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是一門學問，在日常生活中，處處都有經濟學，很多高校也都開設了經濟學這門專業。經濟學也是非常常見的，在大學，即使不是經濟學專業，很多教師也會給學生講一些經濟學的問題。本文是一篇國家級職稱論文發表范文，主要論述了國內市場整合趨勢下的經濟增長研究。

 　　摘 要：國內市場整合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亟待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利用冰川模型測度市場分割指數，通過1985―2011年省際面板數據對我國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實證結果顯示，我國國內市場出現整合趨勢，但“囚徒困境”仍存在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之中。同時，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呈現“倒U型”關系，市場分割出現傳導途徑多元化、傳導手段隱蔽性的特征，其作用效果的體現主要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而科技創新、對外開放度、地方保護和國有經濟比重的作用仍需進一步深化分析。其政策含義在于政府應加快職能轉變，減少不恰當的行政干預，健全區域合作利益補償機制，制定和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以此推動國內市場一體化進程。

　　關鍵詞：市場分割,市場整合,經濟增長

　　作者簡介：宋冬林，男，經濟學博士，吉林財經大學教授，吉林大學博士生導師，從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研究;范欣，男，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從事區域經濟學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研究”，項目編號：13&ZD022;吉林大學“985”工程資助項目“中國國有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2010)”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發展成就，得益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所釋放出的制度紅利。在實踐中，這一改革歷程具有明顯的地方分權特征。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財政分權改革，使得各地區的經濟利益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利益與地方經濟的發展聯系更為緊密，地方政府成為經濟發展的積極推動者，并導致國內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各地企業亦在競爭中得以進步。[1]然而，地方政府在積極發展本地經濟的同時，其保護地方經濟的沖動也得以加強。[2]在地方政府的干預下，國內市場分割開始出現，并阻礙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

　　國內市場整合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條件。原因在于，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有利于市場價格的形成，它保證了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進而實現了市場對資源基礎性的配置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方向的逐步確立，國家制定了多項措施反對地方保護行為，阻礙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障礙逐漸消除。然而，在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博弈過程中，采取分割市場政策仍然是地方政府的占優策略，其對市場的管束手段呈現出多元化和隱蔽化的特點。盡管地方保護造成的市場分割在某一特定時期會促進經濟增長[3]，但就發展全局而言，統一的國內市場更有利于發揮規模效應，也更有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

　　當前，學術界對于中國國內市場的分割(或整合)的趨勢存在著一些爭論，但都認為中國區域間的市場分割是一個嚴重問題。究其原因，國內市場分割源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性�；�于區域發展不平衡而制定的差異化政策，雖一定程度上對地區經濟發揮了激勵作用，但也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中被蠶食，相對的制度紅利逐漸消失。而出于地方利益的考量，盡管市場分割不利于區域間競爭和發展全局，但仍然有一定的生存空間。由此可見，削弱地方干預、推進國內市場融合是今后中國經濟增長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1我國國內市場是趨于整合還是加劇分割?市場分割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效果如何?這些問題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深思。

　　與既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對市場分割指數的假設前提進行再修正，重新測度市場分割指數，并基于更長的時間段上對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二是證實了全國和地方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的非一致性，即意味著“囚徒困境”仍存在于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博弈之中;三是考慮到市場分割傳導途徑的多元化、隱蔽化等特征，從多種因素上對此深入開展分析，并試圖理順其內在機理。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一節對相關研究進行簡要梳理和回顧;第二節通過對測算市場整合程度的不同方法的利弊分析，選擇最具代表性的價格指數法，并對其假設前提進行再修正，利用計算值對國內市場一體化趨勢進行分析;第三節構建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的回歸模型，并從整體上和分階段上進行實證分析;第四節從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對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傳導途徑進行分析，計算出影響程度的大小，對兩者關系進一步證實;第五節是結論及相關建議。

　　一、相關文獻回顧

　　對中國區域間市場分割的討論始于Young(2000)的研究，他認為中國的地方政府為了鞏固既得利益而違背了資源配置的規律，這種對地方經濟的人為扭曲加劇了區域市場的分割[4]。此后，國內市場分割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并吸引一些學者就此主題展開研究。

