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的發展也帶動了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本文從不同角度對比分析了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現狀，并且預測了未來加工貿易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國際貿易》雜志(月刊)創刊于1982年，系中國商務部(原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屬下第一本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國際經濟貿易專業刊物，是國內唯一的國內外經貿界很有影響的雜志。1983年10月，英文版《INTERTRADE》在香港創刊，其影響開始輻射歐美等發達地區和國家。

　　中國加工貿易起步于改革開放初期，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勞動力的吸納器和產業升級的切入點。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加工貿易同時也成為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重要形式。

　　本文將產品架構和產品模塊作為切入點，通過分析比較不同國家“模塊化”產品和“一體化”產品的進出口狀況，發現中國加工貿易在“一體化”產品方面具有升級空間，并且目前產品架構的變遷又為中國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提供了契機，因而提出中國加工貿易企業應當抓住此契機，提升“一體化”產品的加工裝配能力，進行轉型升級的思路。

　　問題的提出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分工的進一步細化和網絡狀生產方式的不斷普及，各國的生產能力都被納入到全球生產網絡之中，原先集中于一國的生產分散到不同國家，每個國家專注于某個生產環節或者專業化生產產品的某個零部件。由此，產品架構理論也開始融入產業分析之中。

　　這一理論最早由赫伯特·西蒙于1962年提出，日本學者藤本隆宏和青木昌彥對其進行了完善。該理論從產品中核心零部件的裝配規則以及零部件之間關系出發，研究產品功能如何展開、零部件如何分布、功能如何調配，并據此將產品分為“模塊化”和“一體化”兩種不同的架構藤本隆宏：《能力構筑競爭——日本的汽車產業為何強盛》[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模塊化”產品的零部件基本符合標準化的設計，具有通用性，每個零部件的功能較為完整，零部件之間接口也比較簡潔。這種架構的產品裝配不需要復雜的工藝技術，基本屬于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主要的技術要素都包含在承擔完整功能的零部件設計和制造環節中。“一體化”產品則是指需要通過協調零部件的設計以使其達到使用效果最優化的產品。這類產品零部件之間的協調關系只有被調整到最優程度，才能發揮出產品的整體功能。“一體化”產品的裝配工序具有很高的技術含量，是典型的技術密集型生產環節。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產品架構實際上是價值鏈在產品模塊上的對應。能夠操控產品架構就能夠操控產品價值鏈條。日本正是由于掌握了多項產品架構的設計能力，才能在經歷了多年的“產業空心化”之后，還能重新進行戰略調整，構建以電子儀表、信息通訊器械為代表的高端產品出口基地，保持其在東亞的競爭優勢(陳子雷，2011)。

　　因而，從產品架構的視角研究貿易狀況，把握中國在不同架構產品生產中所處的地位，并結合產品架構變動趨勢分析中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面臨的機遇和發展方向意義重大。

　　產品架構視角的加工貿易比較分析

　　在傳統的貿易統計框架下，貿易統計的分類方法主要依據的是聯合國《按經濟大類(BEC)分類》和WTO的《標準國際貿易分類》(SITC)以及《國際商品統一分類代碼》(HS)。其中，《按經濟大類(BEC)分類》將國民核算體系(SNA)與《標準國際貿易分類》(SITC)相關聯，可將貿易產品劃分為中間品和最終產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又通過按產業和最終用戶分類的雙邊貿易數據庫將《按經濟大類(BEC)分類》與《國際標準產業分類目錄》(ISIC)相銜接，從而可以按照國民經濟行業的視角研究中間品及最終產品的國際貿易情況。

　　根據產品架構理論，電腦、手機、收音機等電子信息產品和以發動機、制藥設備、工業機床等為主體的一般機械產品在產品架構上截然不同，所以，以下將分析中國和先進國家在這兩類產品上的貿易結構性差別。

　　1.中國與日、韓兩國“模塊化”產品出口結構的比較分析

　　日本、韓國是電子信息產品領域的世界強國，而電子信息產品是典型的“模塊化”產品。根據ISIC，電子信息產品基本包含在無線電、電視和通訊設備與裝置行業中。由于結構和標準的統一化，該類產品的裝配技術簡單，關鍵零部件的生產屬于技術密集型產業，而最終產品的組裝則屬于勞動密集型。

　　圖1顯示了中、日、韓三國1991年到2011年間在無線電、電視和通訊設備與裝置制造業的中間品出口額占行業出口總額比重。從圖中可以看出，20年間，日本和韓國的中間品出口比重一直高于中國。中國的中間品出口比重由30%緩慢接近50%，而日本該比重于1994年后就一直保持在60%—80%的區間內，韓國也大致在此范圍內。

