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的經濟在不斷發展著，我國也在幫助很多地區的人口脫貧致富。本文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一篇經濟學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貧困地區小額信貸的運行績效。

 　　摘要：基于西北5省33縣的宏觀經濟金融數據以及127家小額信貸機構2010-2013年財務數據，評價了貧困縣的小額信貸運行績效。既有研究缺乏對欠發達省份貧困縣小額信貸機構運行績效的評價，研究結果表明：超過半數以上的農村金融機構存在明顯的目標客戶偏移，而貧困縣農戶(尤其是特困戶)面臨的金融排斥最為嚴重;貧困縣小額信貸服務機構的盈利性受到影響，但是存在提升的空間，并且盈利能力也在增強;小額信貸服務機構的盈利性與扶貧目標之間不存在權衡關系，而僅與機構類型、省份存在顯著相關關系。由此，開展金融創新，提高扶貧業務的目標瞄準率，是貧困地區小額信貸扶貧政策調整的方向。

　　關鍵詞：金融扶貧,目標偏移,小額信貸

　　引言

　　2006年以來，隨著新一輪農村金融改革的推進，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資金與政策支持金融扶貧工作，試圖增加中低收入者金融服務供給，幫助貧困人口脫貧致富。以此為契機，各地在金融扶貧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鼓勵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等機構開辦小額信貸業務，設立專門為貧困戶、小微企業服務的地方性金融從業機構，創新抵押擔保方式等。金融扶貧工作的推進，積累了一批小額信貸扶貧的成功經驗，在一些地區部分實現了貧困戶脫貧致富的目標。

　　然而，在金融扶貧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質疑。一些研究發現，以扶貧為目標的小額信貸機構，出于財務利潤的考慮，并沒有實現目標瞄準：非政府組織小額信貸機構出現了目標客戶上移[1]，貧困村資金互助社未能有效服務貧困戶[2]，小額貸款公司明顯地“貸大不貸小，扶強不扶弱”[3，4]。無獨有偶，在國際上，以商業化經營為特征的小額信貸實踐，也同樣面臨著目標偏移的指責[5]。這些研究結論，質疑了小額信貸的扶貧績效，為金融扶貧工作蒙上了陰影。因此，評價我國貧困地區小額信貸的運行績效，驗證小額信貸機構是否因為商業化運作而偏移扶貧目標，就成為有待解決的理論問題。

　　本文以2014年10月對西北5省(自治區)17個地市，33個縣(市、州)調研數據為支撐，試圖對貧困地區小額信貸運行績效進行分析和評判。調研縣(市、州)包括：陜西8縣(市)，即隴縣、太白、富平、韓城、高陵、戶縣、長武、乾縣;甘肅8縣(市)，即臨洮、岷縣、慶城、鎮原、古浪、天祝、高臺、山丹;寧夏6縣(市)，即涇源、彭陽、惠農、平羅、青銅峽、同心;青海5縣(市、州)，即海晏、門源、樂都、民和、烏蘭;新疆6縣(市、州)，即北屯、清河、和靜、輪臺、博樂、精河。每個調研縣對縣級基本金融經濟指標進行統計，并選擇4～5家代表性小額信貸機構填寫調查問卷與表格。機構選擇包括了農村信用社、郵儲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農業銀行等縣域主要機構類型，保證了樣本的代表性。調研最終獲得128家小額信貸機構2010-2013年數據，共480個觀察值。經過數據清理，得到127家農村小額信貸機構476個觀察值，形成一個涵蓋2010-2013年數據的非平衡面板數據。總體而言，本文在對樣本縣以及小額信貸服務機構的選擇中，基本上反映了西北地區貧困縣分布以及貧困縣小額信貸扶貧業務的實際。