　　最初的研究主要是針對中國國內市場分割的趨勢進行分析。Young(2000)基于經驗分析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地的商品零售價格、農產品收購價格以及勞動生產率差異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中國各地區的市場分割日趨嚴重。[4]Poncet(2002)采用邊界效應法[5]、鄭毓盛等(2003)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都證實了此觀點。[1]同時，一些學者認同中國地方市場分割現象的存在，但認為市場分割程度在不斷減弱。Naughton(1999)通過貿易法發現省際間的貿易流量增長，且制造業內部各行業間的貿易占據了主導地位，這與全國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相同。[6]Xu(2002)利用商業周期模型發現，盡管中國區域市場一體化還不充分，但正朝著好的方向發展。[7]李善同等(2004)通過對地方保護主義調查問卷的分析發現，中國國內地方保護雖依然存在，但已很大程度上得以減輕，國內市場一體化的進程在加速。[8]白重恩等(2004)基于中國29個地區中32個行業的產出數據構造了區域專業化指數，研究發現其基本呈現上升趨勢。[9]桂琦寒等(2006)[10]、趙奇偉等(2009)[11]基于“冰川模型”來重構市場分割指數，結果顯示，中國國內市場的整合程度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不同區域效果不一。此外，還有部分學者針對某些特定行業來分析中國市場的分割程度，如黃季�j等(2002)分析農產品市場[12]、李杰等(2004)分析啤酒市場等[13]，結果發現此單一市場也呈現市場一體化趨勢。 　　同時，這一領域研究開始關注市場分割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地方保護、對外開放度等。在地方保護方面，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采取不同的指標來衡量。白重恩等(2004)驗證了地方保護、規模經濟以及產業群聚效應對中國國內地區專業化的影響，他將專業化程度與市場整合程度視為等同，并指出地方保護主義是導致市場分割的原因。[9]Poncet(2005)采用“貿易流”法估算出“邊界效應”作為國內市場整合的指標，其估計結果表明失業率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加劇了市場分割。[14]平新喬(2004)運用聯立方程試圖發現政府實施地方保護與市場分割的動機，結果顯示地方政府的國有資本控制權與對應產業的邊際勞動生產率顯著正相關，這意味著政府實行市場分割具有極強的物質利益驅動。[15]林毅夫等(2004)利用商品一體化指標(商品市場發育程度和要素市場發育程度的綜合指標)與度量發展戰略特征的技術選擇指數(TCI)進行回歸分析，他們認為中國目前的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一定程度上是改革開放前的趕超戰略的后果。[16]劉小勇等(2008)利用1986―2005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重點研究了財政分權對市場分割的影響，并指出財政分權特別是收入分權加劇了市場分割度，而經濟分權相反降低了市場分割度。[2]在對外開放度上，陳敏等(2007)基于1985―2001年的省級面板數據，著重分析了經濟開放對于市場分割的影響。[17]其研究結果表明，兩者呈現非線性關系。當經濟開放水平較低時，經濟開放加劇了國內市場分割;但若進一步擴大經濟開放則能促進國內市場的一體化。朱希偉等(2005)把國內市場分割和邊際成本與固定成本之間的反向關系引入Melitz模型，從而構建了一個開放經濟模型，并證明了國內市場分割導致不同生產技術的企業都首選進入國外市場，這說明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強勁增長其實是嚴重的國內市場分割導致的一種扭曲現象。[18]此外，還有學者如范愛軍等(2007)利用1985―2005年的省級數據，從不同角度來考察地方保護(用人均GDP、政府財政支出、國有企業職工人數)和對外開放度(FDI、出口及進口)對市場分割的影響程度和方向。[19]

