast和Acemuglu運用現代政治經濟分析模型建立基于權力范式的國家理論。但關鍵的問題是，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被理解為個人直接消費或通過交易而間接消費某項商品的能力，而國家權力給個人賦予的法權或所有權只是起到強化個人產權的作用�？梢姡�產權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構建并不能僅僅通過國家理論的權力范式來實現。

　　誠然，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主要體現在其管制行為上。更重要的是，這種管制其實是一種權利管制。例如，價格管制事實上就是銷售者的定價權被國家管制，即此時商品的剩余索取權被完全或部分地剝奪。這樣，國家管制行為與個人財產權利之間就產生出某種內在的邏輯關系。有鑒于此，何一鳴和羅必良把產權經濟理論與國家管制行為結合起來而構建了一套產權管制邏輯。在此基礎上，本文將綜合管制經濟學和產權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重新考察國家管制行為的約束條件并提煉出若干關于產權管制契約的國家理論假說，從而構建一個屬于轉軌經濟特有的產權理論體系。

　　有鑒于此，我們首先提出以下三個問題：第一，是什么因素激勵國家選擇放松對產權的管制?第二，產權管制結構是怎樣發生改變的?第三，產權管制放松對經濟績效帶來什么影響?為此，本文主要從揭示國家對放松管制資源配置權利的原因、過程和績效這三個層面的理論邏輯展開。其中，以產權管制放松兩大定律作為研究范式的“內核”，再將產權管制的三大假說構建為內核的“保護帶”，從而得到一個邏輯自洽的產權管制研究范式。在此基礎上，本文將該理論范式應用于中國(農業)經濟體制轉軌的現實問題當中，以期得到一個能夠把產權、國家、轉軌與績效統一起來的產權理論范式。

　　二、產權管制理論范式的邏輯框架

　　(一)理論范式的內核：產權管制經濟學兩大定律

　　根據庫恩(Kuhn)和拉卡托斯(Lakatos)提出的定義，一門學科的“理論范式”應該包含內核及其保護帶兩部分。內核是整個理論范式中既定不變的穩定性元素，處于中心地位，因此，本節首先探討作為產權管制經濟學范式內核的兩大定律。

　　這里，本文把產權理解為行為主體配置資源的權利束，它主要包括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那么，只要對該權利集合中的某個或所有的子權利實施限制甚至刪除，則屬于“產權管制”，的內涵范疇。具體地，一旦產權被國家管制，那么，原產權主體(分散決策個體)就失去了配置資源的剩余權利，因此，他既沒有最優使用與轉讓資源的動力，也不具備排斥他人占用資源的資格，此時，原來屬于個人所有的資源就相當于被置于公共領域而淪為公共財產。那么，只要公共資源的價值(租金)足夠高，人們就會相互競爭進入公共領域使用之并對公共租金進行攫取與分割。但問題是，若這種競租行為是通過排隊或尋租等低效率的非生產性活動而完成，則這將使得一部分租金被耗費掉以用于競租活動。這樣，競租者得到的租金總額將小于競租前的公共租金。從社會成本的角度看，這筆被耗散的租金則成為一種“無謂的”資源浪費或效率損失，這也是內生性交易費用產生的原因。此時，本文便得到了產權管制經濟學的第一定律：產權管制――公共領域――租余耗散。

　　而產權管制放松第二定律(信息約束――管制放松――經濟增長)作為第一定律的拓展和延伸，認為當國家對全社會所有資源的配置權利實施管制時，必然為此而支付高昂的管制費用。因為每項資源都擁有許多屬性與功能，若要對資源的產權進行管制，則必須先對資源的產權進行清晰的界定與保護，而確權與護權的前提是對所有資源的全部屬性進行精確的測量與考核，這些活動都會產生信息費用。此外，對于一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且科層管理鏈條復雜的國家而言，它還需要委托下級部門或地方政府代理上述管制活動，因而還會產生委托代理問題，它是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對稱而偏離委托人的目標，后者為此要進行監督，所以也會產生信息費用。由測量費用與代理費用構成的外生性交易費用將隨著產權管制的范圍與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于是，在外生性交易費用的約束條件下，國家最終只能選擇放松產權管制。那么，在產權管制放松后，人們便重新獲得使用和轉讓資源并從中獲利的權利，從而產生了保護資源的動力，此時公共領域變成私人領域，租金耗散從而效率損失減少，個人財富與社會產出相應增加。因此，產權管制放松可視為一個租金耗散遞減且經濟績效遞增的動態過程。