　　與既有研究相比較，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研究尺度落實到縣域層面，對既有研究集中于全球、國家以及個別機構尺度的狀況進行了補充。小額信貸機構目標偏移問題的既有研究中，以國際小額信貸機構數據的分析[68]，或者針對國家范圍的研究[911]，在空間尺度上過于寬泛;而以個別或者少數機構為研究對象的文獻[1214]，研究結論的代表性又有待商榷。在實踐中，縣域是小額信貸機構經營的基本單元，我國大多數小額信貸機構均在縣域范圍內開展業務。因此，本文在縣域尺度的研究，既符合業界經營的實際，也在理論上對機構研究進行了補充。

　　一、貧困地區小額信貸運行

　　績效的理論探討

　　一般而言，小額信貸機構的運行績效可以從財務績效與社會績效兩個方面進行界定�？创�我國小額信貸機構的扶貧業務以及目標偏移問題，既要有國際化的視角，還要兼顧我國農村小額信貸發展的特殊背景以及語境[4]。與國際上通行的做法類似，本文選擇單筆農戶貸款平均額度除以所在縣的人均GNI，作為小額信貸機構覆蓋深度的度量指標，以此來反映小額信貸機構的社會績效。此外，在我國小額信貸實踐中，一般將單筆貸款額度在3～5萬元以下的業務稱為小額信貸。在縣域信貸市場中，國有銀行僅附帶辦理單筆貸款額度較小的農戶貸款以及個體工商戶貸款;農村信用社、小額貸款公司等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均開展全面的信貸市場業務，小額信貸業務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可以對有關小額貸款業務的單筆額度、農戶貸款額以及小額信貸業務占比進行分析，評價小額信貸機構的覆蓋深度。此外，調研中還設計了不同農戶分層的貸款額度、貸款筆數等選項，從其他側面反映小額信貸機構的覆蓋面以及覆蓋深度[6-8]，顯示小額信貸機構的社會績效側面。對于小額信貸機構的財務績效，本文采用稅后利潤率、資產收益率、股權收益指標來反映。

　　進一步需要明確的是，關于小額信貸機構為什么會出現目標偏移，在國際上一般解釋為在商業化轉型過程中，小額信貸機構為了追求財務的可持續性，導致了目標客戶群由特困戶與貧困戶轉向較為富裕的中等戶乃至富裕戶[5， 7]。

　　1.首先要考慮的是財務績效對覆蓋深度的影響。由于郵政儲蓄、農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均在地市一級核算，因此縣級機構往往沒有相應的財務數據。村級互助資金往往財務統計中缺乏相應指標，并且在調研中設計的樣本較少，因此，此類機構難以作為關注的焦點。考慮上述背景，能進行財務指標影響分析的只有農村信用社、小額貸款公司以及部分新型金融機構。可以預期的是，財務績效對除農村信用社以外的兩大類農村金融機構的單筆貸款額度會造成正向影響。但是，就農村信用社而言，由于長期經營的歷史，可能存在較多慣性的影響，并且由于歷史包袱的存在，財務績效可能也會受到影響。由此，財務績效并非是當期經營的結果，而是多因素疊加的結果，從而對覆蓋深度的影響方向具有不確定性。 　　2.機構類型是影響機構覆蓋深度的重要因素。由于農村信用社在部分地區還享受人民銀行有關政策的支持，因此，對發放農戶貸款業務存在一定的激勵效應。在縣域范圍內，目前發放農戶貸款和個體工商戶貸款的主要金融機構是農村信用社與郵政儲蓄，小額貸款公司、新型地方金融機構主要集中于中小企業貸款，而中國農業銀行等國有商業銀行基本上僅涉足大中型企業貸款。就村級互助資金而言，往往更集中于中等戶乃至部分貧困戶。

　　3.需要考慮縣域金融競爭的影響，機構規模的因素也不可忽視�？梢灶A計的是，由于縣域經濟金融環境的影響，競爭強度對單筆貸款額度的影響肯定是存在的。此外，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或者人員規模越大，則面臨越強烈的利潤倒逼機制，會導致單筆貸款額度更大一些。