　　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關注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兩者關系上，陸銘等(2009)利用1985―2001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了鄰省之間商品市場分割對省級經濟增長的影響。其實證研究顯示，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呈“倒U型”關系，對于超過96%的觀察點來說，市場分割更有利于當地的經濟增長。但劉小勇(2010)利用1985―2006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顯著負相關，且從分階段來看，1995年后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阻礙作用明顯高于1995年之前。[20]在傳導途徑上，李文潔(2013)利用1993―2011年28個省的省級面板數據研究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其傳導途徑。他的研究表明，兩者呈現“倒U型”關系：在加入WTO之前，市場分割通過促進固定資本投入和減緩政府消費比重來促進經濟增長;而加入WTO之后，市場分割通過減緩經濟的對外開放度和資產投入阻礙了經濟增長。[21]目前，關于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尚無定論，且鮮見關于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傳導作用的研究。

　　二、國內市場分割程度的測度與趨勢

　　作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的產物，市場分割不可避免地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國家也試圖通過政策調整來協調地區間的經濟利益，以期實現國內市場整合。在前述研究基礎上，本文首先明確市場分割程度的度量方法，并計算出國內市場分割程度的發展趨勢。

　　(一)市場分割程度的測度

　　目前，關于市場分割程度的測度還存在一些爭論，常見的度量方法有以下幾種：生產法、貿易法、專業化指數法、調查問卷法、經濟周期法和價格指數法。其中，生產法是利用產業結構數據進行分析，其數據較容易獲取，但其代表性不足;貿易法利用省際之間的貿易流量來進行衡量，雖解決了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但易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專業化指數法利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產出數據構造區域專業化指數，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本質上和市場整合程度存在差異[17];調查問卷法主要來源于自我調查，是第一手資料，可以從不同維度對此展開分析，但調查周期較長、經費較高，且帶有一定主觀色彩;經濟周期法用于國家之間的市場整合程度具有較強的說服力，但經濟周期自身已與眾多的宏觀經濟因素(包括市場分割等)有關，故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價格指數法的數據來源簡單且包含的信息較為豐富，但省級數據的統計口徑并不一致，需要進行有效篩選。

　　通過綜合比較上述方法，我們采用最常用的價格指數法來測算市場的分割程度。該方法的思想來源于“冰川成本”模型(Samuelson，1964)[22]，是對“兩地一價”理論的再修正。我們繼續遵循Paresley和Wei(2000，2001)[23][24]及陸銘、陳釗等(2006)[3]的做法，用價格指數方法測度地區市場分割程度。對于陸銘、陳釗等(2006)的測算方法，其暗含著兩個假設前提：(1)所選商品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能反映出整個商品零售市場的整體價格變動趨勢。基于既有研究，不同學者采用的商品類別略有差異，但市場整合趨勢幾近一致。鑒于統計年鑒在年份上分類存在差異性、涵蓋內容的不一致性，我們繼續采用陸銘、陳釗等(2006)所使用的九類商品進行計算。(2)在省際貿易中，假設一個省份對相鄰地區設置壁壘，那也自然會對不相鄰的省份設置壁壘。這個前提沒有考慮到資源稟賦的同質性、物流業對距離的拉近等因素對政府設置壁壘帶來的影響，而只考慮鄰省之間的市場分割，因此本文將范圍擴大到全國來進行計算分析。在本文中，市場分割指數的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1)計算差分形式的相對價格的絕對值|[?Qkijt]|，構造反映市場一體化進程的指標。其中，[?Qkijt=In(PIkit)-In(PIkjt)]，[PI]表示商品價格指數，[i]、[j]表示不同地區，[k]表示第[k]種商品。 　　(2)剔除|[?Qkijt]|中由商品異質性導致的不可加效應。計算方法有兩種：一種是采用去均值方法消除與特定商品種類相聯系的固定效應帶來的系統偏誤;一種是對|[?Qkijt]|做OLS回歸，得出其殘差項[qkijt]。其中，[qkijt]=|[?Qkijt]|-|[?Qkt]|，[?Qkt]表示第[t]時期內，第[Q]種商品的相對價格的均值。兩種方法的效果是等同的。

