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曇陽子形象建構是一場文化權利的爭奪。王世貞、王錫爵以曇陽子種種靈異事件為契機，意圖通過曇陽子信仰體系的建構以維系他們日益下降的世俗地位，為此展開了對曇陽子的一系列“附魅”活動。二王氏的政敵張居正、徐學謨等力圖破壞他們對這一新信仰體系的建構，以消除二王氏的社會影響，為此對曇陽子進行了一系列“祛魅”舉措。在曇陽子兩種形象的建構過程中，激烈的文化權利之爭隨著世俗權利的強行介入而暫時消歇，然而附著在曇陽子形象上的文化意義卻在歷史空間中不斷流動，“附魅”與“祛魅”彼此糾纏在一起，同時因權利場域之外的第三者或屬于另外場域的民間出于探求本相之目的而賦予曇陽子“返魅”意義，從而使曇陽子形象的建構愈顯復雜。

　　關鍵詞：涼山文學投稿,王世貞,曇陽子,《曇陽大師傳》,《牡丹亭》

　　“曇陽子”為明代宰輔王錫爵次女王燾貞法號，萬歷八年(1580)九月九日，在十萬余人的見證下，曇陽子于未婚夫徐景韶墓前坐化升仙。王世貞為其造龕，徐景韶之父徐廷裸立柵墓門外。曇陽子攜靈蛇，左手結印執劍，右手執麈，端坐而瞑，化時“兩頰氣蒸蒸下垂，漸成沫血色”。對這一場景王錫爵這樣記載：“女化去，啟龕之夕，蛇忽不見，蓋龍云”，“垂化之日，有二白紅，長亙天，灑凈水著頭面上，閃閃皆金沙，劍端有火光一輪大如盞”，“正瞑目間，空中有二黃蝶盤旋飛舞，集于龕”。曇陽子的仙化頗為神秘，王世貞《曇陽大師傳》說圍觀者有“十萬人，拜者、跪者、哭而呼師者、稱佛號者，不可勝記”。徐渭說：“師道成，立已化，紅光亙天，趨而仰者，約滿十萬眾。”此事傾動東南，大家談說不已。王錫爵、王世貞、王世懋、屠隆、王百谷、趙用賢、瞿汝稷、馮夢禎、沈懋學、汪道昆、陳繼儒、徐渭等先后拜曇陽子為師，曇陽子弟子前后達百人之多，這些人或為得罪張居正而罷官歸隱者，或為閑職在任者，或為文士山人，或為衲子羽流，整體說來他們在當時東南政界、文壇、宗教界都享有盛譽。

　　王世貞因撰寫《曇陽大師傳》而引來諸多非議和批評，林之盛《皇朝應謚名臣錄》卷一。說：“適有曇陽事，世貞為之作傳，稱弟子，海內是非之者半”;清代駱問禮、王懋絨以韓愈《謝自然詩》譏諷王世貞：“視昌黎公，當愧死無地矣”;今人江巨榮先生、呂慧娟等也對王世貞頗有微詞。王世貞在近耳順之年拜二十三歲的曇陽子為師，作為父親的王錫爵也一反中國傳統中的長幼之序拜女兒為大師，不說在當時，就是在今天也難以讓人接受。那么，這一系列怪誕現象的背后隱藏著什么樣的文化內涵?王世貞、王錫爵為何要極力“附魅”曇陽子?張居正、徐學謨又為何以“妖妄”之名阻止二王氏對曇陽子的“附魅”?在曇陽子“附魅”和“祛魅”的文化權利爭奪中，民間又為何有曇陽子未死、“嫁為徽人婦”的言說?揭示和分析曇陽子形象的建構，避免簡單的以世俗世界的“真偽”來看待宗教世界的信仰，這對理解王世貞的佛道思想，對理解明代精神世界的復雜性以及認識歷史敘事中的真實事件和真實理解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對凡人成仙，人們因立場、目的、知識結構等不同會有不同理解。一般而言，“官方視角”與“民間視角”會有很大差異，即便同為“官方視角”也因不同的利益集團及相互間的利益糾葛差異很大。在這一問題上曇陽子得道升仙之事似乎更有典型性，官方、民間通過對曇陽子文化符號解釋權的爭奪而彰顯出不同的用意，由此可以看出凡人成仙解釋權背后所隱藏的復雜關系。

