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內容標準是依據課程領域目標，在學習領域目標細分為若干個具體目標（如水平目標）后，用清晰的行為動詞從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3方面，對如何達到某一具體目標（學習結果）進行描述[1]。課程內容標準不是規定具體的課程教學內容（比如對知識點或某項運動技能做具體規定），而是將具體目標進一步細化為對學生某方面或某領域基本素質要求的具體而明確的規定，是面向全體學生的、共同的、統一的基本要求[2]。國際課程整體改革所制定的課程標準（或課程指導綱要）中包含著幾個具有內在關聯的體系，即課程目標體系、課程內容標準體系和課程表現標準體系[3]。

　　摘要：為研究高校體育課程內容標準體系，在高校一線公共體育教師與專家之間，對前期基于德爾菲法篩選的30項高校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進行認同程度差異檢驗；采用德爾菲法，進行了2輪“背靠背”專家征詢。結果表明，高校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達到了具有顯著性水平的評價主體一致性信度（W=0.628，χ2—近似=75.89，P<0.05）；有24項指標的內容效度比（CVR）均在0.5以上。最終研制出具有一定評價主體信度和內容效度的“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為下一輪制定普通高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文件提供理論與實踐支持。

　　關鍵詞：體育論文發表,學校體育,體育課程內容標準體系,高校

　　例如我國基礎教育《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就是在課程總目標的基礎上，從運動參與、運動技能、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5個學習領域描述課程各領域具體目標，并依據課程目標體系構建了含有284條內容指標的課程內容標準體系，詳盡描述了中小學所有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或在自己的努力下應能達到的基本要求[4-5]。

　　《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2002年頒布，以下簡稱《綱要》）從5個方面對普通高校體育課程目標在基本目標和發展目標2個層面進行了設置[6]。但是，沒有依據這2個層面的課程目標設置普通高校體育課程內容標準。10多年來，順應國際課程整體改革趨勢的基礎教育體育課程改革如火如荼，方興未艾之勢，始終影響并推動著高校體育課程改革進程，也毫無疑問地引發高校體育課程實施者對現行《綱要》的質疑與思考：高校體育課程是否要劃分學習領域，如何劃分；高校體育課程目標體系與內容標準體系應怎樣或如何與中小學體育課程有機銜接等等問題。正是基于對此類問題的思考與探索，筆者以《普通高中：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為基點，研究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框架[7]；以《綱要》中的基本目標和發展目標為藍本，依據課程目標的基本來源理論和確定課程目標的基本環節理論，對大學體育課程學習領域和課程目標體系的研究發現：大學體育課程學習領域可劃分為運動參與、運動技能、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5個領域，大學體育課程目標體系由5個領域目標，共17條具體目標組成[8-9]。在此基礎上，通過文獻分析法，德爾菲法（專家調查法）從包含有48項指標的內容標準框架中，篩選出5個領域共30項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的具體指標[10]。基于上述的研究成果，考慮到篩選出的指標只是專家們的意見，有一定的主觀性和局限性。而大學體育課程的具體實施者——一線體育教師對篩選出的指標是怎樣理解和認識的？是否認同？為此，本研究意欲對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做進一步的探索性研究，以期研制出專家與一線教師共同認可的、具有一定信度和效度的“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為下一輪制定普通高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文件提供理論和實踐支持。

　　1調查對象與方法

　　1.1調查對象

　　1）江蘇省44所本科以上綜合性大學和專業院校的一線公共體育教師。

　　2）確定85名專家。其中，21名為全國高等學校體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簡稱“教指委專家”）；23名211高校（江蘇、上海和浙江）從事公共體育教學與研究的學科帶頭人或負責教學的公體部主任（簡稱“公體專家”）；41名211高校（江蘇、上海和浙江）具有高級職稱的一線公共體育教師（簡稱“教師專家”）。

　　1.2調查方法

　　1）方法。

　　（1）調查：對一線公體教師就“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進行問卷調查。

　　（2）比較：將一線公體教師的反饋信息與前期采用德爾菲法第2輪正式征詢結果[10]進行比較。

　　（3）德爾菲法（專家調查）：編制“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的征求意見調查問卷，向所選專家以信函的方式進行2輪正式征詢。

　　（4）數理統計：所得的全部數據均使用SPSS17.0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處理與分析。主要采用非參數檢驗中的肯德爾分析、方差分析等。