　　(3)計算其方差Var([qkijt])，其結果反映出了由市場分割因素所導致的套利區間大小。

　　(4)通過各省區與其他省區的方差Var([qkijt])計算其均值，得出各省區的市場分割指數[Segmit]。

　　在數據來源上，本文選擇了1985―2011年各省份商品零售價格分類指數中的九類商品，具體包括糧食、鮮菜、飲料煙酒、服裝鞋帽、中西藥品、書報雜志、文化體育用品、日用品和燃料。1由于統計數據的缺失，以及部分省區成立時間未能完全覆蓋所研究時序，我們剔除了海南和西藏，重慶數據合并至四川省。本部分數據源于1986～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份統計年鑒。

　　(二)國內市場分割的趨勢

　　通過計算，我們得到1985―2011年各省份的市場分割指數，從而更好地描述各省區及全國的市場整合程度。

　　圖1 國內商品市場分割程度(1985―2011年)

　　從圖1可知，從1985年到2011年，全國市場分割指數雖歷經幾次大的波動，但整體上呈現市場整合趨勢。2在1997年之前，全國市場分割指數波動較大，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央政府政策的摸索式制定，部分政策處于不斷修訂之中。如從1980年開始，中央政府在試點省份嘗試財政包干制，推行“分灶吃飯”為主要內容的財政體制改革。1984年進行了固定資產投資體制的改革，進一步將權限下放地方。1988年在此基礎上又分別提出了六種不同的包干方式：收入遞增包干制、總額分成包干制、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包干制、上解額增半包干制、定額上繳包干制、定額補助包干制。1993年制定并通過了《反不正當競爭法》。1994年中國實行分稅制改革，相對價格的波動基本上與這幾次改革的時機吻合。1997年后，市場分割指數開始出現平穩的態勢，市場得以進一步整合。主要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中央政策的制定紅利得以釋放，如制定的一系列財政制度改革，為順利加入WTO而陸續頒布一系列的法規，這些改革措施都將會對政府對市場行為的干預進行約束;二是科技進步帶來的商業模式創新，特別是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實現了商品的跨區域流動，進一步推動了市場整合。

　　表1 1985―2011年各省市場分割指數平均值情況

　　此外，我們從整體上對各省份的市場分割指數值進行分析，發現各省的市場整合程度有相同點，但也有顯著的差異性。11985―2011年，從市場分割指數平均值上看，北京、上海、廣東、天津、福建位居全國前五。這些地區均屬于經濟發達地區，北京、上海、天津為直轄市，廣東、福建涵蓋了我國最早實施對外開放的四大經濟特區�；�于自身身份的特殊性，地方政府擁有相對較高的自主權，在政策制定上靈活性更強，有利于引進外資、保護當地經濟免受外界干擾，以此促進當地經濟快速發展。

　　三、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

　　基于Barro等(2000)實證研究中所使用的增長模型，我們將市場分割指數等因素引入其中，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 yit=a0+a1Segmit+a2Segm2it+a3Xit +a4LGM it-1+εit (1)] 其中，[y]表示人均GRP增長率，[ Segm]表示市場分割指數，[Segm2]表示市場分割指數的平方項，[ X]表示綜合變量，[LGM]表示人均GRP的對數值，[ i]表示各對應省份截面單位，[t]表示年份，[a0]為常數項向量，[a1]、[a2]、[a3]、[a4]為系數向量，[ε]為隨機擾動項。

　　關于被解釋變量指標選取。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名義GDP、實際GDP增長率、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人均GDP等指標上。考慮到我國各省份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性，絕對性指標往往不適合各省份之間的橫向比較，故采用相對性指標人均GRP增長率。

　　關于解釋變量指標選取。我們首先需要重點關注市場分割指數[Segm]及其平方項的系數和顯著性，以便判斷其作用效果和形狀。[X]表示綜合變量，包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科技創新、對外開放度、政府保護和國有經濟比重等。其中物質資本選取基于永續盤存法下的物資資本存量的對數值作為測量指標。人力資本采用的工具變量為平均受教育年限，計算中將受教育程度分為小學以下、小學、中學(含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受教育年限分別選取0、6、10.5(初中9年、高中12年)、16年。2科技創新采用平均每萬人專利申請授權數。對外開放度具體用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RP的比重作為測量指標。政府保護采用財政支出占GRP的比重來描述，在計算過程中，我們采用最常見的做法，剔除了科教文衛這類具有較強公共品性質的支出。國有經濟比重采用各省份國有企業就業人數占各省份從業人員數的比重來衡量。

