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中，我們學習到的不僅是專業(yè)知識，還有一些思想政治，個人素質的提升。每個大學都有其辦學宗旨和教育理念，也正是學校的理念不同發(fā)展和方向也不相同。本文是一篇核心期刊發(fā)表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大學理念的“變”與“不變”。

 　　摘 要：大學理念是人們對于大學本質及職能進行哲學思考的認識結晶，通過不斷的吐故納新來實現自我的超越與發(fā)展是其生存發(fā)展的固有邏輯。多元大學理念的不變邏輯就是人們對大學本質的守望與傳承。《現代大學論》是弗萊克斯納在已有大學理念基礎上，對當時代大學進行主動覺解的認知體現。我國大學模仿借鑒程度高，自我發(fā)展程度低，在現代大學制度建設過程中必須以本土化的大學理念作支撐、高度重視學術自由，不斷提高人文學科地位，才能最終形成特色鮮明，類型多樣的大學生態(tài)。

　　關鍵詞：大學理念,弗萊克斯納,現代大學論

　　今年，是“美國著名教育批評家和改革者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1866-1959)”[1]的著名論著《現代大學論――美英德大學研究》(Universites：AmericanEnglishGerman[2])(后文簡稱《現代大學論》)一書問世85周年。這部堪稱經典的著作，是弗萊克斯納現代大學觀的集中體現，它不僅對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高等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對世人不斷反思“大學之為大學”，也提供了別樣的認知鏡鑒。弗萊克斯納的現代大學觀，距今雖然已愈百年，但他對大學內在本質與行為邊界等問題的哲學思考，對我們反思當下的中國大學建設，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和意義。

　　一、大學理念的恒久之變：“吐故”和“納新”

　　大學理念是人們關于“大學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等內在本質及其規(guī)律性問題，在認識論層面進行哲學拷問的認知結晶。著名學者潘懋元先生認為[3]：

　　大學理念是一個上位性、綜合性的高等教育哲學概念， 但它不僅反映高等教育的本質， 而且涉及到時代、社會、個體諸方面的因素。從“理念”切入， 不但可以更好地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質、功能、規(guī)律，而且能更好地理解高等教育規(guī)律如何制約和支持人們對高等教育的認識與追求。

　　在實踐中，作為特殊學校的大學自產生以來，就未曾停歇它進化發(fā)展的腳步，21世紀的哈佛與17世紀的哈佛已大相徑庭，現在的中國大學也與擴招前的中國大學風格迥異，我們不可能也無法用“不變的眼光”去審視、評價和建設大學。所以，我們與大學相關的想法、理論和理念等也必將因時、因地、因人而變，正是“在大學的古老與年輕之間、守正與創(chuàng)新之中，回歸大學理念一再成為熱門話題”[4]，在學界和實踐中被人們不斷地研究和驗證。大學理念也在這不斷的流變中，實現著自我的超越與發(fā)展。

　　(一)大學的變以圖存決定了大學理念要吐故納新

　　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論思想，不僅是物種與自然之間的叢林法則，也是大學與社會之間的叢林法則。加塞特(Ortega YGasset)認為[5]：

　　人類從事和熱衷于教育，是基于一個簡單明了、毫無浪漫色彩的原因――為了能夠滿懷信心、自由自在和卓有成效地生活，必須知道很多事情，而人的學習能力和需要獲得的知識又不成比例。

　　所以，人類熱衷于教育并對此給予各種投入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解決人的學習能力與需要獲得的知識不成比例這一生存性矛盾，而大學作為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其生成、發(fā)展、演變自然也要以承擔和履行教育的這一社會責任為旨歸。大學的發(fā)展史表明：當其職能效應與社會需求實現良性互動時，大學就能獲得生存發(fā)展的環(huán)境支持，組織的本體功能也能在責任承擔中得到鞏固提升;反之，當其職能效應與社會需求出現錯位斷層時，社會環(huán)境將迫使大學在“坐以待斃”和“變以圖存”間做出選擇。

　　在歷史上，從西方最古老的博洛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到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柏林大學(University zu Berlin)，再到美國的維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從人才培養(yǎng)的單一職能到