　　(二)范式內核的保護帶：關于產權管制的原因、過程與績效假說

　　誠然，當真實世界的客觀環境發生改變而導致原有理論范式在既定約束條件下得到的結論無法解釋現象時，研究者就需要對理論范式做出修改。但是，這種范式的轉變只是通過內核的保護帶其修正與改變來完成，作為“內核”的兩大定律仍然保持不變。換言之，構成保護帶的理論假說使理論范式與實際情況能夠保持一致，當出現了新現象推翻了原范式，作為保護帶的理論假說就需要進行修正。否則，理論范式面對新現象就顯得缺乏科學的解釋力。本文的產權管制理論范式保護帶由原因、過程與績效三個假說構成，它們是在兩大定律的基礎上推導出來的一些可反駁的結論。同時，這三個假說分別是對上文提出的三個問題的回答，具體地： 　　第一，對于“是什么因素激勵國家選擇放松對產權的管制”這個問題，原因假說認為，雖然產權管制使國家獲得一定壟斷租金，但同時又承擔一筆高昂的交易費用，當后者大于前者時，國家便只好放松對產權的管制。這是因為，在對產權的全面管制過程中，國家將面臨高昂的總交易費用，這是國家放松產權管制的約束條件：一是外生性交易費用――資源總是包含著許多不同的屬性，國家要對資源的產權實施管制就意味著對資源所有的屬性進行清晰的權利界定，這就要求它必須對資源的屬性進行詳細而準確的調查和測量，其中所耗費的測量成本必然是高昂的;此外，為了管制資源權利束，國家需要委托于其代理人即分散決策個人的管理集團具體執行，但后者常常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利用信息優勢偏離前者的目標，前者便要耗費大量資源用于監督后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另一方面，產權管制產生的租金耗散就是一種內生性交易費用，它會最終降低社會總產出。這樣，國家只能在總交易費用與壟斷租金之間進行權衡。一旦前者超過后者，國家就放松甚至放棄管制產權。因此，放松對產權的管制是國家節約總交易費用的理性選擇，是國家進行成本收益計算后的產權管制凈收益最大化之制度選擇。

　　第二，產權管制結構是怎樣發生改變的?過程假說則認為，產權管制放松是一個管制者與被管制者談判博弈地位彼消此長且交易費用發生轉變的動態過程。換言之，產權管制放松并不是一次博弈就能完成的，而是在多次的動態博弈中管制雙方的支付格局不斷調整從而各自的討價還價能力和談判地位不斷發生改變。但是，國家不會主動削弱自己的談判能力，除非政策失誤或自然災害造成的不確定性危機與偶然性沖擊導致交易費用突然增大才可能迫使它在產權管制的博弈談判中讓步。而且，這種國家退卻并不是“激進式”的一步到位，而是“漸進式”地分階段進行，甚至可能出現倒退，這取決于國家和個人之間的討價還價能力的對比。若該力量對比偏向于前者，則說明前者能夠把談判費用控制在較低水平，因此他會強化產權管制，反之則是放松產權管制。因此，產權管制結構的改變其實是源于博弈雙方的談判能力的變化。這種管制者和被管制者的力量博弈均衡變動便表現為交易費用的轉變，后者又進一步決定了產權管制結構的選擇與變遷。