　　本部分實證數據剔除了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西藏、海南由于數據資料獲取困難亦做同樣處理。重慶市由于1997年才成為直轄市，故將其數據并入四川省。鑒于市場分割指數的可得性，我們將整體研究起點定于1985年，研究的整體面板數據集包括1985―2011年27年間28個截面的756個樣本觀察值。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及各省歷年統計年鑒。上述變量定義說明與統計描述參見表2。 　　我們以1985―2011年的整體數據為研究對象，采用面板廣義最小二乘法(Pooled EGLS)進行估計，來考察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見表3中模型一)。從各控制變量系數可以看出，市場分割指數變量的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其平方項顯著為負，說明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呈“倒U型”關系，這表明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出現“先揚后抑”的起伏式變化。物質資本的系數均為正，符合一般經濟規律，說明物資資本投入是推動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的效果不顯著，原因可能在于人力資本跨區域流動明顯，產學研融合度不高等，使其對經濟增長率的提升效果并不明顯。對外開放度與經濟增長正相關，且在1%水平下顯著，而其平方項與經濟增長在1%水平下顯著負相關，說明對外開放度與經濟增長呈“倒U型”關系，可見對外開放度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作用，如果超出某個閾值，則有可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地方保護與經濟增長顯著負相關，說明政府過多的行政干預并不利于經濟水平的提升。國有經濟比重與經濟增長在1%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國有企業員工就業比重的提高將有利于經濟增長。

　　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倒U型”關系說明市場分割并非一直促進經濟增長，當市場分割程度提高時將不利于地區經濟增長。為此，我們將中國經濟改革過程進行細化，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1、我國加入WTO的時間點作為間隔，從第一期(1985―1991年)、第二期(1992―2001年)、第三期(2002―2011年)分階段考察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參見表3中模型二至四)。

　　在1985―1991年期間，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市場分割有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表3中模型二)。物質資本的貢獻率高，主要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來，與國內消費、進出口額相比，固定資產投資的力度最大，是拉動經濟增長最強勁的動力。人力資本、科技創新系數均為正且顯著，說明兩者的提高均有利于經濟增長，但貢獻率不大。對外開放度與經濟增長呈現“U型”關系，原因在于改革開放的政策制定與完善需不斷修正，制度紅利在此階段后期才得以體現。地方保護系數為負，說明政府將財政支出可能投向于重點保護的粗放型產業和技術設備落后的國有企業等，這并不利于經濟增長。國有經濟比重系數為正，且在5%水平下顯著，可見解決國有企業員工的就業問題對地方經濟的發展有利。整體來說，此階段國有經濟比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其次是物質資本。

　　在1992―2001年階段，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雖有正向促進作用，但貢獻率明顯小于第一期(表3中模型三)。原因可能在于此階段正處于國家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期，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加劇了市場分割指數的不規律變動。物質資本系數值較大，可能源于在國家發展戰略的推動下加大了物質資本的投入。人力資本系數值較大且效果顯著，可能不僅得益于國家對教育扶持力度的增強，也得益于精英式教育模式向大眾化教育模式的轉變。科技創新的效果偏小，可見國家的整體科研創新實力仍有待提升，產學研尚需進一步融合。對外開放度與經濟增長呈現“倒U型”關系，地方保護系數為負，且在1%水平下顯著，均與整體結論保持一致。國有經濟比重的系數值為負，主要在于此階段上國有企業的就業人員占比率與經濟增長率的非同步性。從整體因素上分析發現，此階段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其次是對外開放度。