　　但從該行業最終產品出口額占行業出口總額的比重來看，如圖2所示，中國出口最終產品的比重一直在50%之上，高于日本和韓國，并且日本和韓國出口最終產品的比重在逐步下滑。日本無線電、電視和通訊設備與裝置行業的最終產品的出口比重在1991年為54.8%，到2011年下滑到23.6%，韓國2011年最終產品的出口比重也僅為22.4%。

　　通過分析比較中、日、韓三國的中間品和最終產品的出口結構，可以判斷，中國在無線電、電視和通訊設備與裝置行業中具有較強的裝配比較優勢而零部件制造能力相對較弱。

　　2.中國與機械行業傳統六國“一體化”產品進出口結構的比較分析

　　接下來分析以一般機械行業為代表的“一體化”產品的進出口情況。美國、德國、日本、法國、英國、韓國為該行業的傳統強國。從一般機械最終產品這里剔除了一般機械行業中諸如家用電器等模塊化特征較強的消費品，而主要分析各種產業機械為主的資本品出口數據。的出口比重來看，如圖3所示，日本和德國位居第一、二位，日本的出口比重長期在70%左右，德國比日本低10%左右，其他國家也都長期高于中國的水平。

　　而從資本品的進口比重來看，如圖4所示，除韓國外，美、日、德等其他傳統發達國家的進口比重均低于中國，并且呈現逐漸下降趨勢。各國在2000年之后進口比重都低于50%，而日本已經低于40%的水平。而中國一般機械最終產品的進口比重一直位居各國之首，在90年代中期一度超過84%，雖然近年來呈現出下降趨勢，但2011年還是處于70%的高位。

　　從上述分析來看，中國“一體化”產品的加工貿易能力弱于“模塊化”產品。中國的加工貿易企業在“模塊化”產品的裝配方面具備較強的能力，而模塊化產品的關鍵零部件制造和“一體化”產品的總裝能力依然很弱。從趨勢來看，發達國家則還在繼續強化“模塊化”產品關鍵模塊的制造和“一體化”產品的總裝能力。3.從事不同架構產品加工貿易的經濟效益差別較大

　　從不同架構產品的經濟效益來看，從事“模塊化”產品的加工貿易經濟績效差，不利于行業積累和發展。以蘋果IPhone手機為例，中國是該手機的生產大國，但中國大陸只從事手機的組裝工序。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一項研究顯示，每生產一部IPhone手機，中國只在加工組裝環節獲得6.5美元收益，占總價值的3.63%，從事代工業務的富士康公司利潤率不到2%。其余的172.46美元收益全部被中國以外的元器件生產企業獲得，如日本獲利60.60美元，德國獲利30.15美元，韓國、美國分別獲利22.96美元和10.75美元。

　　而生產“一體化”產品的行業中，企業獲得的利潤則普遍較高。如美國霍尼韋爾公司主營航空發動機總成業務的航空航天集團銷售利潤率基本都在15%以上。汽車行業中，日本豐田公司從2001年到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平均營業利潤率達到8.76%。通用汽車的營業利潤率也一直在6%左右。

　　可見，研究掌握復雜加工裝配工藝和技術，轉向“一體化”產品的加工貿易，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也有利于提升中國加工貿易的發展質量，可以作為中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方向。

　　產品架構變遷為中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帶來機遇

　　(一)“一體化”產品的產業開放度一直制約中國加工貿易企業的進入

　　中國加工貿易企業對“一體化”產品的加工貿易能力一直弱于“模塊化”產品的現狀不僅與企業裝配技術水平有關，更與“模塊化”產品同“一體化”產品產業開放度的差異有關。

　　一般而言，產品架構越趨向于模塊化，產業開放性越強，生產中會逐漸形成較為公開的產業標準，能帶動眾多廠商參與不同環節的生產，并在各個環節上實現競爭。行業的領袖企業在掌握部分關鍵零部件的制造技術、產品總體設計環節以及品牌營銷環節的前提下，將其他零部件產品甚至產品的最終裝配都外包給行業內的其他企業。中國加工貿易企業正是大量承接了這樣的加工裝配業務，才表現出“模塊化”產品中間品出口比重低、最終產品出口比重高的貿易特點，也從而在“模塊化”產品的加工裝配方面獲得了比較優勢的地位。