　　第三，產權管制放松對經濟績效帶來什么影響?對此，本文的績效假說的答案是，國家對分散決策個人的資源配置權利放松管制，將激勵那些在選擇資源某種用途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分散決策個人把資源配置到對其評價最高價值之處，過去因產權管制而造成的資源配置扭曲因而得到緩解，這在宏觀層面上便表現為經濟績效的提高，這是產權管制放松后的經濟效應。具體而言，產權管制放松乃產權管制的反方向運動形式，若產權束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賦予擁有如何最佳運用資源的信息的分散決策個人，則停留在公共領域里的租金耗散將會相對減少。所以，產權管制放松不但使國家減少其外生性交易成本的支付，而且內生性交易費用也可以得到節約。因此，產權管制放松實質上是國家把產權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重新賦予給分散決策個人運用并執行的動態過程，從而也是交易費用減少、經濟系統出現績效提高的主要原因。

　　(三)研究范式的構建：內核及其保護帶

　　這里，本文把國家與分散決策個人作為產權管制者與被管制者，而管制的對象是產權。在此基礎上，以“產權管制――公共領域――租金耗散”和“信息約束――管制放松――經濟增長”兩大定律作為產權管制理論范式的“內核”，并以原因、過程與績效三大假說構建理論范式的“保護帶”，具體參見圖1。

　　三、范式應用：產權管制放松、經濟體制轉軌與中國農業改革

　　上文構建一個純理論的研究范式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從一個產權管制放松的視角去理解中國過去以及現在所發生的制度變遷問題。所以，與其說本節的主題是產權管制范式對經濟體制轉軌問題的具體應用，還不如更準確地說是一種解釋經濟體制轉軌的特定的制度觀，即：產權管制放松是經濟體制轉軌的首要目的，也是促進經濟體制轉軌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換言之，本節寫作的目的，是對經濟體制轉軌問題提出以產權管制放松來概括的新視角，以此作為完善“產權的國家理論”的初步嘗試，供在學術界進行公開討論和批評檢視。

　　(一)以產權管制放松看待經濟體制轉軌

　　計劃體制下，產權被國家全面剝奪與控制，所以屬于全面產權管制的情況;相反，當產權均由分散決策的個人所控制時，便是一個競爭性的市場體制，此乃完全無產權管制的制度結構;至于過渡體制，則介于前面兩者之間，該情況下有部分子權利受到管制。即，計劃體制的產權管制程度最強，過渡體制次之，而市場最弱。這樣，從人民公社時代的以全面產權管制為基礎的計劃體制向改革開放時期的以部分產權管制為特征的過渡體制再到完全無產權管制的市場體制的轉軌(即經濟制度變遷)可理解為一個產權管制不斷放松的動態過程。因此，本文把經濟體制轉軌的目標等同于產權束的全部權利重新賦予給分散決策個體的狀態。組織與技術創新、財富和收入提高等等固然是經濟轉軌所追求的目標，它們最終只是屬于附屬性的范疇，是產權管制放松的副產品。本文認為，以產權管制放松為中心，經濟體制轉軌最高的標準就是無產權管制的市場經濟體制。