　　在2002―2011年階段，市場分割指數系數值為正，且高于前兩期，可見市場隨著時間的推移，整合程度不斷提高，制度紅利開始凸顯(表3中模型四)。從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已明顯小于前兩期，原因在于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固定資產投資的步伐開始放緩，而內需和進出口的比重不斷提升，導致其作用效果被弱化。人力資本系數和科技創新系數均為負值，與一般性結論相悖，可能源于國家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的政策調整和經濟危機等對經濟增速的沖擊導致兩者增速上的非一致性。對外開放度與經濟增長呈現“U型”關系，與第一期一致。地方保護與經濟增長顯著正相關，可見政府支出開始調整投向，一部分資金已用于經濟建設。國有經濟比重在1%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與整體結論保持一致。總的來看，國有經濟比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其次是市場整合程度。

　　此外，在控制其他變量下省級層面市場分割指數系數估計進行計算的結果反映了市場分割對當地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結果顯示，從時間維度看，市場分割指數對于地方經濟增長均發揮著正向作用。但是，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加入WTO分界下的三期數據顯示，不同地區市場分割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呈現交錯變化：第一期天津、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寧夏和新疆共六省區出現負值;第二期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山東、貴州、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共十二省區出現負值;第三期遼寧、黑龍江、江蘇、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四川、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出現負值。由上可見，中央和地方的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并非一致，即意味著“囚徒困境”存在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之中，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福利損失因而產生。

　　四、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傳導作用

　　基于既往的研究發現，影響市場分割的因素眾多，其亦可間接作用于經濟增長。從三期對比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傳導作用，但同樣也可以發現這并非是其唯一傳導途徑。通過建立如下回歸方程，我們來分別考察上述其他控制變量(M)與市場分割指數(Segm)之間的關聯情況以找出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間接傳導途徑。

　　[ Mit=b0+b1Segmit+εit ] (2)

　　我們繼續采用分時間階段式分析，通過方程(2)來考察各控制變量與市場分割之間的關系，以識別其間接傳導途徑。同時，通過分析來找出我國不同階段政策背景下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的機理。 　　表4數據可從定性的角度分析間接傳導機制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從第一期來看，市場分割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來抑制經濟增長;從第二期來看，市場分割通過四種途徑來阻礙經濟增長;第三期亦是四種途徑抑制經濟增長。通過三期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市場分割作用的發揮開始出現傳導途徑多元化、傳導手段隱蔽性的特征，其抑制效果主要體現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而科技創新、對外開放度、地方保護和國有經濟比重的作用仍需進一步分析。為更好地反映間接傳導途徑上各控制變量影響程度的大小，我們將表3和表4中的系數估計值結合進行分析1，結果如下：

　　其一，1985-1991年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傳導效果。在此階段，科技創新、對外開放度、政府保護、國有經濟比重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作為間接傳導機制對經濟增長有抑制作用，間接傳導機制影響程度為0.0411。綜合直接傳導和間接傳導途徑，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為0.1421。由此可見，市場分割在此階段促進了經濟增長。

　　其二，1992-2001年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傳導效果。在此階段，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科技創新、對外開放度作為間接傳導機制對經濟增長有抑制作用，地方保護、國有經濟比重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整體上六種間接傳導機制影響程度為-0.0802。結合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傳導效果，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為-0.0369，起著抑制作用。

　　其三，2002-2011年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傳導效果。在此階段，科技創新、對外開放度作為間接傳導機制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而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政府保護和國有經濟比重則對經濟增長有抑制作用，間接傳導機制影響程度為-0.0757。從整體上看，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總效應為0.0913，起著促進作用。

　　綜上所述，1985-1991年期間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1992-2001年期間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有抑制作用，2002-2011年期間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盡相同，全國市場整合應該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國家層面市場體系的統一有賴于區域市場的完善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內市場整合不可能也不會一蹴而就，只有通過逐步完善相關制度建設、加強基礎設施投入，才能進一步消除地方市場鴻溝，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推進全國市場統一進程。本文的實證結果也表明，我國市場分割程度波動的振幅逐漸收窄，并呈現出減小的趨勢。如何將市場分割程度控制在合理范圍內，這需要各級政府對市場整合的認同，以及深化改革所釋放的制度紅利。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1985―2011年我國省際面板數據，通過引入市場分割指數、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科技創新和對外開放度、政府保護、國有經濟比重等要素，對我國國內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并研究了其在經濟增長中的運行機理。主要結論如下：

