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并購溢價現象在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已經引起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是隨著IFRS在全球范圍內的逐步推廣，催生了IFRS對企業并購溢價影響的討論。本文從會計信息透明度、國家監管和盈余管理角度梳理有關并購溢價影響因素文獻，并著重回顧研究2002年之后采用IFRS與企業并購溢價關系的文獻。在此基礎上提出未來研究的展望，以期為我國并購溢價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企業管理論文發表,IFRS,并購溢價,國家監管,盈余管理

　　企業并購是與其他企業合并來擴大規模、占領市場、增加競爭力的一種主流模式。西方經歷了5次激烈的并購浪潮，促進了社會資本的集中和企業結構的變遷，并有力推動了產業結構升級。世界500強企業絕大多數是通過資產兼并、聯營、收購、參股、控股等手段發展起來的，并購已成為企業超常規發展的重要途徑。并購的交易價格是企業并購成功的關鍵，也是企業并購效率的衡量尺度。根據有效市場理論，被并購方的股票價格應當能夠準確全面地反映其資產和未來期望收益的市場價值。但在現實生活中，并購方支付的并購價格往往高于被并購方的股票市場價值，出現了企業的價值增值，即存在并購溢價。例如，在過去的30年間，美國市場的平均并購溢價高達30%～50%。為何并購方愿意承擔如此高的溢價成本?國外學者圍繞并購溢價問題紛紛展開研究，把研究視角延伸到會計、經濟、金融等眾多領域，并提出了較為成熟的并購定價理論，如資本資產定價理論、收益貼現定價理論和財務指標定價理論等。隨著IFRS在全球范圍內的逐步推廣，會計信息可比性有所增強，IFRS的采用進一步降低了資本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并購成本，進而催生了IFRS對企業并購溢價影響的討論。

　　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掀起一股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浪潮。據德勤的一項報告指出，截至2009年，全世界已有100多個國家已經實施或宣布即將實施IFRS。會計準則的趨同有利于增加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吸引國際資本，進而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本文在梳理有關并購溢價影響因素文獻的基礎上，著重回顧研究2002年之后采用IFRS與企業并購溢價關系的文獻。以IFRS的研究內容為框架，從會計信息透明度、國家監管和盈余管理等角度歸納和總結采用IFRS對企業并購溢價的影響，并提出繼續研究的建議。

　　1 并購溢價影響因素文獻綜述

　　學者們在研究并購溢價影響因素時主要考察了會計信息透明度、國家有關部門監管力度、企業盈余管理程度等方面對并購溢價的影響。因此，下面將分別從這3個方面來闡述并購溢價影響因素研究。

　　1.1 會計信息透明度對并購溢價的影響

　　較為透明的信息公開度會對并購溢價產生負向影響。因為信息公開程度越大，被并購企業的信息披露越充分，獲得被并購企業的信息成本越低，其實際情況更為并購企業熟知，并購溢價也就相應被降低。Buch和Delong(2003)認為信息公開度較高的國家的公司吸引力較大，并購企業相對容易了解其所需要的信息。Halil和Kiymaz(2003)通過對1989-1999年間美國277起銀行并購案例進行分析，發現并購者的財富所得與被并購者的信息透明度是正相關的，這一結論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被并購企業信息披露越充分，并購企業所支付的并購溢價越低，其獲得的財富越多。Zhu和Jog(2009)通過對1990-2007年間20個新興國家的跨國或非跨國的并購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越高，并購企業越要支付更高的并購溢價來獲取被并購企業的控制權。并購企業擁有的非對稱信息程度越高，也就意味著被并購企業所持有的非公開信息資源越多。這些資源不容易被公共投資者獲得。所以并購企業為獲取這些有價值的非公開信息，需支付較高的并購溢價。

　　1.2 國家監管對并購溢價的影響

　　被并購企業所在國的監管力度越大，并購溢價越低。一個國家的強有力監管可以有效改善本國的金融環境，提升并購安全系數，降低并購風險。Buch和Delong(2004)通過對1985-2001年發生在OECD各成員國銀行之間的并購案例進行研究，發現在較差的市場監管體制下，銀行并購面臨的風險因素較多;反之在較完善的市場監管環境下，并購風險較小。Fernandez和Gonzalez(2005)指出當一個國家的審計和會計結算存在缺陷時，良好的官方紀律性和監督可以有效地降低并購風險。

　　1.3 盈余管理對并購溢價的影響

　　大多數學者研究結果表明，公司通過盈余管理能在某種程度上“愚弄”外部投資者，影響公司的市場業績表現。同時，在企業并購中，會計盈余在并購價格形成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既然被并購企業的會計盈余對并購企業的并購價格有重要影響，那么被并購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也會影響企業并購溢價。Sloan研究發現通過盈余管理抬高盈利的公司股價會隨著時間推移而下降，而向下管理盈余的公司會獲得正的市場報酬。這均說明投資者無法完全識破被并購企業的盈余管理。因此并購企業只能根據目標企業平滑后的較高的盈余向其支付并購價格。所以盈余管理水平與并購溢價之間呈正相關關系。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并購企業支付的并購價格越高，并購溢價越高，反之亦然。