　　貫穿全文的中心概念“產權管制放松”是在經濟學意義上定義的，即國家把資源配置的權利轉移到分散決策個人手中。更具體地說，實質的產權管制放松包括分散決策個體從國家那里獲得諸如使用、獲益和轉讓資源的基本權利，以及能夠自由協約、進出經濟組織等的選擇權利。但它只是經濟權利，不包括法律意義上的產權――前者是人們具有競爭和行使對資源運用的行為能力。因此，放松管制的產權不包括各種法律權益，比如說，農地所有權只屬于集體而不能重新賦予給每個村民，即它不涉及憲法秩序規定的政治權利。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定義，經濟權利是一種個人能力，這種能力使得這個人能夠直接消費或轉讓一項資產，不論這個人是否對這一資產擁有法律意義上的權利。經濟體制轉軌要求消除那些管制個人經濟權利的主要障礙，即：封閉以及集權，選擇機會的缺乏以及交易的限制，忽視經濟自由的重要性和過度經濟干預。盡管就總體而言，當代中國經濟體制仍然存在為數眾多的產權管制領域，但它已經比過去放松了許多。由產權管制理論范式可知，實質性的產權管制放松直接與經濟績效提高相聯系，后者表現為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數量的幾何級數遞增，技術研發和應用質量的蛙跳升級以及人均或總產量的遞歸增長。 　　此外，在上述的理論范式基礎上，本文得到一個關于產權管制放松與中國經濟體制轉軌之間的內在聯系：一是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實質上是國家放松對國有資產的剩余索取權管制，大幅節約了過去因國有產權被低效配置所引起的內生性交易成本，從而改善國有資產的利用效率;二是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意味著對外貿易壁壘和外商投資障礙的破除，從產權管制放松的角度就是在減輕國家干預私人產權跨國交易所造成的產權殘缺問題的同時，釋放地區自身的比較優勢，使財產權利能夠較自由地流向對其評價最高的地方，自由協約使貿易各方得利，市場范圍因而得到擴展;三是在財政分權方面，中央下放剩余控制權給地方，激勵擁有信息優勢的各級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所以，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與其說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經濟增長本身，而對于轉軌國家而言，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于產權管制結構的放松，不管是改革(國家放松對國有資產剩余索取權的管制)、開放(國家放松對商品和資本的進入和轉出權的管制)還是分權(中央放松地方的財政剩余控制權管制)，其實質都是產權管制放松。因此，產權管制的進一步放松乃推動中國未來經濟轉型與增長的關鍵性內生力量。

　　那么，關于產權管制放松與經濟體制轉軌的相互關聯性，本文認為，前者在后者中居于中心地位。一方面，對轉軌的評判必須以國家管制的產權是否得到放松為首要標準;另一方面，經濟轉軌的實現主要取決于產權的管制放松的主體地位。按照以從計劃軌道向市場軌道的轉換來定義“經濟體制轉軌”的狹隘觀念，經常涉及以下問題：某些權利的管制放松，例如退出公社的權利，或者獲取自由協約的機會，是不是“對轉軌有利”的?根據以產權管制放松看待經濟體制轉軌這一更為基本的觀點，以這樣的方式提出這個問題，往往缺乏一種重要的認識，那就是，這些權利管制放松實際上是經濟轉軌的組成部分。它們與轉軌的關系，并不需要通過它們對市場化進程或非國有資產比重增長率的間接貢獻而建立起來。事實上，產權管制放松就可表現為國有經濟比重的下降。然而，盡管這種因果關系確實是顯著的，但是由于這種因果聯系所證明的產權管制放松的作用，只是它在轉軌中所起的直接的建構性作用之外的邊際貢獻。

　　(二)產權管制放松范式對中國農業經濟體制轉軌的現實意義

　　中國的經濟體制轉軌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的改革局面，因為它影響著至少九億農民的生活，有關中國農業經濟制度的全面轉變正給農民的經濟條件帶來了根本性的變化。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國家對農地剩余索取權管制放松的話，那么，三十年后國家進一步放松對農地剩余控制權(尤其是使用權流轉)的管制確實是21世紀最重要的“三農經濟”事件之一。這兩個世紀的中國農地產權管制放松的成功將載入史冊。不過，盡管產權管制放松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勝利，在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最貧窮的地區仍然是農村，大部分中國農民每天都面臨著怎么通過適應有效的國家政策帶來為自己脫貧和致富的重大挑戰。通過對農地產權管制放松的研究，我們希望，能夠使中國農業在適當的時期內達到與最發達國家相當的先進水平。因此，提出一套能夠有助于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范式，應該是一項意義重大的事情。