　　而“一體化”產品行業生產的組織特征則顯現出一定的傳統垂直一體化組織結構，產品的各個零部件生產和組裝，甚至原材料都由單個企業或者企業集團內部的企業進行生產，生產過程中外購比重低，系列內企業間相互協作和聯系緊密。根據對日本各行業企業的考察，汽車、一般機械、精密機械都屬于此類。(如圖5所示)

　　正是由于“一體化”產品生產模式較為封閉，各個環節技術不容易擴散，因此，中國加工貿易企業一直難以切入到該行業中。

　　(二)產品架構變遷為中國加工貿易企業帶來契機

　　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第四輪國際產業轉移在金融危機后進入規模化階段。與以往的國際產業轉移相比，這次轉移的產業和環節更加高端，除了一般的制造環節外，發達國家的企業還逐步把產品高端生產環節乃至研發和設計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相關調查顯示，在華跨國企業在繼續向中國轉移的過程中，更多的是轉移區域研發中心和高端制造業。這一是源于跨國公司為更貼切地滿足中國市場的需要而設立本土化的研發中心;二是為實現在中國研發、制造、銷售一體化的運營模式，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強國際競爭力。

　　此輪國際產業轉移促使前述不同類別的產品架構正在逐漸發生變化，進而導致行業的生產組織結構發生演變。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的調查，外購比重與企業集團的經營績效成正比。為了改善企業績效，提升競爭力，日本一部分“一體化”產品行業的企業正逐步對產品的設計加以改造，促進原有封閉式生產體系向開放型體系轉變。如表1所示，2004年與1995年比較，日本電子機械行業、汽車制造業和精密機械制造業的集團外采購增速逐步加快。

　　從日本各行業企業向東亞地區轉移生產以及在東亞地區當地采供中間零部件的比重的調查可以發現，電氣機械、電子零配件等以“模塊化”產品為主的產業正在快速進行轉移，一般機械、運輸機械等“一體化”產品為主的產業也緊隨其后(見圖6)。

　　飛機制造巨頭波音公司的生產外包模式也能證明這一趨勢。上世紀50年代波音707飛機生產的外包比重只有2%，波音737在40年的生產改進中，通用零部件比重提升到98%，生產外包比例達到70%，最新設計的波音787的生產外包比重更是高達90%以上。柴瑩輝：《波音787：組裝件外包之變》[N]，載《中國經營報》2010年05月09日。這恰恰為中國加工貿易企業承接“一體化”產品的加工裝配提供了契機。

　　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比分析中國與其他國家不同架構產品中間品與最終產品的貿易進出口數據，可以發現，中國加工貿易企業在“模塊化”產品的裝配方面具有比較優勢，而對“一體化”產品的加工裝配能力較弱。但從加工貿易利潤率來看，“一體化”產品遠高于“模塊化”產品。因此，中國加工貿易企業長期加工裝配“模塊化”產品的戰略具有不可持續性，加工貿易企業有待進行轉型升級。在當前和未來的一段時期，新一輪的產業轉移和產品架構變遷導致“一體化”產品的產業開放度不斷增強，中國加工貿易企業應當把握好這個契機，根據產品架構和產業鏈條變化情勢，切入“一體化”產品的生產裝配中，前移在新產業中發展加工貿易的起跑線。

　　1.參與“一體化”產品生產，積累“一體化”產品的加工裝配能力

　　企業作為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主體，必須清晰地認識不同架構產品的特點和發展趨勢，進而掌握全面的裝配知識和技能，融入“一體化”產品的生產鏈條。加工貿易企業一方面可以通過“干中學”自我積累經驗和訣竅，另一方面通過與配套企業的交流，吸收隱性知識的擴散，積累“一體化”產品的加工裝配能力。2.引進外資研發中心落戶，進一步促進“一體化”產品開放度

　　在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中，應積極引進精密機械、汽車、通用機械等行業的跨國企業研發中心落戶國內，進一步促進跨國公司“一體化”產品的產業開放度，力爭參與產品設計環節，從而加強對“一體化”產品中核心零部件“耦合”關系的理解和掌握，從更高的層面提升“一體化”產品的加工裝配技術水平。

　　3.強化對基礎材料、基礎工藝的研究，夯實“一體化”產品產業基礎

　　基礎材料和基礎工藝是提升產品質量的重要條件，企業在掌握了設計和生產原理的條件下若受制于材料和工藝的限制，則難以使產品質量得到保證，使生產達到規模化。我國政府部門為產業發展提供的專項支持多偏向于主機制造，而對材料、工藝和零部件重視不夠，這從側面上鼓勵了便于集成的“模塊化”產品而非“一體化”產品產業的發展。因此必須強化基礎材料和工藝的研究，為加工貿易轉型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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