　　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yǎng)的二元職能，再到培養(yǎng)人才、科學研究與社會服務的三元職能(加上文化傳承就是四元職能);從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再到普及教育;從“象牙塔”到“社會軸心”再到“動力中樞”。可以說，大學的每一次革新和發(fā)展，都是在“適應”社會環(huán)境的同時，努力追求著自身的本體性、合理性和完善性。因此，弗萊克斯納說：“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大學，大學是社會進化的組成部分”[6]3，阿什比(Eric Ashby)說：“它像動物和植物一樣地向前進化，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與環(huán)境的產物”[7]。在變動不居的社會面前，大學只有在滯后、適應與超越間不斷地做出明智的調整，才能在彰顯“外在社會性”的同時，獲得生存與發(fā)展的契機，并最終達致自我的“內在組織性”。

　　既然大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從未停歇變以圖存，革以求進的腳步，那么作為人們對大學組織特性與行為功能進行哲學思考的大學理念自然也要因時、因地、因人而變，“只有認真思考大學的變與不變這一具有哲學意味的問題，才能科學謀劃大學發(fā)展戰(zhàn)略”[8]。從根源上看，一種大學理念的產生，本質上是一定時代的大學機能在認識者思想中的反映，但其本源卻是認識者在已有社會環(huán)境中對大學組織特性與行為功能情況進行反思批判的結果，是對歷史和現實所提供的認識素材進行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結果，也只有不斷的吐故納新，人們才能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形成既符合大學“內在組織性”，又符合大學“外在社會性”的大學理念。 　　所以，大學作為埋嵌在特定歷史和社會中的特殊組織，既帶有遺傳導致的質性共識，又帶有環(huán)境變化導致的時代預期。這一特性，使大學理念呈現出“當代看客”不斷修正已有理念，“未來看客”卻又修正“當代看客”理念的次第更新態(tài)勢，因此也形成了不同流派、不同主張和不同內容的大學理念，從紐曼(John Henry Newman)的“鄉(xiāng)村”到弗萊克斯納的“市鎮(zhèn)”再到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五光十色的城市”，雖非言人人殊，但亦非異口同調。任何一種大學理念都是對大學變以圖存的哲學思考，都是對已有大學理念吐故納新的結果，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使大學獲得更大的發(fā)展空間，以滿足人類對大學的功能需求，即使是各不相同的大學理念，其“大學理念的真正核心與爭論焦點并不在于什么是‘理念’，而在于什么是‘大學’”[9]，什么樣的大學才是人們理想愿景中的大學。

　　(二)《現代大學論》是弗萊克斯納對當時代大學的主體性覺解

　　我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認為，人類最顯著的特質就是具有對事物的覺解能力，“人不但有覺解，而且能了解其覺解，并且于覺解時，能自覺其覺解”[10]。所以，一種大學理念的形成與發(fā)展，既是持有者在當時代對大學之為大學的認識投射，也是持有者個人經歷及其對大學應然狀態(tài)的理想期待。《現代大學論》作為弗萊克斯納現代大學觀的代表，正是他對所處時代的大學狀況和應然期待進行主動覺解的結果。

　　李國倉：大學理念的“變”與“不變”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社會及其大學境遇，是弗萊克斯納現代大學觀產生的客觀土壤，他所出生的家庭背景，從童年到中學再到大學的求學經歷則是其現代大學觀形成的“稻種”(家庭背景、求學經歷對弗萊克斯納現代大學觀形成的影響，詳見郝艷萍論文[11])。“若借用佛家的名辭，我們可以說，覺解是‘明’，不覺解是‘無明’”。[12]《現代大學論》正是在此“土壤”和“稻種”的共同作用下誕生。他說[6]3：

　　從1928年秋天至1929年夏天，我訪問了德國和英國的大學，以了解這些大學的現狀、問題和工作方面的最新情況。……為了探討“現代大學的理念”，我從美國、英國和德國大學的各自特點去分析他們。我捫心自問：面對我們的理想，大學現在能滿足什么?不能滿足什么?