　　縱觀中國文化史，歷來不乏凡人成仙故事，而每一位凡人成仙故事的背后都有比較深層的文化意義。距曇陽子一千多年前的晉代就有一位叫魏華存的女道士，因被上真接引而成仙，于是便有了《魏夫人傳》的流傳。魏華存雖生平好道，然而署名范邈的《魏夫人傳》卻是托名偽造，偽造者為使自己所撰寫的經書被更多人接受，矯稱上真女仙所授，由此魏華存也由一名普通女道士而被改造成道教女仙。類似魏夫人這樣的神仙故事在道教經典中還有很多，它們大多是從上古神話演變而來，是道教思想體系的一個重要部分，目的是吸引更多教眾，建構新的信仰體系。明末史學家談遷曾提出王世貞《曇陽大師傳》是模仿《南岳魏夫人傳》而作。考察兩文，雖然曇陽子與魏夫人在家庭環境、自身條件以及生活經歷等方面都很相似，但魏、王兩人事跡以及兩文的寫作特點并不相同。說明王世貞《曇陽大師傳》并非刻意模仿《魏夫人傳》而作。然而王世貞對魏夫人等人修道升仙故事的諳熟，或許魏夫人留名后世的成功實踐有效地啟發了他，于是王世貞便在《曇陽大師傳》中運用上真來降、指授經典、幻化練形等情節，對曇陽子“附魅”，而這些情節在《魏夫人傳》及其它一些凡人成仙故事中也有出現，因而給人以似曾相識之感。

　　曇陽子仙化的轟動效應是由王錫爵、王世貞等聯手打造而成。官場失意的王錫爵、王世貞等人熱力籌劃此事，自有其用意。萬歷五年，張居正父親去世，按明制“首輔去位三日，次輔遷坐左，翰林諸僚吏衣緋以謁”。張居正擔心自己離職會招致權力旁落，而不愿回鄉守喪。李調陽、王錫爵、吳中行、趙用賢等卻堅持讓張居正守制。王錫爵甚至“質居正于喪所，辭甚峻。居正勃率且拜且言日：‘上強留我，而諸曹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刃在，我且自刎矣”。在張居正“奪情”事件中，王錫爵反對其貪權不守制，遂與居正交惡，后來辭官家居。王世貞因在鄖陽為官時，懲治張居正妻弟，并借地震上疏言“臣道太盛”，以諷張居正，遭彈劾，同王錫爵一樣辭官歸故里。二人先后回鄉，心情沮喪，頗有挫敗之感。王士騏對王世貞當時心情有這樣的記載：

　　(王世貞)適聞吾州曇陽子者以貞女立化，意甚快之，遂于城南結龕，奉大士像，

　　與今太原相公為逍遙游，一瓢一褐，道書數卷而已。人或謂府君：“且仙乎?”府君謝曰：“吾何人哉?吾倦于官則思息，倦于酬則思默，倦于飲食則思饑，倦于名則思掩耳，倦于家則思避之墻東耳。”