　　因此，根據產權管制與經濟轉軌的邏輯關系，本文將嘗試構建一個“產權管制結構――制度選擇行為――經濟制度績效”的新SCP邏輯框架(見圖2)。該邏輯框架把從以人民公社公有制為產權基礎的計劃體制向家庭集體承包責任制的過渡并最終轉向以農業生產專業化服務外包為特征的市場體制的農業經濟體制轉軌理解為一個產權管制不斷放松的過程。鑒于產權管制放松是一個產權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從被剝奪或刪除到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賦予并界定的動態過程，那么，中國的農業經濟體制轉軌實質上是國家把農業資源產權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重新賦予給農民運用并執行的動態過程，從而也是總交易費用不斷減少的路徑選擇。具體地，在產權管制放松的初始階段，國家實施全面產權管制。此時，人民公社內農民的資源產權和退社權被剝奪，社員不但沒有最優配置公社資源的動力，反而爭相把公社資源運用到自留地上，導致人民公社的內生性交易費用高昂從而農業經濟績效低下。不過，在家庭承包制下，國家解除農業剩余索取權管制，從而有效解決集體勞動偷懶，內生j生交易費用因而大幅下降且農業經濟效率得以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農業基本經營體制將從家庭承包制最終過渡到市場體制。在競爭性的市場體制中，國家放松農業剩余控制權尤其是轉讓權管制，農業資源通過市場價格信號的作用最終流向最高價值之處，實現帕累托最優配置。更重要的是，隨著上述農業要素市場的專業化水平的提升，交易頻率隨之增加，交易費用總規模也隨之上升。為了節約交易費用，農戶會紛紛選擇農業外包契約并逐漸參與到現代分工經濟體系當中，農業要素的中間服務組織也隨之逐漸形成。例如，在初始階段，農戶沒有購買進行專業化服務，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下農戶在自己的承包地上進行大田作物生產。然而，隨著農作物品種的變化或者從事專業化生產，農戶可能把農業資源的剩余控制權轉讓給中間服務組織。那么，他就需要若干中間專業服務組織作為他的代理者負責農業生產流程中的每一個環節的發包服務，即農民委托這類中間專業服務組織承包犁地、播種、施肥、機耕、植保、收割、運輸和營銷以及雇工與融資等活動。這樣，農業市場中的總交易費用就會降到最低。

　　四、進一步討論：以產權管制契約范式完善產權的國家理論

　　誠然，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指出，“強化產權型”國家的“援助之手”將促進經濟增長，而“掠奪之手”會阻礙經濟發展(shleifer和Vishny)。可見，國家對產權的管制行為對長期經濟績效的影響深遠，尤其對處于體制轉軌中的國家而言，產權與國家的關系更是理解一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所以，本文的最終目標就是嘗試提出一個能夠把產權、國家、轉軌與績效統一起來的產權理論范式。

　　(一)產權的國家理論及其困境

　　在探討產權的國家理論之前，本文首先簡要回顧一下現代產權理論的演進歷史。經典產權理論起源于Demsetz的“印第安地區海貍故事”。該理論表明當一項公共資源(例如海貍)的價值提高并超過對該資源進行產權界定的費用時，人們就爭相進入公共領域攫取該資源產權并內部化公共租金，爭奪者的私人產權從而形成。不過，這個“內部化公共產權”假說沒有涉及國家行為，于是，Demsetz提出一個“產權殘缺”理論，他認為“權利之所以常常變得殘缺，是因為國家獲得了允許其他人改變所有制安排的權利。”此后，在討論產權形成及其變革時，大家開始引入作為“第三方”的國家，經典產權理論因而過渡到現代產權理論。 　　此外，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國家理論主要分為契約承諾假說、掠奪之手假說與把前面二者綜合起來的暴力潛能假說。具體地：(1)契約承諾假說認為，國家是政治企業家與分散決策個人在自愿條件下達成的關于稅收與產權保護服務的社會契約交易，該契約是通過雙方的“可信承諾”機制來執行的;(2)掠奪之手假說指出，國家由利益集團組成，它作為一種第三方實施的暴力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機制更有利于契約的實施，但利益集團在利用權力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候，阻礙經濟增長的稅收、掠奪性管制、尋租等現象就會出現;(3)暴力潛能假說則強調，國家既是暴力的合法壟斷者，又是公共服務的供給者，因此，在經濟與政治雙重目標的約束下，國家一方面為了實現自身租金最大化而壟斷統治地位，另一方面又要為社會提供產權界定與保護服務以維持國家長期經濟增長。