　　通過自己的主動覺解，弗萊克斯納形成了自己對大學與社會的關系、大學的組織與管理、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yǎng)、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職業(yè)與專業(yè)等宏觀或微觀問題的一系列看法和主張，并以《現代大學論》這一知名論著的形式享譽高等教育界。

　　因此，《現代大學論》是弗萊克斯納對大學本質、功能與使命等根本性問題開展哲學思考的結晶，并在他以后的實踐中得到了信奉、遵從和執(zhí)行。比如，他創(chuàng)立了聞名世界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三)《現代大學論》是弗萊克斯納對已有大學理念的批判與傳承

　　大學理念作為一種主體認識，是已有認識和反思現實的結合體。持有者若沒有對已有大學理念的批判和傳承，就不會有新大學理念的誕生和發(fā)展，這種內置的批判傳承關系，使不同時代、不同類別的大學理念間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

　　《現代大學論》是對洪堡大學觀傳承發(fā)展的結果。18世紀末19世紀初， 實用主義大學觀在德國大學成為主流，這使大學人在處理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產生了許多困惑，并在實踐中導致了許多問題。在此宏觀背景下，由洪堡負責組建的“柏林大學卻超越了啟蒙思想的功利主義原則，體現了新人文主義、理想主義的大學觀念”[13]，洪堡認為大學要獨立于社會經濟生活之外，以純粹的科學追求為組織原則，師生則要免予俗務，甘于寂寞，自由地潛心科學研究，他在《論柏林高等學術機構的內部和外部組織》文稿中，提出“每名成員如果能最大限度地認同于純學術的觀念，高等學術結構才可望實現其目標。所以，在這一群體中，孤獨和自由便是支配性原則”[14]。1884年，弗萊克斯納進入以德國大學為范例而創(chuàng)建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學習;1905年，他又到德國柏林大學開展研究生階段的學習，這些經歷成為他現代大學觀形成的決定性因素。他在《現代大學論》中主張的“無用知識的有用性”、對“純研究”或“基礎研究”的倡導捍衛(wèi)，對教師與學生、專業(yè)與職業(yè)、科學與人文等內在邏輯體系和相互關系的主張，與建立在新人文主義和理想主義基礎之上的洪堡大學觀可謂一脈傳承，這也是整本書中，他對德國大學批判最少的思想根源，他甚至認為“德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最接近于還高等教育以其應有的位置”[6]266。

　　同時，《現代大學論》還是對實用主義大學觀進行批判反思的結果。弗萊克斯納所生長的時代，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發(fā)展歷程上的黃金階段。工業(yè)化、城市化的實現在給人們帶來豐盈物質財富的同時，也使實用主義這一美國本土哲學成為人們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實踐選擇的哲學主導，大學在這一文化沖擊下也未能獨善其身。當時的美英德大學，充斥著為擴充教育機會而稀釋招生質量、為迎合社會需求而喪失學術操守、為獲取辦學資源而濫發(fā)學業(yè)證書等諸多不當之舉，這些非理性行為導致美國的大學對短暫的和眼前的需要不加思考地一味迎合。在弗萊克斯納的眼中，英國的大學雖沒有美國嚴重，但也面臨著過于順從地方利益和實際需求的危險。德國的大學局面即使不像美國那么危險，但也存在通過降低學術水準去為社會和企業(yè)提供服務的功利主義做法。

　　弗萊克斯納認為，現代大學在根據需求、事實和理想做出適應變化的同時，已走向了“唯社會需求至上”的極端危險之地。所以，自小深受理性主義精神浸潤的弗萊克斯納，不僅對以柏林大學為標志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fā)展模式欣賞有加，而且他還以此為認知標桿，構建自己的現代大學觀，并對實用主義之風肆虐的美英德高校進行了嚴肅犀利的批判性分析，從而再一次引起了大學人關于“大學是什么?大學何為”等有關大學辦學理念與實踐的持久反思，也確立了他在大學理念發(fā)展史上的獨特地位。

　　二、大學理念之變的不變邏輯：守望大學本質 　　從大學的發(fā)展史看，自中世紀大學誕生至今，人們一直在探尋“大學是什么?大學何為?”等有關大學本質與功能的時代答案，這是大學同外部環(huán)境博弈發(fā)展的認識需要，也是人們希望大學發(fā)展能夠回歸正途的理想訴求。這種需要和訴求，雖帶有明顯的感情色彩和時代特點，但也遵循著守望大學本質這一共同的歷史邏輯，前者是大學理念多元多變的主體基礎，后者則是大學理念一脈相承的內在根基。

　　(一)守望大學本質是多元大學理念的歷史共識

　　關于“大學是什么?大學何為?”的認識論問題，自大學創(chuàng)制以來就或隱或現地存在著，但認識的結果卻從未實現高度的統(tǒng)一。比如，紐曼在《大學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所闡述的大學認知與弗萊克斯納《現代大學