　　王世貞原本自我期待頗高，此次構惡張居正，老臥閑曹，有才而不競其用，加之其在文壇所提倡的復古運動也被后起之輩排擠圍攻，世俗影響下降，心情郁積難遣，迫切想逃離身邊是非。于是想在政壇、文壇之外重塑自我形象。回鄉隱居的王錫爵也不甘仕途挫敗，期待東山再起。他們都想重塑自我，期待在世俗世界之外掌控一種信仰的解釋權，以提升他們新的影響力。本來二王氏為同鄉，兩家往來甚密，王世貞稱“雖兄弟不若也”。共同的愿望使二王氏更容易走近。王錫爵女兒曇陽子種種靈異事件的出現，使二王氏看到了希望，諳熟道教凡人升仙故事的他們知道可借曇陽子之事大作文章，在世俗世界之外，建構起新的信仰體系，將曇陽子作為為他們代言的文化符號，通過掌握解釋權以提升其社會影響力。這一愿望王錫爵與王世貞或許不謀而合，但比較大的可能是王錫爵主動策劃，并找到王世貞，讓其為之大造聲勢，當然離不開曇陽子的主動配合。曇陽子本人也有很強的功名意識，幼時家人為其請師教授《孝經》、《小學》，曇陽子未終篇輒罷去，云：“此其女子所由功業耶?”后稍就女紅，亦不肯竟學。曇陽子學道有得，并多次顯露法力，王錫爵恐惹非議，勸她說：“曷不少湛晦?”曇陽子回答：“豈不欲匿光景以夷希進大道也?顧家世富貴又女身，不得不以跡誨淺知者。”說明曇陽子顯露法力一方面是為了榮耀家族，另一方面是害怕自己身處深閨，修道有成的事不為外人所知，表現出一種極強的揚名意識。 　　王錫爵家族顯貴，曇陽子想要走上神壇，必須先要獲得王錫爵的認可和支持。起初王錫爵對神鬼之說比較謹慎。曇陽子“卻食證圣”，屢說上真來降，王錫爵夫婦并未明確表示反對，也未完全相信。后來王錫爵夫婦對曇陽子進行了多次秘密試探：陰灑狗血，徐郎訃告，庭前生稻，陰陽神出竅，符水治病等，曇陽子一一展現出非凡法力。此外曇陽子住所又屢次出現異光、“謦款”，王錫爵夫婦心益奇之，基本相信曇陽子上真接引之說。曇陽子后來讓王錫爵夫婦親眼目睹上真來降的種種情景，雖然王錫爵夫婦趴在門縫中所看到的不過是上真的衣飾，未睹真容，但已深信不疑。此時，王錫爵已意識到曇陽子靈異之事對自己的意義，于是說服或聯合王世貞，對曇陽子進行大力宣揚，其聲稱曇陽子之事確實不虛，在《化女曇陽子事略》中云：“事必核真，文不浮質，疑者寧闕勿書，不敢輕撰出一字。其甲戌以后，言動大都見兒衡私傳，能詳之。而庚辰正月以后，中丞(王世貞)皆目見”。王錫爵不僅自己言之鑿鑿，還拋出了證人和證言，證明自己不妄。每次曇陽子遭到家人勸阻和外界非議時，王錫爵都站出來力排眾議，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聲譽為曇陽子修道保駕護航。王錫爵曾在朝廷身居要職，有了這樣一個支持擁護者，對曇陽子贏得王世貞等人的信任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王世貞感嘆說：“學士之傾注師甚”，曇陽子自己也說：“吾道賴吾父而就”，可見王錫爵在曇陽子走上神壇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獲得了王錫爵的支持，曇陽子對王世貞又施以神仙之道，以恬淡為主旨，其圓融變通的“三教合一”思想又迎合了王世貞倦于官倦于名的心理，由此王世貞對曇陽子修道成仙一事深信不疑，其《曇陽大師傳》稱：“奉師誨，無務文其言，今傳之陋矣，然而不敢飾也。”王世貞認為自己本著實錄的原則作傳，傳記中并未“文其言”，亦無飾誣，系見聞之實錄。然而，當時還是有人對王世貞的傳文持有懷疑，王世貞為此辯護云：“兄所以疑曇陽師，謂是《楞嚴》第七卷中人，不意其透此一通也立脫，俄頃間，萬化在手，恨不令兄見之，疑城一破，蓮花不遠矣。”“曇陽子化事，想或聞之，其所以化，恐未悉也。今錄上一通，欲吾丈知天下有真人有真理，幸毋以為癡人寐語也。”為了宣揚曇陽子的神奇法力，王世貞動用了一萬二千余字寫成《曇陽大師傳》，意猶未足，另撰《曇陽子外傳》、《曇陽先師授道印上人手跡記》、《金母記》、《曇鸞大師記》、《純節祠記》等文。王世貞乃一代文壇盟主，片語只字至為紙貴，李時珍《本草綱目》就是憑借王世貞的序文才有書商愿為刊刻。有了王世貞的稱頌和強有力的宣揚，曇陽子靈異之事及“三教合一”思想就被廣為接受，王世懋、汪道昆、屠龍、趙貞吉等一批在當時很有名望的人相繼拜于曇陽子門下。屠隆對曇陽子仙化之事也無限向往，云：“邑距曇師所居百里，而近心向慕焉。日望師下筏登堂視事，退食燕坐無閑也。凝神逾年，果蒙師引度。”屠隆號“溟�胱印保�非常希望曇陽子能夠接引自己。有了這一批名人的倡導，東南士人、普通男女也都紛紛歸附。二王氏通過對曇陽子形象的塑造及對其文化符號意義的宣傳，將曇陽子推上神壇，建構起一種新的信仰體系，通過獲得曇陽子形象的解釋權而提升了自己的世俗地位。