　　2）實施步驟。

　　（1）編制“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一線公體教師調查問卷。問卷的主要內容是前期德爾菲法第2輪正式征詢后篩選出的具體內容標準[10]。發出問卷200份。有效回收174份，有效回收率為87%。在有效回收問卷中高級職稱43人（24.7%），（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32人）、講師105人、助教26人；年齡27～56歲；博士5人（2.9%）、碩士53人（30.46%），其余為大學本科；專業工作年限3～28年不等；研究方向基本涵蓋體育學所有二級學科。

　　（2）匯總教師們的反饋信息，并將反饋信息與前期采用德爾菲法第2輪正式征詢結果[10]進行比較后，篩選和確定具體指標，形成“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的征求意見問卷（一）。

　　（3）第1輪專家正式征詢：發放“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征求意見問卷（一）共85份，請所選專家在背靠背、互不交流的情況下對問卷所列指標進行取舍式選擇。回收問卷84份，有效回收率98.2%（缺教指委專家組1份問卷）。匯總專家的意見整理成“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征求意見問卷（二）。（4）第2輪專家正式征詢：發放“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征求意見問卷（二），共84份，請參與第1輪正式征詢的專家在背靠背、互不交流的情況下對問卷所列指標再次取舍選擇，并對保留的指標按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和非常不重要5級層次給予評定，以獲得專家和教師對各指標的認同程度，即評價主體一致性信度。回收問卷78份，有效回收率92.86%（其中，教指委專家19份、公體專家22份、教師專家37份）。根據選擇結果最后形成具有一定內容效度的“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

　　2結果與分析

　　2.1一線公共體育教師與專家對各項指標認同差異檢驗

　　以篩選出的30項指標作為主要內容，向綜合性大學和專業院校的一線體育教師進行調查，所得結果與第2輪專家正式征詢結果[10]在組間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以檢驗教指委專家、公體專家和一線教師對5個領域30條指標的認同差異，從而確定“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征求意見問卷（一）的內容。由結果（見表1）看出，教師與專家間對心理健康領域（NXJ）中第7指標（NXJ7）、社會適應領域（NSS）中第3指標（NSS3）的認同呈極顯著性差異；對社會適應領域中第2指標（NSS2）的認同，教指委3組專家間（理論組、公體組、技術組）呈顯著性差異；對身體健康領域（NSJ）中第7指標（NSJ7）和NXJ7的認同，公體專家間（綜合性大學組、專業院校組）呈顯著性差異；對運動參與領域（NYC）中第4指標（NYC4）和NSJ7的認同，教師間（綜合性大學組、專業院校組）呈顯著性差異。這一結果提示，無論是專家與教師之間、不同類型的專家之間，還是來自不同類別院校的公體專家和一線公體教師間，對5個領域30項指標中的絕大多數的認同是一致的。

　　將存在差異的指標進行事后簡單效應比較發現，在運動參與領域指標的認同程度，綜合性大學教師高于專業院校，教師高于公體專家；在運動參與領域，專家高于教師；在身體健康領域，綜合性大學公體專家、教師高于專業院校；在心理健康領域，專家高于教師，綜合性大學公體專家高于專業院校；在社會適應領域，專家高于教師，教指委理論組專家高于公體組、技術組專家。這一結果突出地說明，專家與教師、不同類型專家間對大學體育課程的深層次理解上存在差異。依據檢驗結果，將教師與專家間存在極顯著差異的指標（NXJ7、NSJ7、NSS3）剔除，確定27項指標為“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征求意見問卷（一）的具體內容。

　　2.2“高校體育課程內容標準體系”的評價主體信度

　　一般而言，具有較高信度的評價，其評價主體內部就會具有較好的一致性[11]。因此，評價主體的一致性程度也可說明評價的信度大小。本研究采用肯德爾（M.Kendall）和諧系數法（W值）檢驗專家們（評價主體）之間的一致性信度。W=1表明全體專家對所有條目給出的評價完全一致；W=O說明專家意見的一致性最差[11]。本研究在步驟2得到“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的具體指標后，于步驟5的第2輪正式征求意見中請專家對“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中每個指標的重要性進行排序，根據排序結果得到評價主體一致性信度的肯德爾和諧系數。結果表明（見表2），專家在第2輪正式征詢中，對各指標的重要性排序問題上達到了具有顯著性水平的評價主體一致性信度（W=0.628，χ2—近似=75.89，P<0.05），說明專家和體育教師皆認為該“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可以作為用來指導和考量大學生體育課程學習目標是否有效達成的依據。由此也說明該指標體系是比較可信的。