　　論》中所論述的現代大學觀就大異其趣，而赫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在《學習型社會》(The Learning Society)中所推崇的理想與克拉克・克爾在《大學的功用》(The Use of the University)所繪制的理想大學則大相徑

　　庭。正是由于認識主體在哲學思想和價值訴求上的不同，才使人們在大學的本質及職能等問題上，產生了難以類化和數計的大學理念。所以，人們在承認并不存在唯一固定不變的、普適性的大學理念的同時，也開始在大學理念的變幻發(fā)展中形成了某種歷史性共識，這種共識就是對大學本質屬性的歷史堅守，正是這一質性特征，成為大學在不同時代安身立命的合法性基礎。

　　正像比爾・雷丁斯(Bill Readings)在《廢墟中的大學》中所言：“大學這種文明形式就是建立在‘廢墟’之上，表現出層層積累的效果，人們不斷的建造、維修再推倒，然后又在原有的遺跡上重建”[15]。如果說大學的演變過程果真如此，那么這種廢墟之下的不變根基就是關乎大學之為大學的存在根本，如育人啟智、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知識探究等，這是大學存在發(fā)展的共性基礎，失去了這些普適性的本質特征，無論是大學的心理邊界，還是大學的空間地理邊界，都會被大學之外的各種利益訴求所打破，使大學失去自身的獨立性和合法性，也就談不上大學發(fā)展的內外部規(guī)律。

　　當然，大學作為社會創(chuàng)造之物，根本無法拋棄社會價值訴求而獨立發(fā)展。大學從對社會的被動適應到主動滿足，再到對社會發(fā)展的積極引領，其職能從人才培養(yǎng)到科學研究，再到服務社會和文化傳承，每一次職能的豐富和完善，都是大學與社會互動的結果，但社會的價值訴求并不是決定大學之為大學的內在根基。“對于社會要求大學承擔的使命與責任，先不說大學應不應該承擔，即使大學應該承擔，還要看大學能不能承擔，而這正是大學的本質決定的”[16]，如果大學無視自己的本質功能，而一味迎合外圍需求，久而久之必將失去“我之為我”的現實合法性。

　　大學作為埋嵌在特定歷史和社會中的特殊文化組織，被持有不同實踐經驗和價值取向的“大學看客”們對其理性認知，進行不斷的再構思、再表達。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不同的大學理念都可以依據持有者的認識哲學和價值訴求尋找到各自理念存在的現實根據，無論他們是“鄉(xiāng)村”、“市鎮(zhèn)”，還是五光十色的“城市”，區(qū)別只在于他們對大學價值訴求的不同，而揭示并守望大學的本質，統(tǒng)一大學的本質內涵與職能外延，把大學推回“大學之道”的理想訴求卻是亙古未變的歷史共識，也是諸多大學理念一以貫之的內在邏輯。

　　(二)弗萊克斯納的大學本質觀

　　《論語》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人們對于“大學”這一特殊社會組織的各種認識和實踐行為，均源自人們對于“大學”這一稱謂的認識和界定。不同的界定反映著不同的大學本質觀、組織觀、功能觀和實踐觀。“弗萊克斯納學校”的創(chuàng)辦、《美國和加拿大的醫(yī)科教育》的發(fā)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創(chuàng)立發(fā)展，以及他陸續(xù)發(fā)表的學術文章，乃至后來代表他大學觀的知名論著《現代大學論》的出版，可以說他在高等教育領域的一言一行都是他對“大學之為大學”本質屬性認知的外在反映。

　　在他看來，人們對“大學”一詞的使用太過寬泛，導致大學的工作、組織和管理偏離了正確軌道，出現了稀釋泛化。“大學本質上是一個做學問的場所，致力于保存知識，增進系統(tǒng)化的知識，培養(yǎng)遠高于中等教育水平之上的學生”[6]201，真正的大學應是師生無拘無束開展精神和智力活動的樂園，不僅具有高尚而明確的目標，而且不為世事俗物所干擾，是一個能夠做到精神與目的高度統(tǒng)一的、自主自治的有機實體，“大學可以在忠實于知識的情況下提出建議并觀察結果，然而不能成為對其后果承擔責任的實際代理人”[17]19。可見，弗萊克斯納深受德國傳統(tǒng)大學模式的影響，在“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大學’或者說‘真正的大學’，實際上就是傳統(tǒng)的研究型大學，就是洪堡在19世紀初建立起來的柏林大學”[18]。