　　二王氏從多個方位對曇陽子進行“附魅”。首先，撰寫詩文，王世貞除了以上所撰文章外，還寫有《曇陽子性命三十六體仙篆歌》、《謁曇陽仙師純節祠》等詩，在后一首詩中王世貞以“芙蓉”、“涂泥”為喻，肯定曇陽子道德情懷，同時運用“夷齊”典故，贊賞曇陽子如“夷齊”一樣首陽食薇而不沾周粟之“純節”。王錫爵撰有《化女曇陽子事略》，大力宣揚曇陽子之事。在二王氏的帶動下，王世懋撰有《書曇陽大師傳后》、徐渭有《曇陽大師傳略》、屠隆有《曇陽遺言》、范守己有《曇陽仙師傳》、沈瓚《近事叢殘》中也有曇陽子事略等。其次，王錫爵組織人將相關詩文匯集成冊，刻成專書，如《曇陽子傳略》一書，今上海圖書館有藏。王世貞也把《曇陽大師傳》單編成冊，在友人中傳播，“奉去近草先師傳一冊，其成道始末及化跡俱在，大抵能合三教者，始能出三界”。再次，建曇陽觀，明沈瓚《近事叢殘》記載曇陽子仙化后，“龕隨髹鍵，迎置城隅立庵尊奉之，號曇陽庵”。最后，修祠堂。曇陽子的夫翁參議徐廷裸也積極配合，修建純節祠。通過這一系列舉措，王錫爵、王世貞等人將曇陽子推上神壇，并掌控了曇陽子形象符號的解釋權，在世俗權利之外，建構起一個新的信仰體系，意義可謂大矣。

　　明代社會佛道盛行，社會上層大多迷戀佛道。而宗教事件往往與政治事件糾纏在一起，嚴嵩的倒臺就是徐階利用了方士藍道行以伏乩改變皇帝對嚴嵩的信任。王錫爵、王世貞在東南的活動很快傳到了京師，張居正、徐學謨等嗅到了二王氏動作的不尋常，于是通過言官彈劾，以“妖妄”之名否定他們對曇陽子的“附魅”，通過反對曇陽子“附魅”的“祛魅”舉措，以達到破壞二王氏構建新宗教信仰體系的目的。此中曲折，王世貞在《嘉靖以來首輔傳》中這樣記載：

　　王錫爵歸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大士上真，俾錫爵與其友人大理卿王世貞，筑室于城南居之，而女仙之蛻附焉。錫爵屬世貞為之傳，語頗傳京師，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故嘗客曾省吾，謂此奇貨，可以贄居正也。省吾遂為維垣具草，與承南先后論錫爵等，語甚危，冀以搖動上意。事下禮部，而尚書徐學謨方思所以報居正，攘臂謂此妖孽不可長也，具稿欲大有處。而慈圣在西宮聞之不懌，使中貴人張宏語居正：“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言路批劾之?”居正意絀，而學謨方盛氣見，居正笑謂：