　　但是，國家成為強制力量的合法壟斷者以后，它可能維護產權，推進經濟發展;也可能侵害產權，引起經濟衰退。因此，對國家進行有效約束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基本條件，但產權對國家的有效約束依賴于社會結構的轉型。換言之，長期的經濟增長依賴于社會對國家可能濫用暴力的傾向形成有效的約束。但是對國家的有效約束依賴于法治秩序的確立，法治秩序又依賴于發達的市民社會，但發達的市民社會只有在社會結構轉型完成以后才會出現。但問題是，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社會結構的轉型需要由國家來認為推動，這樣就會陷入一個“國家推動社會結構轉型一市民社會興起一法治秩序的確立一約束國家濫用權力”的“國家約束國家”悖論當中。

　　(二)對產權的國家理論的另一種嘗試：交易費用政治學邏輯下產權管制契約的國家范式

　　為了解決上述的國家理論困境，本文將圍繞交易費用的內生性、外生性和內外均等化三條邏輯用以構建產權管制契約范式的內核，并相應提出“剩余權利全面管制的工資契約”、“剩余權利無管制的定租契約”和“剩余權利均衡管制的分成契約”等三個假說作為內核的保護帶，最終形成一個基于產權管制契約的國家理論(見圖3)。

　　首先，因為產權管制涉及到國家行為，所以本文的產權管制契約范式的邏輯基礎是交易費用政治學，它是交易費用在政治學與公共選擇領域的運用，集中于討論政治交易中存在的交易費用問題如何影響政治制度設計與國家組織形式的問題。于是，在圖3中上部分表示的邏輯關系中，本文仍然保留第二節提出的產權管制兩大定律“產權管制――公共領域――租金耗散”(即圖3的內生性交易費用邏輯)和“信息約束――管制放松――經濟增長”(即圖3的外生性交易費用邏輯)作為“經濟場域”的內核。但是，本文還在此基礎上增加了一個關于“管制契約――管制邊界――管制效率”的政治交易費用均等化邏輯作為“政治場域”的內核。它將表明，政府組織被視為管制者(國家)與被管制者(個人)達成的一系列關于產權管制的契約網絡。換言之，當個人在私人領域內行駛產權的政治交易費用超過管制者在公共領域內保護公民產權的政治交易費用時，個人則選擇與國家簽訂管制契約。管制契約規定個人必須把配置資源的權利和稅收交給國家，同時，在管制契約范圍內，國家通過政治科層與權力在公共領域內配置資源。但隨著個人不斷把私人產權交給國家配置，一方面使個人行使產權的外生性交易費用減少，另一方面卻導致公共領域的租金耗散嚴重從而內生性交易費用上升，最終會出現私人領域內的政治交易費用在“邊際上”等于公共領域的政治交易費用，產權管制邊界就出現了。在此均衡點上，國家因執行管制契約而增加的每一單位壟斷租金等于為此所付出的邊際管制成本，同時個人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交易費用，因而此時的產權管制無論在公共領域(國家內部)還是私人領域(國家外部)內均達到帕累托最優。