　　從大學的這一本質邏輯出發(fā)，弗萊克斯納在書中高度強調大學追求科學、探究學術的純粹性和自治自主性，極力推崇科學研究的非功利性，并據此對大學機體的內部組織機構、行政和學術管理體制等進行了理想架構，對大學里的招生選拔、課程設置、學位授予、人才培養(yǎng)、專業(yè)職業(yè)之分、科學人文之思、大師大樓之辯以及學術交流、編外教師制度等發(fā)表了自己的獨特見解。同時，他還依據自己的大學本質觀，對當時美英德大學現狀進行了犀利的評判分析。

　　《現代大學論》之所以能夠在大學理念史上占據一個重要地位，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在實用主義哲學盛行的時代逆勢而上，高舉理性主義旗幟，極力捍衛(wèi)大學的內在學術價值和學術自由權利，對當時狂熱于社會服務的各國大學來說起到了“剎車調向”的作用，促進了大學的健康發(fā)展。

　　正如弗萊克斯納本人堅信的那樣，只要大學人能夠在“什么是大學”這一本質問題上做出正確的界定，大學就能在實踐中走出困境和危機，而這才是攸關各國大學興衰存亡的根本。他說：“我相信，錯誤和弊病一旦得到糾正，大學的理想就會顯示其內在的巨大力量――雖然不同的國家表現方式不同，但都奔向相同的最終目的”[6]6-7，這一相同目的就是在正確大學本質觀的指引下，讓大學“為應為之事”。 　　(三)弗萊克斯納的大學職能觀

　　布魯貝克(John SBrubacher)說：“為了生存并產生影響，大學的組織和職能必須適應周圍人們的需要”[17]18。在弗萊克斯納看來，“現代大學的最重要的職能，是在盡可能有利的條件下深入研究各種現象：物質世界的現象、社會世界的現象、美學世界的現象，并且堅持不懈地努力去發(fā)現相關事務的關系”[6]18，但他同時認為沒有一個研究者能夠在有限的生命力窮盡所有的研究問題，出于傳承知識和觀念的目的，大學同時必須承擔起訓練學生以“繼承事業(yè)”的人才培養(yǎng)重任。除此之外，忠于本質的大學就不適于承擔其他職能。

　　在此職能觀影響下，弗萊克斯納并不排斥大學與現實世界的密切接觸，但他認為大學在根據社會需求、事實和理想做出明智變化的同時，不應像水中浮萍一樣，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需要什么就滿足什么。真正的大學在履行職能時，應該堅守自己的大學本質，對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價值訴求持完全客觀的學術態(tài)度，“能夠在研究現象的同時，不去考慮在任何特定的時候就某些特定的事告訴立法機關、社區(qū)公眾、市政當局和各種商會應該做些什么?”[6]11。 在大學人為“繼承事業(yè)”而開展的人才培養(yǎng)活動中，教授們應該視學生為成熟的責任主體，使他們對自己的學習、所學學科和學習方式負責，經受不住這種考驗的學生將受到大學的拋棄。

　　所以，弗萊克斯納在書中極力主張“無用知識的有用性”，大力推崇“巴斯德式的社會服務”，認為“學問之所應培養(yǎng)好奇心，它們受即可功用的因素干擾越少，它們對人類福利和現代社會智力生活作出的貢獻就越大”[19]。“課題必須是嚴肅的或具有嚴肅的含義;目的必須是沒有私利的;不管研究結果對財富、收入或物欲的影響多么大，研究者必須保持客觀的態(tài)度”。[20]惟其如此，大學才能夠真正地分析研究各種社會問題、產生理論、培養(yǎng)探究和講授真理的人才、保存并發(fā)揚知識和思想。這樣的大學才能以其實力和聲望，為我們在動蕩的世界里做出明智的行動發(fā)揮出自身的職能。