　　“此二人者，皆君鄉人。事渺小，且以往，不足道。”學謨薨然而退，遂停寢，而南給事中吳之關輩，復吠聲有言，報聞而已。

　　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本是一部史傳，在該書卷八《張居正傳》中記載了圍繞曇陽子一事王錫爵、王世貞與張居正、徐學謨等人的糾葛。王世貞受王錫爵之命作《曇陽大師傳》，并把因曇陽子仙化一事而與張居正等人之間的矛盾進行了交代。可以看出區區一女子的仙化之事競如此意味深長，已構成一場政治事件。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為迎合張居正之意，上書彈劾王錫爵、王世貞兄弟�張為怪幻，彈劾的奏疏上報皇帝，皇帝“下禮部”，意欲有大動作。或許二王氏自感事危，可能是他們請了皇太后，皇太后通過宦官告誡張居正不要借“神仙”生事，這樣張居正、徐學謨才罷手。可以看出借曇陽子一事，彈劾王錫爵、王世貞的幕后推手其實是張居正。嚴嵩的前車之鑒，使處于權力頂峰中的張居正自有“高處不勝寒”之危。在張居正“奪情”事件中，王錫爵、吳中行、趙用賢等人反對張居正貪權不尊制守喪，張居正運用手中權力將他們逐出朝廷。對這些人張居正并不放心，他似乎一眼就看出了王錫爵、王世貞“附魅”曇陽子的真正用意，于是通過言官的彈劾，對二王氏進行反擊，藉以消除人們對曇陽子的崇拜，將二王氏打造的“非常人”的曇陽子還原成“常人”，也就是對曇陽子進行“祛魅”，借此打擊政敵、保護自己。此時雖已仙化的曇陽子卻身不由己卷入一場文化解釋權爭奪的漩渦，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其解釋權利的歸屬意味著會有不同社會意義的附加。然而，兩股勢力的較量尚未見高下，卻因皇太后的強力介入而使這場文化權利之爭暫時消歇，可是附著在曇陽子形象上的文化意義卻在歷史空間不斷流動，“附魅”、“祛魅”彼此糾纏，兩股勢力借助曇陽子之事還在暗中較量。大宗伯徐學謨為二王氏鄉黨，一方面積極主張毀觀焚骨、打壓二王氏，以獲得張居正的歡心;另一方面又不想完全得罪二王氏。在與王世貞的信函中徐學謨勸王世貞切勿放棄仕路，認為其“早服黃冠，陶情物外”非“天地生才、國家儲才之本意”(《與王鳳洲中丞》)，同時勸王世貞尊崇仙道完全可以私下悄悄進行，大可不必大正旗鼓，囂張生事。說明身處事局中的徐學謨并沒有看出二王氏“附魅”曇陽子，通過建構一種信仰以獲得與張居正抗衡的政治資源的用意。或許徐學謨已經看出，只是裝作不知，借對此事的關心以討好二王氏。 　　雖然因皇太后的干預，言官對二王氏的彈劾停息下來，但是張居正、徐學謨等人對二王氏的敵視仍在，兩種政治勢力對曇陽子解釋權的爭奪依然僵持。然而這一狀況并未維持很久，萬歷十年張居正去世，很快受到言官彈劾，并被追奪官秩，再奪謚，抄家，家屬充軍，且險些遭鞭尸。隨著張居正的倒臺，力主對曇陽子進行“祛魅”的勢力大大受挫，“附魅”“祛魅”兩股勢力的角逐也松弛下來。此后，二王氏的鄉黨申時行任首輔，二王氏也被啟用。萬歷十二年王錫爵被朝廷征召，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世貞也被啟用應天府尹，后升南京刑部右侍郎。隨著二王氏世俗地位的提高，他們對曇陽子進行“附魅”的意義也不復存在，“附魅”曇陽子的行為也冷卻下來。然而處于兩股勢力之外的第三方：一些無逐權意識的文人或民間大眾，對曇陽子的熱情卻有增無減。有關曇陽子事件新的傳說在明清筆記、詩話、小說等中卻大大增加，如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沈曾植撰《海日樓札叢、海日樓題跋(二)》、談遷《棗林雜俎》等。作為塑造曇陽子形象的第三方，他們所關心的是曇陽子仙化的真偽、《牡丹亭》是否影射曇陽子等問題，與對曇陽子進行“附魅”“祛魅”者的政治用意大為不同。

　　王錫爵、王世貞與張居正、徐學謨等在曇陽子的“附魅”、“祛魅”中相互分化，彼此糾纏，他們以曇陽子為符號進行一場文化領導權的爭奪。然而在這場權利爭奪場域之外，作為第三方的文人或屬于另外場域的民間卻賦予曇陽子另一層“返魅”意義，此種從非逐權層面對曇陽子形象的建構，主要源于民間，帶有非功利色彩，此種勢力的介入使曇陽子形象愈顯復雜。這也使王世貞的《曇陽大師傳》在歷史敘事中存在著真實事件與真實理解之間的分歧問題。由于曇陽子仙化之事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普通大眾首先關心的是曇陽子得道飛升的真偽問題，這一追問的背后是曇陽子是否值得信仰的問題。在二王氏與張居正、徐學謨關系緩和下來之后，坊間就有了曇陽子未死或死而復生的傳聞。明代沈德符有一篇《假曇陽子》：