　　(1)我國國內市場日趨整合，市場一體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在1985-2011年期間，全國市場分割指數雖歷經幾次較大波動，但整體上已呈現市場整合的趨勢。從省際層面的數據結果上看，亦呈現出這種規律變化。

　　(2)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呈現“倒U型”關系。在整體時間段上，引入市場分割指數的平方項，通過其系數的符號和顯著性發現兩者的“倒U型”關系;在不同時間的分階段式分析上，1985-1991年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起著促進作用，1992-2001年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存在抑制作用，2002-2011年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亦表明市場分割與經濟增長兩者關系存在動態變化過程。

　　(3)全國和地方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的非一致性。通過省級層面上市場分割系數與全國的對比分析，發現兩者關系呈現非同步性，即意味著“囚徒困境”仍存在于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博弈之中，福利損失也因市場分割而產生。

　　(4)市場分割通過直接作用和間接作用影響我國經濟增長。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指引下，市場分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發揮開始出現傳導途徑多元化、傳導手段隱蔽性的特征，其作用效果得以體現主要依靠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而科技創新、對外開放度、地方保護和國有經濟比重的作用仍需進一步深化分析。

　　根據上述結論，為合理降低市場分割程度，推動全國統一市場體系的形成，我們提出以下對策建議：首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減少不恰當的行政干預。當前政府應清晰自身定位，減少對市場經濟活動的非理性干預，努力實現財政支出的最優投向，真正實現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其次，健全區域合作利益補償機制。在區域發展戰略、城市圈的建立等政策指引下，跨區域合作也是大勢所趨。應打破地方行政壁壘，制定出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實現資源的區際自由流動。最后，制定和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國內市場的復雜多變不能依靠單一的法律制定來解決，經濟力量的合理有序運行則取決于法律的時效性和監管力度，全方位、多角度通過相應的法律法規規范市場行為，才能真正實現國內市場的整合和統一。

　　參 考 文 獻

　　[1] 鄭毓盛、李崇高：《中國地方分割的效率損失》，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

　　[2] 劉小勇、李真：《財政分權與地區市場分割實證研究》，載《財經研究》2008年第2期.

　　[3] 陸銘、陳釗：《分割市場的經濟增長――為什么經濟開放可能加劇地方保護?》，載《經濟研究》2009年第3期.

　　[4] A.Young. “The Razor’s Edge：Distribu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5] Poncet， Sandra：《中國市場正在走向“非一體化”?――中國國內和國際市場一體化程度的比較分析》，載《世界經濟文匯》2002年第1期. 　　[6] B. Naughton. “How Much 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o to Unify China’s Markets?”， Conference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Stanford University， 1999.

　　[7] Xu， Xinpeng. “Have the Chinese Province Become Integrated under Reform.”， in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8] 李善同、侯永志、劉云中、陳波：《中國國內地方保護問題的調查與分析》，載《經濟研究》2004年第11期.

　　[9] 白重恩、杜穎娟、陶志剛、仝月婷：《地方保護主義及產業地區集中度的決定因素和變動趨勢》，載《經濟研究》2004年第4期.

　　[10] 桂琦寒、陳敏、陸銘、陳釗：《中國國內商品市場趨于分割還是整合：基于相對價格法的分析》，載《世界經濟》2006年第2期.

　　[11] 趙奇偉、熊性美：《中國三大市場分割程度的比較分析：時間走勢與區域差異》，載《世界經濟》2009年第6期.

　　[12] 黃季�j、Scott Rozelle、解玉平、張敏：《從農產品價格保護程度和市場整合看入世對中國農業的影響》，載《管理世界》2002年第9期.

　　國家級職稱論文發表期刊推薦《金融評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主辦的綜合性經濟、金融學術刊物，逢雙月的10日出版，每期128頁，郵發代號2-340。本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揚副院長主編，實行國際通行的匿名審稿制度，倡導規范、嚴謹的研究方法，發表原創性的理論、經驗性的經濟及金融論文，旨在通過優秀研究成果的發表推動經濟與金融領域的理論探索，并為中國學者走向世界經濟理論前沿提供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