　　“面對當時的社會變革， 弗萊克斯納認為， 美國的一些著名大學也開始迷失，英國的狀況雖然不那么嚴重，但也有所表現，德國大學則以一貫的理性保持了清醒”。[21]而他看到的美英德大學，大多在忙那些并不屬于大學職能的任務，尤其是美國大學不僅模糊了職能邊界，而且過度追求短暫的眼前需要，承擔了太多不屬于大學職能的“服務性行為”，致使某些大學出現了許多荒唐之事。這些大學所從事的“不應涉足之事”，不僅浪費了大量的人財物，讓大學淪落成為了無所不包的“垃圾場”，而且也損害了“我之為我的”大學尊嚴，淡化了大學的身份標識，影響了社會的長遠發(fā)展。

　　三、弗萊克斯納現代大學觀的理性審視

　　正如弗萊克斯納所言，我們不可能期望所有的國家、地區(qū)都采用一種單一的大學發(fā)展模式，這是很荒謬的。同樣，我們也不可能期望所有的大學、大學人都信奉或遵從一種固定不變的大學理念。《現代大學論》作為一部論述現代大學理念的經典之作，固然帶有明顯的地域特色、時代特點和感情色彩，但它對“大學是什么以及大學何為”等問題的認識剖析卻在歷史的變遷承續(xù)中保有不變的價值。通過觀古思今的鏡鑒方式，用“變”與“不變”的哲學思維，去理性審視弗萊克斯納現代大學觀的拙見與偏狹，對于當下我國正在大力推進的大學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或多或少能有一些啟發(fā)。

　　(一)《現代大學論》部分觀點摘述

　　關于現代大學的理念。作者在開篇就標舉自己闡述的是“現代大學理念”，以區(qū)別于紐曼之《大學的理念》。在這一新理念下，作者從歷史的角度審視大學發(fā)展，認為大學具有適應與不適應、落后與領先這兩個并不矛盾的時代特征，而且不存在適應于各個時代和國家的統(tǒng)一的大學發(fā)展模式。雖然，大學一直在調整自己以適應外在的需求與壓力，但判斷大學質量優(yōu)劣的理念和質量標準是持續(xù)存在的，真正的大學應該是一個自主自治的有機體，擁有高尚而明確的目標，能夠做到精神與目的的統(tǒng)一，而不僅僅是行政的集合體。

　　關于大學里的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是德國古典大學觀的一條核心原則，作者在書中秉承這一原則，認為大學的精髓就是學術自由。在教師方面，意味著教師可以研究任何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不受任何限制地走自己的路，而不必受制于外在的壓力和管控;在學生方面，意味著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課程、教師、考試時間甚至自由轉學，學生應像一個成人一樣被對待，并對自己的學習負責。大學的行政管理就是要為師生的學術自由搭建平臺、創(chuàng)造條件，而不是去干擾侵犯他們，“一句話，大學應該是學者的樂園，應該是他們沒有任何約束的、按自己的方式發(fā)展精神和智力的場所”[22]。

　　關于大學的科學研究。作者認為，只有不帶功利色彩的純科學研究，才能在研究解決問題的同時，使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獲得快速發(fā)展。盡管，這些研究本身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現象具有很大的實用價值，能夠為“偉大的社會”理解并掌控自身施加明智的影響，但大學和研究者作為科學研究的組織者和承擔者應漠視研究的用途和效果，至于用途和效果那是政府、市場和企業(yè)的事情，與大學無關。

　　關于大學里的人文學科。作者認為，它“不僅包括嚴格意義上的人文學科，而且包括科學知識本身內在的人文價值”[23]，這些學科不僅能對社會的發(fā)展乃至歷史進程產生實在的影響，具有價值和后果，而且也是對科學進步狀況進行冷靜的哲學反思的一個平衡點。因為“知識的進步和控制力的增強會沖昏我們的頭腦，使我們失去眼力，失去歷史感，失去哲學觀，失去對各種有關的文化價值的洞察力”[6]16。所以，人文精神與科學探索并不沖突，且能指引科學研究的方向，現代大學中應加強人文學科的研究工作，但實際上人文學科在大學中的發(fā)展步履維艱。

　　除此之外，關于大學的屬性、職能、精神及其組織內外的關系處理等，作者都有一整套的看法。作者眼中的現代大學像人類社會的其他組織一樣，是處于特定時代并對現在和未來都會產生影響的特殊組織，需要對社會采取明智的行動施加影響但卻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歷史責任，大學的各種行為都應以“研究發(fā)展知識和培養(yǎng)人才”為惟一宗旨，其他一切行為都是不當之舉。除了宏觀層面的論述之外，書中還就教師、學生、專業(yè)、職業(yè)、課程、學位以及大學的結構設置、組織管理、校園建筑、薪資待遇等微觀層面的問題作了獨特的分析。在解讀研究方面，學界先人通過系統(tǒng)分割、評判分析等方式，已對其現代大學觀作了多角度、多層面的哲學思考，在此不再一一贅述。 　　(二)弗萊克斯納現代大學觀的拙見與偏狹