　　此外，根據范式的構造原則，除了內核外，還需要構建相應的保護帶：第一，對于內生性交易費用邏輯而言，其保護帶則應該是一個剩余權利全面管制的工資契約假說。因為在工資契約下，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全部在雇主手中，所以，由工資契約安排組成的經濟體制等價于剩余權利全面管制的制度結構。例如，在實施全面產權管制時期，人民公社內采用的工分制就可以視為國家與農民簽訂的計時工資契約。第二，與前者相反的是外生性交易費用邏輯，其相應的保護帶就是一個剩余索取權無管制的定租契約假說。定租契約要求承租者為出租者預支一筆固定租金作為使用資源的代價，而被租賃回來的資源通過最優配置而產生的所有收入均由承租者支配，所以承租者在定租契約下其實獲得完整的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比方說，改革開放后農村采用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就是一份典型的“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定租契約，它是一種剩余權利無管制的制度結構。最后，剩余權利均衡管制的分成契約假說介于前面二者之間，是在內外交易費用均等化邏輯基礎上得到的。剩余權利均衡管制意味著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均衡分配，剩余權利分配的比例與各自承擔的政治風險(交易)費用比重成正比。特別是處于體制轉軌時期的不確定性環境中，管制者與被管制者均無法承擔所有因改革而帶來的政治風險，為此，雙方均愿意選擇剩余權利分成契約以分擔改革風險并共享改革成果。此時，剩余權利在公共領域由管制者支配而在私人領域內由被管制者擁有，前者便構成政府組織，后者則構成包括市場與企業在內的經濟組織。

　　可見，基于產權管制契約的國家范式認為，不同的產權管制契約類型(工資契約、定租契約與分成契約)分別對應著不同的產權管制制度結構(全面產權管制、無產權管制與產權均衡管制)，從而形成不同的國家組織模式(計劃型國家、市場型國家與混合型國家)。

　　五、總結性述評

　　產權與國家看似兩個獨立的變量，但新制度經濟學家正不斷地通過改進既有國家理論以完善現代產權理論，本文正是其中的一種嘗試。

　　為了實現這個學術目標，本文首先構建了一個邏輯自洽的產權管制研究范式。該理論范式把“產權管制一公共領域一租金耗散”以及在此基礎上推導出來的“信息約束一管制放松一經濟增長”這兩個定律作為內核，并認為一旦產權被國家管制，個人就失去了配置資源的剩余權利從而最優使用與轉讓資源的動力和排斥他人占用資源的資格，資源就被置于公共領域，從而引起人們進入攫取租金，導致租金被耗費盡掉，成為內生性交易費用產生的原因。所以，國家在高昂的信息費用約束下放松產權管制能夠縮小公共領域并減少租金耗散，從而改善經濟績效。

　　在上述范式的內核上，本文進一步推導出產權管制的原因、過程與績效三個假說作為范式內核的保護帶：(1)原因假說認為，雖然產權管制使國家獲得一定壟斷租金，但同時又承擔一筆高昂的交易費用，當后者大于前者時，國家便只好放松對產權的管制;(2)過程假說指出，產權管制放松是一個管制者與被管制者談判博弈地位彼消此長且交易費用發生轉變的動態過程;(3)國家對分散決策個人的資源配置權利放松管制，將激勵那些在選擇資源某種用途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分散決策個人把資源配置到對其評價最高價值之處，過去因產權管制而造成的資源配置扭曲因而得到緩解，這在宏觀層面上便表現為經濟績效的提高。

　　此外，本文把產權管制范式應用于中國農業經濟體制轉軌問題的分析，并把從以人民公社公有制為產權基礎的計劃體制向家庭集體承包責任制的過渡并最終轉向以農業生產專業化服務外包為特征的市場體制的農業經濟體制轉軌理解為一個產權管制不斷放松的過程。

　　最后，在簡單評價現有國家理論困境之后，本文圍繞交易費用的內生性、外生陛和內外均等化三條邏輯構建產權管制契約范式，并相應提出“剩余權利全面管制的工資契約”、“剩余權利無管制的定租契約”和“剩余權利均衡管制的分成契約”等三個假說作為范式的保護帶，最終形成一個基于產權管制契約的國家理論。該范式強調不同的產權管制契約類型分別對應著不同的產權管制制度結構，從而形成不同的國家組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