　　當然，除去上述因素之外，地區、是否貧困縣等控制變量也要進行考慮。從既有文獻研究以及小額信貸業務實踐來看，本文選擇的指標，基本上可以反映小額信貸金融扶貧的經濟理論邏輯。

　　二、貧困縣小額信貸運行的

　　經濟金融環境

　　從表1可以看出，樣本貧困縣的經濟金融環境與非貧困縣存在較大區別，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貧困現象較為嚴重，經濟發展滯后

　　從14個貧困縣樣本2010-2013年數據來看，貧困縣的貧困發生率較高，經濟發展較為落后。就平均值指標來分析，貧困縣貧困人口為11.698萬人，國內生產總值為35.247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298萬元。而非貧困縣的貧困發生率較低，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好。同樣，從平均值指標來看，19個非貧困縣樣本的貧困人口為1.724萬人，國內生產總值為77.959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3.914萬元。

　　(二)金融設施與從業人員較少

　　從金融服務機構數、分支機構數以及金融機構從業人員數三個指標，可以反映出貧困縣的金融服務設施較少。就平均值來看，樣本貧困縣的金融服務機構為17家，分支機構數33家，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為370;相應的，非貧困縣的金融服務機構為17家，分支機構數為39家，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為487人。

　　(三)信貸服務規模較小，金融深化程度不夠

　　從儲蓄余額、貸款余額以及金融相關比率可以看出，樣本貧困縣的信貸服務規模較小，金融深化程度不夠。就平均值指標來看，樣本貧困縣儲蓄余額為43.347億元，貸款余額為17.761億元，金融相關比率為1.855;相應的，非貧困縣的儲蓄余額為71.261億元，貸款余額為57.506億元，金融相關比率為2.137。

　　(四)消費與投資乏力，資金外流嚴重

　　從存貸款余額的總量以及結構進行分析，同樣可以看出，樣本貧困縣的貸款總量較小，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之比更小，這反映出貧困陷阱的存在。“經濟貧困――金融落后――經濟貧困”惡性循環，在貧困縣具有一定程度的現實性。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貧困縣小額信貸機構運行的經濟金融環境較差，這也凸顯出金融扶貧的必要性以及可能的經營困境。從而，本文將貧困縣小額信貸機構運行績效作為研究主題，就是試圖分析在經濟金融環境較差的背景下，小額信貸機構是否實現了金融扶貧的社會目標?要實現金融扶貧的社會目標，小額信貸機構是否會面臨財務上的困境?

　　三、貧困縣小額信貸的覆蓋面

　　以及覆蓋深度

　　由于在貧困縣展開小額信貸機構運行績效評價，因此，扶貧的社會績效是關注的核心問題。結合有關國際研究的做法，本文選擇小額信貸業務的覆蓋面與覆蓋深度來反映小額信貸機構的社會績效。從調研數據來看(見表2)，貧困縣小額信貸業務的覆蓋面與覆蓋深度存在如下問題：

　　(一)農戶面臨的金融排斥比較嚴重

　　從提供了數據的小額信貸機構2010-2013年197個觀察值來看，貧困縣小額信貸機構平均發放農戶貸款3 407筆，而貸款筆數的中位值只有597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小額信貸機構根本不開辦農戶貸款業務。對于農業人口眾多的西部地區(尤其是貧困縣)而言，農業人口平均達到20萬人，農戶貸款的現狀顯然是難以適應需要的。這從另一個角度可以反映出，農戶面臨的金融排斥比較嚴重。進一步，與非貧困縣相比較，可以看出，貧困縣的金融排斥問題要明顯的更嚴重一些。