　　大學理念作為人類對大學有關問題的認識結晶，體現著歷史和社會特點，融合著個體的情感和價值，這一特征決定了任何一種大學理念都沒有絕對的普適性和永久的科學性。關于弗萊克斯納的現代大學觀，有人對其理論持贊成態(tài)度并給予高度評價，也有人將其視為美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守舊分子”，對其進行攻擊和評判。[24]無論是肯定與否定，還是贊揚與攻擊，能夠引起社會巨大爭論本身就彰顯了這一大學觀的社會價值和智慧光芒。

　　弗萊克斯納沿襲洪堡、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等人的大學理想與主張，堅守科學研究、學術自由和寂寞為學的大學本質觀，呼吁真正的大學應是學者的樂園，是培養(yǎng)學術人才的有機體，質量要高，課程學位要充實有價值

　　，師生要精挑細選，氛圍要自由而不求事功，并從這一內在邏輯出發(fā)，系統(tǒng)闡述了現代大學在社會中的應有位置、應為之事和不應為之事。實際上，不管大學是完全的打碎重建，還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沿革發(fā)展，傳承發(fā)展知識和培養(yǎng)人才是其經久不衰，持續(xù)存活的生命點。弗萊克斯納的現代大學觀牢牢抓住大學生存發(fā)展的生命真諦，極力維護大學的內在學術價值和人才培養(yǎng)地位，無論在任何時代，這一觀點對于保護“大學之大”的尊嚴和地位而言，都不失為一種卓見。

　　大學要生存發(fā)展就要適應社會需要，但過度適應又將失去“我之為我”的身份特質，這是大學任何時候都不得不面對的兩難境地。弗萊克斯納在處理這一兩難境地時，從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出發(fā)，主張大學要盡可能獨善其身，可以同社會接觸但不要過多承擔為社會服務的職能，大學里的科學研究和科學研究的社會功用應各行其道，應不受社會現實所左右，這一觀點對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沉迷于實用主義哲學的美國大學而言無疑具有戒醒作用。

　　但是，社會的發(fā)展和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普及化，引發(fā)了知識生存模式由“模式1”向“模式2”的現代轉型。在模式1中，知識生產是基于學科和學術興趣的、同質性、等級制的知識處理模式，承擔的社會責任相對較小;在模式2中，知識生產是基于應用需求的、跨學科的、異質性的、非等級制的知識處理模式，承擔的社會責任更大，覆蓋的范圍也更廣。這一轉變使得基于社會和國家需求導向的科學研究，成為現代大學知識生產和科學研究的必然選擇，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地位凸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弗萊克斯納“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管他春夏與秋冬”的科學研究方式及有關大學職能的主張無疑是保守而偏狹的。

　　我們無法也無權對時空相異的不同大學理念進行“優(yōu)劣評鑒”，弗萊克斯納的現代大學觀也只是力求將大學發(fā)展拉回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時代的個人理想與價值訴求，是針對精英主義時代的大學而言的。對大眾化甚至普及化的當代大學而言，他對大學社會服務、學生管理、大學組織等方面的許多看法顯得有些過時，這種過時也表明了，弗萊克斯納現代大學觀中維持理想與滿足現實需求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雖然，弗氏的現代大學觀在高教史上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但從高等教育哲學的視角來審視，其現代大學觀“隱含著高等教育哲學政治論與認識論的折中、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融合、理性主義與功利主義的博弈，在對大學的功利主義思想進行批判的同時也對大學進行了理性的建構”[25]，這也是其思想體系無法回避的局限性。

　　國內外研究“大學理念”的學術成果之多，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但諸多研究只是對“大學理念”的簡單化解讀或重構，對于究竟什么才是當下應該踐行的大學理念，似乎從來沒有達成過共識。目前，學界對《現代大學論》的解讀，也主要集中在對著者原有思想的闡釋及其與現實的比對，至于在實踐中究竟能產生多大的指導作用，既依附于研究者的身份地位，也確定于研究者所處時代的大學境遇。