　　王太倉以侍鄧忤江陵，予告歸。其仲女曇陽子者，得道化去。……既而太倉入相后，漸有議曇陽尚在人間者。初皆不甚信。忽有鄞人婁姓者，自云曾試童生，以風水來吳越間，挈一妻二子，居處無定，其妻慧美多藝能，且吳音，蓄資甚富。緝盜者疑之，蹤跡之甚急，度不可脫，則云：“我太倉人王姓，汝勿得無禮”。于是嘩然，以為曇陽矣。……王氏之老仆鄉居者，及宗黨之耄而曉事者，獨心疑之，諦視詰辨良久，忽日：

　　“汝非二爺房中某娘耶?”始色變吐實。蓋相公乃弟學憲(鼎爵)愛妾也。……余嘗叩辰玉，令姊升舉后，曾有�[�相示、以踐生前諸約否?辰玉云絕無之。

　　普通大眾的言說固有好奇的成分，但對凡人成仙，人們總難免會有理解上的障礙，于是大家便以各種揣測來理解曇陽子仙化之事。在曇陽子仙化不久就有了“曇陽尚在人間者”的傳聞，也就是這一事件經過冷卻后，普通大眾便以自己的經驗進行反思，力圖擁有自己的文化解釋權。曇陽子仙化四年后便出現了王錫爵之弟王鼎爵的愛妾假托曇陽子以脫身之事，不料被人識破。沈德符對曇陽之事也頗為好奇，追問曇陽子之弟王衡：曇陽子化后是否還有靈異顯現、“以踐生前諸約”?王衡的回答：“絕無之。”這一問一答，似乎使當年王錫爵、王世貞頗費心機策劃出的曇陽子“仙化”之事露出了破綻。曇陽子仙化后，冒充者似乎有多人，這些人多是熟知這一事件者，利用人們的懷疑假充曇陽子在世。明代沈瓚《近事叢殘》有這樣的記載：“太倉王學憲鼎爵于瓜州娶一婢，名日瓜秀。……有浙狂生某者與之狎，問知其鄉里，又能言相公家事。異之日：‘之莫非即往年所成曇陽乎?’曰：‘是也’。于是狂生揚言于人，自稱王婿。且為詩歌以彰之，遂有流言于世，可恨哉!”冒充曇陽子者多為王錫爵或王鼎爵的家人，這些人似乎對曇陽子的實情知道更多，利用王家與外界信息的不對稱，加之人們對此事的懷疑，來冒充曇陽子。當然，普通大眾是以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來理解曇陽子，他們只是聽說，無法從自身經驗層面來感知這一事件，因而將信將疑，這樣就使人有了可乘之機。這種死而復生的傳聞或冒充，并無政治意圖，是一種中立的民間視角，力求事物真相，故為曇陽子形象之“返魅”，這樣曇陽子形象塑造的主場便由士大夫轉向民間，由“附魅”和“祛魅”的兩極對立轉向不帶功利色彩的“返魅”。

　　在接連有人冒充曇陽子之后，曇陽子未死的傳聞不斷發酵，于是有人便把曇陽子形象與湯顯祖《牡丹亭》中的杜麗娘聯系在了一起。明代徐樹丕有這樣的記載：“往歲聞之文中翰啟美云：‘若士紊恨太倉相公，此傳奇杜麗娘之死而復生，以況曇陽子;而平章則影射相公也。’按：曇陽仙跡，王元美為之作傳，亦即彰彰矣。其后太倉人更有異議云：‘曇陽入龕后復生，至嫁為徽人婦。’其說暖昧不可知，若士則以為實然耳。”在曇陽子的故里有人說曇陽子“龕后復生”，“嫁為徽人婦”，湯顯祖據此寫出《牡丹亭》，曇陽子就是杜麗娘的前身。這一說法姑且不論真實與否，曇陽子身上杜麗娘意義的附加，就使當初二王氏所打造的“仙女”、張居正力圖要還原的“凡女”，一下子變成了杜麗娘一樣的“情女”。楊恩壽在《詞余叢話》中也有類似的說法，認為湯顯祖是在曇陽子事件觸動下，產生靈感，創作出《牡丹亭》，其最初動因并非影射曇陽子，可劇作出來后，讀者的聯想效應，有影射曇陽子之嫌，由此湯顯祖亦涉輕薄。在人們不斷往曇陽子形象上附加杜麗娘意義時，清代龔煒對此進行辯解：