　　(二)超過半數小額信貸機構存在明顯的目標客戶偏移

　　與農戶面臨的金融排斥相對應的是，貧困縣小額信貸機構的業務覆蓋深度也不理想。從單筆貸款平均額度以及最常見的單筆貸款額度可以看出，貧困縣的農村金融機構主要服務對象是較為富裕的客戶。就中位值來看，單筆貸款平均額度為4.55萬元，最常見的貸款額度為5萬元。按照3～5萬元的上限標準，這一指標說明，約有一半的觀察值符合標準。但是，有一半觀察值超出標準，存在明顯的目標偏移問題。

　　如果按照MIX給出的單筆貸款額度不高于人均GNI 2.5倍的標準，貧困縣的單筆貸款額度上限約為3萬元，則農村金融機構小額信貸業務目標偏移的問題則會更加嚴重。此外，從單筆貸款額度最小值指標也可以看出，貧困縣的單筆貸款最小值甚至大于非貧困縣，而貧困縣的單筆貸款最大值也大于非貧困縣。可以看出，在貧困縣，小額信貸業務的目標偏移問題表現得甚至比非貧困縣更為嚴重。

　　(三)貧困縣貧困戶(尤其是特困戶)面臨的金融排斥最為嚴重

　　調研表明，貧困戶尤其是特困戶面臨的金融排斥問題最為嚴重。通過對貧困縣小額信貸機構貸款服務對象進行分類分析可以看出，中等戶是客戶群中的主體，并且呈近似的鐘形分布。在貧困縣，由于貧困發生率比較高，貧困家庭人數眾多，這種客戶分布格局顯然具有社會績效上的缺失。如果考慮到國家扶貧政策中事實上存在一定的信貸補貼政策，那么扶貧政策的力瞄準度就需要進一步提升。

　　(四)貧困縣貸款利率較低，但貸款價格調節機制不甚健全

　　一般認為，小額信貸業務的服務成本較高，從而貸款利率要較高一些。就此來看，貧困縣樣本觀察值中平均貸款利率、最高貸款利率、最低貸款利率、最常見貸款利率指標分析中，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基本支持小額信貸利率的基本規律。但是，從中位值分析可以看出，貧困縣的貸款利率要略低于非貧困縣。比較合理的是，從不同農戶分層的貸款利率指標(平均貸款利率、最高貸款利率、最低貸款利率、最常見貸款利率)可以看出，貧困戶與特困戶貸款利率較低。 　　此外，總體來看，貧困縣的小額信貸貸款利率波動幅度較小。在貸款利率全面放開的背景下，依然出現這種貸款利率格局，表明了利率作為資金價格的調節機制沒有得到有效發揮�？紤]到我國事實上存在一定的扶貧信貸支持政策，貸款利率存在一定的優惠，那么貧困地區小額信貸業務的價格調節機制尚未有效發揮作用，就具有政策干預的影響因素。

　　(五)貧困縣的貧困戶以及特困戶的單筆貸款額度最小

　　一般而言，在理論研究中總是假定貧困戶的單筆貸款額度要低于富裕戶。本文調研支持了這一論斷。從單筆貸款平均額度和最常見的單筆貸款額度指標來看，貧困縣貧困戶與特困戶的指標均值以及中位值最小，分別為3萬元和2萬元。這種判斷，對貧困地區發展小額信貸業務提供了經驗支撐。

　　四、貧困縣小額信貸機構的盈利狀況

　　(一)貧困縣小額信貸機構盈利狀況表現較差

　　從2010-2013年數據來看，小額信貸機構總體盈利狀況較好(見表3)。從全部樣本來看，稅后利潤率中位值達到18.00%，資產收益率中位值達到1.53%，股權收益率中位值達到6.56%。而將貧困縣與非貧困縣相比較，可以看出，貧困縣小額信貸機構的總體盈利狀況較差一些，稅后利潤率與資產收益率的總體表現均差于非貧困縣。盡管就股權收益率的表現來看，貧困縣要好一些，但是這與小額信貸機構分紅政策等不無關系。