　　(三)《現代大學論》對當下我國大學的鏡鑒啟發(fā)

　　當前及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內，全面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大力推進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將成為我國大學建設的共同追求，在這一偉大進程中，亟需我們從大學理念切入，就大學的本質、功能與使命等認識論問題，作出與大學組織和民族實踐相契合的理性認識。所以，仔細推敲品味弗萊克斯納的《現代大學論》，將對進入改革深水區(qū)的中國大學實踐，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觀鏡自省之效。

　　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應有堅定的大學理念作支撐。我國現代大學作為借鏡西方大學的產物，長期以來“模仿借鑒”程度高，而“自我發(fā)展”程度低，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大學在辦學過程中沒有堅定的大學理念。很多大學掌舵者對于自己掌舵的大學是什么?要干什么?要堅持什么?要舍棄什么?等諸如此類的問題，要么認識不清晰，要么認識歸認識，行動歸行動，根本沒有形成與之相合的制度章程，并一以貫之，校長一變，辦學方向、實踐等也往往隨之而變，導致我國的大學建設“新東西”多，而“舊東西”少，新舊之間失去了精神的傳承，這是改革的困境，也是發(fā)展的硬傷，必須謀策以對。

　　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應高度重視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是大學的生命之源，但我國大學的學術自由政治導控鮮明，師生研究、學習唯政治、經濟、文化熱點是瞻，而對于涉及國家民族長遠大計的冷門學科、長線專業(yè)或非眼前所需研究問題的政策支持和條件創(chuàng)設上嚴重不足，導致教師教學的政治性壓倒了知識性，功利化的“研究興趣”壓到了學術性的研究興趣;學生的學習則按照“收入第一、興趣第二”來篩選組織。國家給予了大學和師生學術自由，二者卻用功利化的外在標準懸置了這種自由。在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中，該如何通過制度建設和氛圍營造，縮小大學教育現實性與大學教育理想性之間的鴻溝是制約大學質量發(fā)展的重中之重。

　　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應還人文學科以更高的位置。在大學的學科生態(tài)中，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探討的以“實”為主，而人文學科則以“虛”見長，其經濟價值、實體價值的隱形化、長線化特點，使其自身的發(fā)展速度和學科地位遠不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與之相關的師生和大學組織也往往處于相對弱勢地位。但是，“空殼的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異化的人”等非議現象的出現，已給現代大學貼上了“經濟工具制造廠”的標簽。我們必須在政策引導、資金支持和平臺搭建等各方面，高度重視人文學科對人類思維和價值觀的形塑作用，通過卓有成效的人文學科建設來彌合“虛”與“實”之間的裂縫，平衡物質和精神的失衡，承擔起現代大學應有的時代責任。 　　總之，大學自從在意大利誕生后，其中心先轉移到英國，再轉移到德國、美國，從博洛尼亞理念到紐曼的大學理念，再從洪堡的大學理念到查爾斯・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的威斯康星理念，無論是大學，還是大學理念都在社會的發(fā)展中發(fā)展著、變化著，但沒一所大學、每一種理念對“大學之為大學”的本質守望卻始終未變。我國作為高等教育大國，無論是承擔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重任的大學，還是承擔服務國家地方經濟發(fā)展的其他大學，都應該在辦學實踐中形成屬于自己學校的大學理念，并形成與之相輔相成的大學制度，使大學理念成為大學實踐的指路明燈，長時間的堅持下去，必定能夠形成特色鮮明，層次類型多樣的大學生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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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期刊論文發(fā)表推薦雜志《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學報1982年由教育部黨組決定創(chuàng)辦，1983年創(chuàng)刊。20多年來，學報一貫堅持探討教育規(guī)律、開展學術討論、反映研究成果、交流教育信息、推動教育改革、促進國際交流的宗旨;以其工程應用性、學術前沿性的鮮明特色，深受我國高教界、工程界的好評。1998年11月，中國工程院成立教育委員會，負責指導與協(xié)調工程院在工程教育方面(含工、農、醫(yī)等領域)的咨詢研究和學術活動，就中央和地方政府有關工程教育的改革與發(fā)展提出建議，同年決定，將《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作為工程院教委會會刊。根據工程院教委會的安排，本刊作為重要的研究資料，每個院士人手一冊，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在全國高教界和工業(yè)界的影響。