　　2 采用IFRS對并購溢價影響

　　會計準則變革改善了會計信息質量，促使資本市場流動性增強，進而導致并購活動數量增加。Buch和Delong(2004)以1985-2001年3 081個跨境并購活動為研究樣本，分析影響并購活動的因素。研究表明，昂貴的信息成本和不完善的監管體制抑制了并購活動的有效開展，隨著會計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以及監管力度的加強，跨境并購活動有顯著地提升，同時IFRS的引入又顯著地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的成本，提出了更嚴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因此，IFRS的引入有助于并購活動的增加。 　　IFRS引入的特定披露要求及其隨后的經濟影響(諸如資本成本降低，效率改善和可比性提高)在國內與國際之間均十分重要。隨著IFRS對改善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企業財務報表的透明度和可比性將會有所增加。反過來，這些影響將減少國內以及跨國并購決策的不確定性。另外，現有研究認為在資本市場的影響下，財務報告應該在采用IFRS之后更加具有價值相關性。因此，在采用IFRS后期，企業價值應該更加接近地反映公司的公允價值，價格上下幅度應該更窄。在這些情況下，目標企業會將交易價格更加逼近其內在價值，降低并購溢價。Hagendorff等(2012)以歐盟1997-2007年國內和跨境銀行為研究樣本，研究了并購溢價的影響因素。研究表明歐盟銀行監管的強度和存款保險制度對并購價格有顯著影響。嚴格的銀行監督制度與強有力的存款保險體系會顯著降低銀行的并購溢價，即與并購溢價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基于在大部分國家中，IFRS的采用預期與監管結構強度的改善存在正相關關系，IFRS將與并購溢價呈負相關關系，即IFRS的采用會降低企業的并購溢價。在并購背景下，協調統一的報告框架下有助于降低并購企業在使用目標企業財務報告時的信息不對稱成本，并降低其并購決策的不確定性。例如，Zhu和Jog(2009)通過對17年間20個新興國家并購活動進行研究，發現目標企業信息透明度與并購溢價具有負相關關系，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并購溢價。從效率的角度來看，并購企業希望存在一個更加透明標準化的框架降低并購成本以及改善相應的決策(Choi和Meek，2005)。

　　盡管許多學者都直觀地認為IFRS的引入能夠顯著降低企業并購溢價，但也有學者持有相反觀點，認為IFRS的引入能夠提升并購溢價，主要是基于對IFRS中特定項目的會計處理，例如商譽。以往研究表明并購企業對于無需攤銷商譽的目標企業支付較高的并購溢價，然而這些研究結果均存在內生性問題。在解決內生性問題的基礎上，Bugeja和Loyeung(2011)以2005年澳大利亞采用IFRS的企業為研究樣本，檢驗商譽會計處理與并購溢價之間的關系。研究指出如果商譽需要攤銷，并購企業便會向具有更好商譽的企業支付更低的溢價。另一方面，在IFRS的框架下，每年商譽均需要進行減值測試，潛在地激勵企業進行過度支付。

　　目前關于IFRS對并購溢價影響的觀點不一，但隨著IFRS在全球范圍內的逐步推廣，會計信息質量不斷提升，資本市場流動性增強，并購溢價最終會呈現下降的趨勢。一般而言，IFRS對會計信息質量和資本市場的整體影響超過任何對特定項目(如商譽)會計處理的部分影響，進而促使并購溢價下降。

　　3 總結與展望

　　本文在梳理有關并購溢價影響因素文獻的基礎上，著重回顧采用IFRS與企業并購溢價關系的文獻，進而歸納和總結IFRS的引入對企業并購活動次數以及并購溢價的影響。相關學者對IFRS的采用與并購次數存在正相關關系的這一結論基本達成一致，而對其與并購溢價的關系仍然存在分歧。

　　盡管目前學者對國際會計準則變革與企業并購溢價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近年來出現了不少綜述性或評論性的文獻，但是圍繞會計準則變革與并購溢價關系的研究仍然存在較大的拓展空間。如2006年中國新會計準則的實施，不僅是中國會計準則發展歷程中的標志性事件，更是國際會計準則推廣和應用的重要一環。新會計準則在許多重要的理念和具體的規定上均實現了與IFRS的實質性趨同。然而國內學術界圍繞此次會計準則變革對企業并購溢價影響的研究卻非常少。因此，未來研究可基于新會計準則的視角，探究新會計準則頒布前后企業并購溢價發生何種變化，進而深化會計準則變革與并購溢價的關系研究。企業并購是資本經營的一種重要方式，會計準則變革通過影響企業并購溢價，進而會影響企業的資本經營，促使企業經營方式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因此通過探究會計準則變革與企業并購溢價的關系，有利于豐富和拓展會計準則變革與企業經營方式轉變的相關文獻。

　　在會計準則研究領域，現有研究以考察準則的整體實施效果為主，然而不同會計準則對企業并購溢價的影響可能有所不同。今后可以具體關注新會計準則體系中某一具體準則或準則理念與企業并購溢價關系，進而減少各個準則間的差異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此外，現有文獻研究方法較為單一，主要通過檔案研究分析IFRS與企業并購溢價的關系，僅涉及少量實驗研究，且與主流結論不相一致。今后在研究新會計準則對中國企業并購溢價影響這一問題時，可以進一步拓展豐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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