　　2.3“高校體育課程內容標準體系”的效度

　　內容效度一般是用所能評價的屬性與評價設計者所要評價屬性的相關程度進行估計的。當無法計算兩者的相關系數，或通過對評價結果的數學分析也無法確定其有效性時，“內容效度比（ContentValidityRatio，CVR）”是對評價指標效度進行評定的一種簡便易行的方法[12]。本研究選擇內容效度比來對“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的效度進行分析與評定。CVR=-1表示所有的評價者都認為某指標不當；CVR是負值，表示認為某指標適合的評價人數不到半數；CVR=0表示評價者中認為某指標適合的人數一半對一半；而當CVR=1則表示所有評價者都認為某指標內容很好[9]。本研究依據第2輪正式征求意見中，專家和教師對每個指標的取舍情況，計算每個指標的CVR用以評定指標效度。結果顯示，有24項指標的CVR均在0.5以上[12]（見表3）。這24項標準指標最終形成了“大學體育課內容標準指標體系”。

　　2.4教指委專家、公體專家、教師專家對各指標的層次認同分析

　　為了解各個領域中各項指標間是否存在重要性層次，將問卷調查中對最終確定的24項指標按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和非常不重要5級層次的評價，采用平均數（M值）的95%置信區間統計。結果（見表4）發現，教指委專家、公體專家、教師專家對24項內容標準的認同趨于一致。3組人群均認為NYC1、NYJ1、NXJ1、NSS1指標是該領域中非常重要的標準。將平均值從高到低進行排序后，可見5個學習領域中各項指標間具有一定的層次，尤以運動參與、運動技能、社會適應等3個領域較為突出。從各項指標的平均值（M值）排序發現，3組人群對24項指標的認同程度相對一致，除身體健康領域，其他領域都有M≥4.0的條目，即3組人群均認為NYC1、NYJ1、NXJ1、NSS1指標是該領域中非常重要的標準指標。據此，本研究將24項指標劃分為3個層次：即非常重要的標準指標（M≥4.0）、重要標準指標（3.5≤M≤4.0）和一般標準指標（M≤3.5）。最終得到具有3個層次（非常重要、重要、一般），共24項指標的“高校體育課程內容標準體系”（見圖1）。

　　3討論

　　前期采用德爾菲法得到的5個領域共30項具體指標[10]是大學體育課程領域的專家觀點，蘊含著當代國際和國內體育課程發展的基本方向和我國高等教育體育教育要求。然而，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最終的實施者是廣大的一線大學體育教師。因此，本研究將得到的30項具體標準指標對大學一線體育教師做了調查，并將調查結果與專家征詢結果做了比較。同時，為了觀察不同類型的教指委專家之間、不同院校的公體專家之間、一線體育教師之間對所得指標的認同程度，本研究在3種人群內部又做了檢驗比較。研究結果顯示，有20項標準指標得到了專家與教師的一致性高度認同，說明本研究擬定的具體內容標準是符合我國大學體育教育要求、學生的需要、當代社會生活的需求，以及專家和教師對體育課程的理解的。有7項標準指標的差異源于3種人群內部，說明來自理論組、公體組和技術組的教指委專家、綜合性與專業院校的公體專家和教師，對這7項標準指標的理解因其體育專業研究方向的不同（教指委委員）、因其所在學校的性質和學生培養方向的不同（公體主任和教師）而存在差異。實質上，這種差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恰恰是這7項存有分歧的標準指標，體現了將要建構的內容標準體系的“和而不同”[13]。本研究保留了這7項標準指標。有3項標準指標因在教師與專家之間存有極顯著差異而被剔除。得到含27項標準指標的“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再次采用德爾菲法對由教指委委員、公體主任和一線具有高級職稱的體育教師組成的專家組進行了2輪正式征詢。征詢意見結果顯示，教指委專家、公體專家與教師專家對“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的各項指標存在著顯著的評價主體一致性信度，該體系中有24項指標的內容效度比（CVR）>0.5，且達到顯著性水平，具有統計學意義，說明專家均認為“大學體育課程內容標準指標體系”能夠用來作為指導和考量大學生體育課程學習目標是否有效達成的依據。

　　本研究得到的高校體育課程內容標準體系不足之處在于：研究只是基于理論的邏輯分析和對未來實施者的主觀認同調查，盡管體系中各具體標準的篩選與最終的確定來自于數據的可靠性分析結果，但其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實效性仍有待于在未來的具體實施中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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