　　如果將焦點放在財務不可持續的小額信貸機構上，則可以看出，仍然存在部分小額信貸機構未能實現財務經營的可持續。從稅后利潤率、資產收益率以及股權收益率指標來看，最小值均為負，表明了依然存在財務上不可持續的小額信貸機構。進一步進行數據挖掘，稅后利潤率為負的小額信貸機構觀察值有11個，其中，貧困縣5個，非貧困縣6個;資產收益率為負小額信貸機構觀察值有10個，其中，貧困縣5個，非貧困縣5個;股權收益率為負小額信貸機構觀察值有6個，其中，貧困縣1個，非貧困縣5個�？紤]到樣本的分布占比，可以得出，貧困縣小額信貸機構財務不可持續的幾率要大一些。

　　(二)貧困縣小額信貸機構盈利能力差異性較大

　　由于33個樣本縣均有農村信用社，因此，對農村信用社盈利狀況的分析，可以更好地反映不同貧困狀況的縣域小額信貸機構的盈利能力。

　　有31家農村信用社提供了2010-2013年的稅后利潤率與資產收益率的觀察值(見表4)。從經營狀況來看，貧困縣農村信用社的稅后利潤率低于非貧困縣，而資產收益率與股權收益率的表現好于非貧困縣。此外，還可以看出，貧困縣農村信用社的資產收益率與股權收益率的方差均大于非貧困縣。

　　(三)小額信貸機構盈利能力不斷改善，但個體差異較大

　　從2010-2011年數據進行分析，樣本小額信貸機構的盈利能力有了提高。較之于2011年，樣本小額信貸機構的稅后利潤率、資產收益率與股權收益率均有所提高。就指標的均值和中位值來看，2011和2012年數據均明顯增大，2013年則有小幅度回落。同時，從觀察指標的標準差可以明顯地看出，不同機構之間盈利能力的差距在加大 。對于這種年際變化，應該與近年來的政策相結合起來加以考慮。如果單純地考慮商業化經營，那么從2005年開始事實上我國的農村金融機構就已經總體全面商業化經營了，需要關注的是2011-2012年來貸款利率全面放開的影響。結合數據分析，可以得出的初步結論是，貸款利率全面放開后對農村金融機構的影響并不明顯。這一結論，可能與時滯因素有關。

　　五、貧困縣小額信貸機構的盈利性與

　　覆蓋深度權衡

　　對于目標偏移問題的研究而言，由于涉及到特定小額信貸機構不同經營年度的變化，適合采用面板數據進行分析[15]。為此，對上文的數據樣本進行了進一步地篩選。篩選的標準包括：第一，主要指標(如覆蓋深度、資產收益率、稅后利潤率、資產總額等)不存在缺省值;第二，機構至少存在3年以上(包括3年)的連續數據。經過篩選，形成了包括62家機構2010-2013年245個觀察值的非平衡面板數據集，其中的貧困地區子樣本包括31家機構2010-2013年122個觀察值。

　　計量經濟模型如下：

　　DEPTHIIIIit=β′Xit+δ′Zt+ut+εit

　　其中，DEPTHit表示小額信貸服務機構i在t年的覆蓋深度，等于單筆農戶貸款平均額度除以所在縣人均GNI;Xit是隨小額信貸服務機構和年度變化的向量;β是X的系數(k×1)向量;Zt是向量，僅隨小額信貸服務機構個體特征變動，不隨時間變動;β是X的系數(k×1)向量;ui表示小額信貸服務機構的個體效應，是不可觀察的不隨年度變化的隨機變量，在不同小額信貸服務機構之間獨立分布，方差為σ2u;εit是殘差項，假定與列向量(X，Z，u)不相關，具有以Xit和Zi條件的不變方差σ2ε。在組合殘差項Vit=ui+εit中，ui是不隨時間變動的、不可觀測的個體效應，εit表示其他擾動項。