　　曇陽子仙去，鳳洲先生傳其事，而世或以《牡丹亭》誣之，誤矣。夫神仙之說，欺愚易，而罔智難;飾遠易，而誣近難。鳳洲先生以絕人之才，負天下之望，生同里� ，茍非信而有征，肯稱弟子、浼筆墨、嘖嘖傳其事哉?且《牡丹亭》出自湯遂昌，遂昌品行卓卓，非夫世之輕薄浮浪者比也。……吾意《牡丹亭》之誤，人見夫還魂之事近乎仙，太傅適有女仙去，而其名位，又有同于所謂杜平章者，求作者之意而不得，遂擬議其事以實之。負怨二百年莫為申雪，予故表而出之。

　　曇陽子與《牡丹亭》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曇陽子仙化在前，《牡丹亭》創作在后，且湯顯祖又是寓居太倉創作出《牡丹亭》，那么是人們看了《牡丹亭》想到曇陽子，還是湯顯祖知道曇陽子之事后創作出的《牡丹亭》?數百年來民間圍繞這些問題可謂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民間力圖給予曇陽子形象一種解釋，在他們看來在死而復生這個契合點上，杜麗娘身上有曇陽子的影子。作為與曇陽子有著親緣關系的龔煒則認為這樣的解說使曇陽子“負怨二百年莫為申雪”，說明在曇陽子形象上附加杜麗娘的意義的說法由來已久。其實，除了死而復生這個相似點外，在重情這個層面，曇陽子身上也有杜麗娘的影子，也就是王世貞在《曇陽大師傳》中過于強調曇陽子重“凡情”，為后世在曇陽子身上附加杜麗娘形象留下較大空間。王世貞、王錫爵當年都有對曇陽子重“凡情”的渲染，在對曇陽子進行“附魅”的過程中，二王氏一方面突出曇陽子的“超人”法力，以贏得眾人膜拜，另一方面又不斷強調曇陽子的人世隋懷。或許在二王氏看來神力與“凡情”的交織才更能使曇陽子為大眾所接受。為此王世貞《曇陽大師傳》中有很多曇陽子重“凡情”的記載：當曇陽子確認徐景韶已亡故，為之“蓬跣而哭三日，出其橐，則有成制縞服草屨，御之，以見學士夫婦”，曇陽子未嫁而守節，完全是一種世俗化的禮數，非不食人間煙火的仙道所為。此后已有“超人”法力的曇陽子來到徐景韶墓前，表現出一副癡情女子的形象：“時暑方酷，師(曇陽子)暴烈日中，夜則當風露，蚊蚋群嘬之，撫而笑曰：吾不受若嘬者五載矣。驟雨庭中潦幾尺許，請徙席，不可，衣淋漓透肌肉，或謂師力不可使，不受嘬與暑雨侵乎?師日：使我不受嘬與暑雨侵者，何名苦愿也?”曇陽子更像是“人”，而非“神”。王世貞將曇陽子打造成具有人問情懷的人。因其“凡情”才易使人靠近，才更具感召力。如此，曇陽子超人法力讓人敬羨，癡情守節引人動容。曇陽子飛升之前再次來到徐景韶墓前，以發髻歸葬未婚夫：“設祭畢，忽袖刀割右髻于幾，日：吾以上真見度不獲死，遺蛻未即朽，不獲葬，此髻所以志也。為我謝參議君，幸啟徐郎之窆而�y之”。曇陽子這一舉動更表現出一種世俗情懷。以上《曇陽大師傳》中三個片段，使曇陽子不像是仙女道姑，更像是一個癡情女子。為了使自己的創作“哀感頑艷”，王世貞在《曇陽大師》中運用了“化工之筆”，云：“比為元馭屬，草先師傳，得萬余言，其事頗詳核，不經化工筆，恐不足稱也。”王世貞受王錫爵之托、運用“化工筆”意欲撥動讀者的心弦，讓人們為曇陽子的癡情而扼腕。王世貞對曇陽子重情持肯定態度，其在為李希直之母作墓志銘時，云：“曇陽子道成而羽化，然猶露坐于徐墓，割發殉其所字之子，而后就玉京之駕。”王世貞肯定曇陽子的世俗情，后來在為曇陽子撰《純節祠記》時又進一步強調曇陽子的癡情，當然，此種世俗之情王世貞將其上升到道德意義層面，而非簡單男女之情。王世貞贊賞曇陽子的“純節”，即有“竹”“絲”之德，堅貞而不染。在曇陽子評價問題上，王世貞既堅守儒家倫理，又不廢佛、道之忘情。這些思想看似矛盾，可王世貞卻能將之統一，究其原因是對“三教合一”思想之深入把握。王世貞《吊徐郎新墓是仙師留發處》一詩運用“蕭史弄玉”、“韓憑妻”的典故，表明曇陽子、徐景韶在世雖不能作比翼鳥，死后卻可在仙界逍遙于“八垠”。王世貞當年或有意或無意對曇陽子重情鐘情進行摹畫，使曇陽子仙化之后，人們在其身上發現了杜麗娘的意義，說明曇陽子形象的歷史演化一方面是新意義的附加，另一方面又是新意義的發現。