　　進一步，Xit向量包括2個盈利性變量(稅后利潤率、資產收益率)，2個機構背景變量(資產總額、員工數)，2個競爭程度變量(縣域金融機構數、縣域分支機構數)。Zi包括隨小額信貸機構而不同，但是不隨時間變化的亞變量：機構類型(包括：信用社、郵政儲蓄、小額貸款公司，農業銀行、村鎮銀行、村級互助資金等屬于參考項)，貧困縣以及不同省份(包括：陜西，甘肅，寧夏，青海與新疆屬于參考項)。考慮到遺漏變量問題，本文選擇盈利變量的滯后值作為工具變量。

　　本文的計量分析分析采用R3.1.3的plm軟件包實現[1617]。檢驗的步驟是：首先通過BreuschPagan Lagrange乘子檢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個體效應是顯著的，從而拒絕混合效應模型，選擇非混合效應模型;然后，分別進行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檢驗與隨機效應檢驗，通過豪斯曼檢驗來確定具體的模型形式，最終選擇了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進一步，通過F檢驗與Lagrange乘子檢驗，在5%的水平上時間固定效應是顯著的。在聯合采用了上述面板估計方法后，回歸參數在統計上顯著，符號類似，增加了結果的可信性�？紤]到研究的穩健性，項目還對全部樣本以及非貧困縣子樣本進行了專門分析，并與非貧困縣樣本子集進行了對比。由于非貧困縣子樣本不能通過模型的有關檢驗，本文沒有報告該回歸結果。 　　我們首先來分析貧困縣子樣本回歸的結果(見表6)。從統計分析結果來看，稅后收益率與覆蓋深度負相關，而資產收益率與覆蓋深度正相關，但是二者均在統計上不顯著;與其他機構類型相比較，小額貸款公司更傾向服務于富�？蛻�;與青海和新疆相比較，陜西、寧夏兩省小額信貸服務機構更傾向于服務更低端的客戶。更進一步，與預期一致的是，機構規模與覆蓋深度指標成正比，競爭程度與覆蓋深度指標負相關，而盈利性出現混雜的結果，這些結果均在統計上不顯著。

　　進一步，上述分析結果在全部樣本分析中，也具有一定的穩健性。從全部樣本模型分析結果可以得知(見表7)，與非貧困縣相比較，貧困縣更傾向于向更底端的客戶服務(在1%水平上統計顯著)。與國際數據分析以及慣常的邏輯一致的是，機構規模與覆蓋深度指標正相關，而競爭程度與覆蓋深度指標負相關，但是這些關系在本數據集中均不顯著，這可能與樣本量較小以及數據質量有待提高有關。但是，盈利性與覆蓋深度指標的關系則出現混雜的結果，稅后利潤率與覆蓋深度指標負相關，而資產收益率與覆蓋深度指標正相關，并且在統計上均不顯著。

　　六、結論

　　本文通過對西北5省33個縣展開調查，形成了一個欠發達地區小額信貸機構數據集。數據分析結果表明，欠發達地區的小額信貸服務機構存在較為明顯的目標客戶偏移問題;與非貧困縣比較，貧困縣的金融排斥更為嚴重，甚至部分金融服務機構根本就不辦理農戶貸款業務;與非貧困縣相比較，貧困縣小額信貸機構盈利能力較差，并且個體差異較大。

　　就數據比較完備的貧困縣子樣本進行分析，小額貸款公司明顯地服務于富裕農戶，陜西省和寧夏自治區服務的農戶更貧困一些;此外，機構規模對服務底端市場具有逆向作用，競爭程度對服務底端市場具有正向作用。與國際數據經驗研究一致的是盈利性對覆蓋深度的作用方向不確定[7]。從而，由于機構的商業化經營而導致金融服務機構更傾向于高端市場，在中國也無法得到經驗支持。因此，商業化經營并不是小額信貸目標客戶上移的必然原因。開展金融創新，發展適宜于底端客戶需要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應該是下一步小額信貸機構努力的方向，也應該是小額信貸扶貧政策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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