　　曇陽子仙化后，其已成為一種文化符號而被不斷解讀，新意義的不斷附加使曇陽子形象的歷史感越發厚重。同時，曇陽觀的存在使曇陽子形象得以固化，這樣后世文人墨客每經這里就會對其進行一番吟詠，新作品的出現會有曇陽子新形象的塑造和新意義的附加。吳偉業來到曇陽觀，寫下了《曇陽觀訪文學博介石兼讀蒼雪師舊跡有感》一詩，云：“吾州城南祠仙子，窈窕丹青映圖史。玉棺上天人不見，遺骨千年蛻于此。”曇陽觀建成多年之后，因年久失修，已不復存在。在曇陽子仙化二百多年后，鰲圖來到太倉做知州，又為曇陽子重新建觀。洪亮吉來到新建的曇陽觀，寫下了《曇陽仙觀題壁》：“生(升)天成佛事皆真，二百年來記昔因。化�a人歸冤已剖，釣鰲客到觀重新。蟲魚篆尚留遺跡，麟鳳洲先謁后塵。畢竟傳疑由弟子，曇鸞枉說化前身。”詩中認為曇陽子之事真實可信，有人之所以產生懷疑，是因為王世貞在《曇陽大師傳》中說曇陽子是曇鸞師的化身。曇陽觀的重建，洪亮吉曇陽仙觀的題寫，說明雖時過境遷，人們還在重構曇陽子形象，或者對其附以新的文化意義。這與當年二王氏頗有政治意圖的建構已大為不同。

　　在曇陽子仙化四百多年后，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系教授安妮・沃爾特納對曇陽子產生了濃厚興趣，為探求曇陽子仙化之事，曾多次探訪太倉，最后撰成《曇陽子與王世貞：圣者與官僚》一文，通過對曇陽子傳奇身世的考察，凸顯其因得道升仙而為文人膜拜的經歷，介紹了中晚明民間圍繞曇陽子飛升所興起的宗教熱情，指出曇陽子代表著世俗道德的權威與節婦的典范，提出道教與佛教的大眾實踐方式，為女性生發展自己的精神世界提供廣泛空間，婦女通過宗教信仰擺脫了家庭責任而成為圣者。安妮・沃爾特納教授為曇陽子形象的建構賦予了新的意義，然而曇陽子之所以能成為“圣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王錫爵、王世貞等人的推動。對二王氏的推動之力，安妮・沃爾特納教授似乎未給予足夠重視。

　　總之，曇陽子形象的不斷建構使其文化意義呈現出一種流動性，在曇陽子形象歷史演化過程中，人們的共同體驗和個體體驗彼此交織，而使曇陽子的文化意義不斷附加和累積。通過曇陽子形象文化意義的探討可以看出明代社會精神世界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